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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晚秋,冰心发表《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明显带有影射意味的小说,林徽因随即派人送给冰心一坛子山西老醋,这意味着两位名重一时的才女很难再作为“朋友”相处了。抗战时期,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居住了近3年,但二人却并无交往。

林徽因与冰心的祖籍同为福州,算是同乡。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和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同为清华学校1923级毕业生,在校时住一个宿舍,算是真正的同窗。由于梁思成遭遇车祸腿部受伤,比吴文藻晚了一年出国留学。

1925年暑期,已是恋人关系的冰心与吴文藻到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巧的是,梁思成与林徽因也双双来到康奈尔大学访友。于是,两对恋人在绮色佳美丽的山川秀水间相会,冰心与林徽因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野炊生活照。有人认为,这是冰心与林徽因“作为友情的纪录”。

1987年,晚年冰心在《入世才人灿若花》中列举“五四”以来著名女作家,其中公开赞美林徽因说:“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到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

但待二人从美国回到国内,照片中的亲密情景便再也没有出现。

1926年,冰心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学成归国的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1927年夏,林徽因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半年。1928年春,她同梁思成结婚。8月,夫妻偕同回国,一起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

归国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服务于燕京大学。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先入东北大学,后转入北京中山公园内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此为1931年秋天间事。

林徽因以一位才女的形象渐入人们的视线,她的心思与才情赢得了许多男性精英的爱慕、尊敬甚至崇拜。但在上层知识女性中,她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梁思成的外甥女吴荔明在她所著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也毫不避讳地说,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吴荔明的母亲梁思庄(梁思成胞妹)没有芥蒂。与林徽因交往密切的作家李健吾在评价林徽因的性格特征时也说:“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

重返北平的梁林夫妇住在北京城内北总布胡同一个四合院内,由于二人所具有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很快围聚了一批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如诗人徐志摩、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物理学家周培源、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萧乾等等。

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坐论天下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

1933年晚秋,冰心发表《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明显带有影射意味的小说,林徽因随即派人送给冰心一坛子山西老醋。这意味着,两位名重一时的才女很难再作为“朋友”相处了。

1938年之后,随着抗战爆发和北方学术界南迁,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居住了近3年,且早期的住处相隔很近(冰心先后住螺蜂街与维新街,林徽因住巡津街),步行只需十几分钟。但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口传中,从未发现二人有交往经历。

倒是围绕冰心的这篇小说与徐志摩之死又滋生了一些是非恩怨,且波及后辈,这可能是冰心与林徽因当时没有想到的。

1931年11月19日早8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不料飞机失事。

徐志摩遇难后,冰心给梁实秋的信中关于徐志摩的部分是这样说的:“……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

冰心所暗示的“女人”是谁呢?想来冰心与梁实秋心里都心照不宣。与徐志摩走得最近的有3个女人,即林徽因、凌叔华、陆小曼,而最终的结局是,陆小曼嫁给了徐志摩,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凌叔华嫁给了北大教授陈西滢。

关于徐志摩与凌叔华的关系,当年在圈内和坊间并未传出与情爱相关的桃色新闻。而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则说:“徐志摩遇难后,舆论对林徽因有过不小的压力。”如果冰心不是专指林徽因,至少是把林徽因与陆小曼同等相视,而指林徽因的可能性当更大。后来,当梁从诫对一位叫陈学勇的学者谈到冰心时,“怨气溢于言表”。陈学勇说:“柯灵极为赞赏林徽因,他主编一套《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但多时不得如愿,原因就在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梁从诫为此不肯授予版权。”

林徽因与冰心公开结仇,表面上缘于一篇小说,不过就二人的性格而言,即便是没有这篇小说作为导火索,结怨也似乎是注定的,除非她俩毫无交往。林徽因与冰心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态度、人生哲学等很不相同,二人共同生活在一个文化学术圈内,各自心比天高,看对方不顺眼,最终由朋友成为仇敌则成为一种必然。
林徽因暗讽冰心受宋美龄邀请做官

到了1992年6月18日,中国作协的张树英、舒乙登门拜访,咨询王国藩起诉《穷棒子王国》作者古鉴兹侵犯名誉权一案,冰心在谈话中有意无意地承认了自己利用小说进行影射的历史事实:“《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他的照片。”

被冰心影射的林徽因,同样没有免除传统女性争风吃醋、娥眉善妒的陋习。冰心与宋美龄是先后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的校友。1940年夏天,宋美龄以校友名义邀请冰心、吴文藻夫妇到重庆参加抗战工作,冰心夫妇的人生轨道和家庭命运由此改变。

同年11月,在宋美龄的周密安排下,冰心、吴文藻夫妇与3个孩子还有保姆富奶奶,从云南乘坐飞机直飞重庆,包括冰心睡惯的一张席梦思大床垫的全部行李家具,由一辆大卡车拉走。吴文藻随后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冰心出任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文化事业部部长。

林徽因在1940年写给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书信中称:“朋友‘Icy Heart’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这封英文信后来由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翻译为中文,收入《林徽因文集》。

实事求是地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40年前后,冰心、吴文藻夫妇应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的邀请为国效力,本身就是正直爱国的表现。林徽因对于冰心夫妇“飞往重庆去做官”的诋毁误解,主要是出于女性之间娥眉善妒的争风吃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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