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说道：“开国需要军事，治国需要经济，孙中山是经济人才，而非军事人才，故不能统一中国，而蒋公是军事天才，而非经济长才，所以打下了天下而不能守之。”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蒋介石的治国本领。

日本投降后，行政院匆匆出台了《收复区各项紧急措施办法》，要点是迅速接收各项敌伪机关产业，恢复国民政府之地方行政、警察及财政金融机构，各项事业照常运营、恢复业务，安定都市社会秩序等。[1]

由于缺乏周密的计划和安排，致使接收工作混乱不堪。

那些在大后方过够了苦日子的国民党官员们，从远边山区回到富裕的收复区大都市，一下子被眼前的霓虹迷了眼，竟然公然抢占敌伪的房产和金银财宝，个个中饱私囊。

接收“既未先设整个统一之机构，亦无统一指挥接收之大员”；“特派员头衔者不知若干名，接收机关不下数十处，各不相谋，各自为政，明为接收，实为抢攘”[2]
官员们在接收中徇私舞弊，惊动了中央政府。蒋介石于9月25日，分电何应钦和北平行营参谋长王鸿韶，训以对接收人员“应即严加督饬，务须恪守纪律，以维令誉。如有不法行为，准予严究办，毋得宽假。”[3]

陆军总部进驻南京后，在一周内连续发布多份布告，下令不得擅自封占汉奸及日侨产业 、不得强占民房逆产或日侨住宅等。[4]

可是这许多通告和命令都成了一张废纸。京、沪、平、津当局先后发出了禁止接收人员以权谋私的通令，然正如张东荪对记者所言：“蒋主席的皇皇布告，虽然说杀无赦，而始终没有掉下一个头来。在公共场所百分之九十五谈起来没有不感喟的。”[5]

要知道接收大员们都是蒋介石的至亲嫡系，真犯了杀头的事，仁慈的老蒋也落不下刀子。正因为的蒋介石放纵手下为所欲为，让人民把国民政府看成一个抢夺财富的政府，让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建立起的崇高威望瞬间滑落。

接下来事情，更让国民政府的声誉跌入谷底。

日本投降后，货币统一被提到首要议程。当年，日本占领中国后，日本在沦陷区以一万法币兑换一万块日本军用券的方式，推广使用军用券，一比一老百姓不吃亏，物价也相对稳定。

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后发行伪币，为回收日本军用券，军用券与伪币的汇率为2：1，即一万块的军用券可以兑换五千块的伪币，虽说手上的钱贬值了一半，百姓总还能接受。

可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财政部为收回收复地区人民使用的法币，规定200元伪币兑换1法币（当时大后方与收复区的物价比例，法币与伪币的兑换比率最高不超过1：100）。

八年抗战已经让百姓手上财富射几乎全部湮灭，而今政府又只用很少的钱就收回了伪币，却全然不考虑老百姓的利益，打个比喻，抗战前有一万法币的普通百姓，经历了日军统治、汪伪政府和国民政府，手上的钱只剩下25元了，那9975元都到哪去了？

全都被政府吞了，填了财政的窟窿，让曾经有钱人都变成了穷人，让没有钱的人一无所有。试想，你曾经是一万元户，只是把钱存在银行里，可是八年后，银行里的钱由一万变成了25块，这种崩溃和绝望换成任何人都想拼命！

老百姓是最现实的，你让他过得好，就赞同你，你夺取他财富，自然痛恨你。更过份的是，国民党接受大员们，还有大后方的投机商们，发现自己手上的法币在沦陷区竟然如此值钱，都蜂拥到沦陷区来抢购，被时人形容为“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多年战争令物资缺乏匮乏，这抢购风更让沦陷区的物价直冲云宵。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国民政府货币政策，被老百姓视成了“抢钱，搜刮收复区的财富，让国民党失尽了人心！”
事后，陈立夫认为这件事“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李宗仁认为，在“一纸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区失尽人心，莫此为甚。”[6]

大公报社评《收复失土不要失去人心》：“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有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地下工作人员），也有由后方去的，只要人人有来头，就人人捷足先抢。”[7]

毁誉易，建誉难！国民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胜利，让国民政府的声望达到了执政以来的最高峰，可接收之事却令民国政府的声望由高峰直落谷底。沦陷区的老百姓被搜刮财富，大后方的老百姓在民国政府的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下也过得很惨。

[1]  转引自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382-402页

[2]《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报告书》，二档，五三六一——56

[3] 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9月25日

[4] 转引自《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206-210页

[5]《访问张东荪先生》，重庆《新民晚报刊》1945年11月29日

[6]陈立夫《成败之鉴》，(台湾)正中书局，1994版，337-338页

[7]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14，27日

　　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说道：“开国需要军事，治国需要经济，孙中山是经济人才，而非军事人才，故不能统一中国，而蒋公是军事天才，而非经济长才，所以打下了天下而不能守之。”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蒋介石的治国本领。

日本投降后，行政院匆匆出台了《收复区各项紧急措施办法》，要点是迅速接收各项敌伪机关产业，恢复国民政府之地方行政、警察及财政金融机构，各项事业照常运营、恢复业务，安定都市社会秩序等。[1]

由于缺乏周密的计划和安排，致使接收工作混乱不堪。

那些在大后方过够了苦日子的国民党官员们，从远边山区回到富裕的收复区大都市，一下子被眼前的霓虹迷了眼，竟然公然抢占敌伪的房产和金银财宝，个个中饱私囊。

接收“既未先设整个统一之机构，亦无统一指挥接收之大员”；“特派员头衔者不知若干名，接收机关不下数十处，各不相谋，各自为政，明为接收，实为抢攘”[2]
官员们在接收中徇私舞弊，惊动了中央政府。蒋介石于9月25日，分电何应钦和北平行营参谋长王鸿韶，训以对接收人员“应即严加督饬，务须恪守纪律，以维令誉。如有不法行为，准予严究办，毋得宽假。”[3]

陆军总部进驻南京后，在一周内连续发布多份布告，下令不得擅自封占汉奸及日侨产业 、不得强占民房逆产或日侨住宅等。[4]

可是这许多通告和命令都成了一张废纸。京、沪、平、津当局先后发出了禁止接收人员以权谋私的通令，然正如张东荪对记者所言：“蒋主席的皇皇布告，虽然说杀无赦，而始终没有掉下一个头来。在公共场所百分之九十五谈起来没有不感喟的。”[5]

要知道接收大员们都是蒋介石的至亲嫡系，真犯了杀头的事，仁慈的老蒋也落不下刀子。正因为的蒋介石放纵手下为所欲为，让人民把国民政府看成一个抢夺财富的政府，让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建立起的崇高威望瞬间滑落。

接下来事情，更让国民政府的声誉跌入谷底。

日本投降后，货币统一被提到首要议程。当年，日本占领中国后，日本在沦陷区以一万法币兑换一万块日本军用券的方式，推广使用军用券，一比一老百姓不吃亏，物价也相对稳定。

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后发行伪币，为回收日本军用券，军用券与伪币的汇率为2：1，即一万块的军用券可以兑换五千块的伪币，虽说手上的钱贬值了一半，百姓总还能接受。

可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财政部为收回收复地区人民使用的法币，规定200元伪币兑换1法币（当时大后方与收复区的物价比例，法币与伪币的兑换比率最高不超过1：100）。

八年抗战已经让百姓手上财富射几乎全部湮灭，而今政府又只用很少的钱就收回了伪币，却全然不考虑老百姓的利益，打个比喻，抗战前有一万法币的普通百姓，经历了日军统治、汪伪政府和国民政府，手上的钱只剩下25元了，那9975元都到哪去了？

全都被政府吞了，填了财政的窟窿，让曾经有钱人都变成了穷人，让没有钱的人一无所有。试想，你曾经是一万元户，只是把钱存在银行里，可是八年后，银行里的钱由一万变成了25块，这种崩溃和绝望换成任何人都想拼命！

老百姓是最现实的，你让他过得好，就赞同你，你夺取他财富，自然痛恨你。更过份的是，国民党接受大员们，还有大后方的投机商们，发现自己手上的法币在沦陷区竟然如此值钱，都蜂拥到沦陷区来抢购，被时人形容为“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多年战争令物资缺乏匮乏，这抢购风更让沦陷区的物价直冲云宵。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国民政府货币政策，被老百姓视成了“抢钱，搜刮收复区的财富，让国民党失尽了人心！”
事后，陈立夫认为这件事“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李宗仁认为，在“一纸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区失尽人心，莫此为甚。”[6]

大公报社评《收复失土不要失去人心》：“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有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地下工作人员），也有由后方去的，只要人人有来头，就人人捷足先抢。”[7]

毁誉易，建誉难！国民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胜利，让国民政府的声望达到了执政以来的最高峰，可接收之事却令民国政府的声望由高峰直落谷底。沦陷区的老百姓被搜刮财富，大后方的老百姓在民国政府的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下也过得很惨。

[1]  转引自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382-402页

[2]《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报告书》，二档，五三六一——56

[3] 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9月25日

[4] 转引自《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206-210页

[5]《访问张东荪先生》，重庆《新民晚报刊》1945年11月29日

[6]陈立夫《成败之鉴》，(台湾)正中书局，1994版，337-338页

[7]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14，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