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日、朝三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领域十分宽广。在这部经常为三国人民引为美谈的史册中，我们注意到，在兵器与武艺的交流方面，也写下许多精彩篇章，其中尤以剑刀武艺的交流内容丰富，引人入胜。一般说来，中、日、朝的古代武艺，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历史，民族风格上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但是，由于长时间的相互影响，交*渗透，使三国在武艺领域里产生了许多共生现象，不少具有共同特点的东西一直遗存到现代。显然，这些共同点正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以剑刀技艺为主体的所谓“短兵”体系，从来都是中国古代武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日、朝武艺交流的重心所在。这个问题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牵涉到许多尚待探索的史事，而我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有待今后的努力，特别有待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总之，历史上三国之间的武艺交流活动，直到今天还在以体育文化的形式延续着，并且显现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这一点着眼，研究这个问题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就自不待言了。首先对古代中、日、朝剑刀武艺交流活动进行研究的，是已故学者唐豪先生。（1）步唐先生之后尘，1980年，我发表过一篇研究中日剑刀武艺交流的文章，曾被译介到日本，多少产生了一些反响。（2）忽忽二十年过去了，出于对此问题的特殊兴趣和责任感，我不断搜求新的材料，认识也有所跟进，早就萌生旧作重写的念头。在这篇新作中，我将把一些新材料和新认识补写进去；同时，为了扩大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又将中、朝武艺交流的若干史事也纳入其中。然而，既限于个人水平，又限于所用资料毕竟以中国文献居多，论述恐仍旧不免于偏隘。

　　先父马凤图（健翊）生前对保存中国的日本双手刀法非常珍惜，不但要我郑重保存因流传不广而幸未遭到流俗浸染的刀法，而且一定要下功夫去研究它的渊源，认真清理明代以来我国出现的多家双手刀图谱，使这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显扬当世，传存后代。我1980年那篇旧作，就是遵从先父的嘱咐起笔的，然而初稿完成时先父已溘然作古，正式发表竟一直拖到“文革”恶梦醒来以后……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再度撰写这篇文章时，的确深深感觉我的研究进度太过滞缓，至今为止，仍然还有很多问题说不大清楚，还有不少工作需要继续做下去。思之，真是愧对先父遗教，不免为之汗颜。

　　一

　　我国的武艺起源极早。它的内容和形式总是因时变易，时代不同，特点各异。同时，在武艺形成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曾产生了军旅武艺与民间武艺的分野，还贯彻着技击因素与健身因素依存消长的矛盾。总而言之，武艺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它的发展史同样也是相当复杂的。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古代，在冷兵器在战争中据于主要位置的历史条件下，武艺的社会价值首先决定于它在战争中和各类社会冲突中的防身杀敌之效。因此，它的内容就不能不以临阵实用的兵器技术为主体；它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同兵器形式的发展变化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由此推之，任何武艺形式的传播与交流，也必然以兵器的传播交流为先导，为载体。

　　一般认为，早在周、秦时代，我国制作的剑刀等兵器就已传入日本，其传入途径主要是朝鲜半岛。日本的古文献和大量考古资料证明，日本与古代韩国之间存在一条所谓“海北道中”的交通路线，历年来，在日本北九州发现了大量的先秦铜剑和铸剑的铜范。在北九州发现的很多“是锋刃锐利，具备完整特色的中国产品”。（3）而相同的兵器在韩国原属弁韩、辰韩的庆尚南北道也多发现。多年前，日本著名学者木宫泰彦先生曾经指出：“这些事实说明，中国文化产品的铜剑、铜铎，远在二千几百年前的古代，就经过弁韩、辰韩、对马等地，先传到博多湾沿岸，然后传到筑后、丰后方面。因此可以推断，这条线是当时的主要交通线，恰好同《书纪》中所说的海北道中一致。”（4）另据汪向荣先生说，日本列岛弥生时代，其青铜文化分成两个文化圈，一是铜铎文化圈；一是铜利文化圈。所谓铜利文化圈，就是指北九州地区发现的大量“铜利器”，其中主要是铜剑等兵器。在佐贺县的瓮棺土葬的原始古坟地带和怡土郡的支石墓中，都发现了为当时统治者用于陪葬的铜剑等兵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这些随葬品中，除了极少数可以认为是当地仿制者外，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大陆或朝鲜半岛上来的舶载品。”在铜利器传入同时，制作技术也随之传入，这为铸型（熔范）的发现所证明。（5）在朝鲜半岛的许多地方，都挖掘到中国先秦时期的铜剑，进一步证明在中、日、韩三国人民的早期交往中，剑已成为传递文化和联络感情的媒介物之一了。（6）

　　到了汉代，中国制作的各类短兵器，尤其是铁制环首大刀，曾大量流入日本，对日本短兵器形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环首大刀兴起于西汉初期，它是在剑，特别长剑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一种新式短兵器。由于汉代铁制环首大刀刀形轻便，锻造精良，战阵实用之效很高，因此特别受到日本武士的喜爱。1962年，在日本奈我以为剑谱的绘制年代不晚于元明两代，或者还要早一些。首先，二十四势的谱词中，有不少词语在元人小说《水浒传》和元杂剧中也可见到。试举三例：其一，剑谱“击法有五”的第一法是“豹头击”，在图势中排在第四势，是“霹击上杀”之法。唐豪先生认为“豹头击”即日本剑道中的“诸手上段之构”；我以为此即通备双手刀法之“力劈华山”。按，以“豹头”命名，与《水浒传》林冲的绰号叫“豹子头”寓义相近。元代《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上写张飞“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水浒传》第七回写林冲也是“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王利器先生认为，《水浒》中的林冲从武艺、绰号都是模拟张飞而来的，是以形象为绰号。（59）这是元代很流行的比拟方法，所以也被引伸到了剑的动作名称中。其二，谱内出现最多的是“掣”字，这个字在《水浒传》的打斗描写也时常见到。如：第二回：“王进野却不打来，将棒一掣，却望后生怀里直搠进来。”第九回：“洪教头先脱了衣裳，拽札起裙，掣条棒，使个旗鼓。”第十四回：“只见侧阳首篱门开着，一人掣两条铜鏈。”如此频繁地使用这个字，是明代武术资料中所没有的，这应该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习惯用词。其三，剑谱第十二势“钻击势”的谱词有“鹅行鸭步”一词，亦见《水浒传》第三十二：“你两个闲常在镇上抬桥时，只是鹅行鸭步，如今却怎地这等走得快？”三例或能说明剑谱还保留了一些元代语言特色，证明它的术语的形成要早于明代。其次，剑谱的不少技术术语，如：裙拦、诱赚、直符送书、朝天势、兽头势、白蛇弄风、泰山压顶等，也见于明代武艺图籍中；但有些术语则不见于明代武艺图籍。见于明代者，分散在枪谱、棍谱、拳谱中，而这里却集中在剑谱中。不见于明代的居多，而且有些字词在风格上与明代有较大差异。这一方面说明了古典武艺术语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些剑谱所特有的词语在明代已不再使用，并被其它武艺形式所借用。再次，谱中绣像人物画、刻俱很精彩，很传神，动静分明，把位步势交待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人物服饰是明代小说绣像人物的常见服饰，绘画风格与明代徽刻小说绣像插图相近。

　　综上，我初步认为，这个剑谱所记录的是宋元以来流传有绪的双手剑法，它的形成可能在元代，但把它整理成为这个谱本的，则可能是一位明代武艺家。至于它如何能传到朝鲜，茅元仪大致在何时得到它，这些问题并非毫无踪迹可寻，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先放下来，待以后再谈。唐豪先生曾拿这个剑谱与日本松平喜登所著《剑道手引》做了一番比较，他发现日本剑道的五个“构”，即五个基本刀势。与这个剑谱中的五个势子相同，因此，他进一步认定，日本的双手剑刀法，是以朝鲜为桥梁由我国传去的。他还认为，经过元朝蒙古统治阶级对民间练武的一再禁绝，我国的双手剑刀法在明代已经失传了。（60）唐豪所做的比较有很大的可信性，但不能说已很有说服力了，因为剑谱图势的相同，只是一种静态比较，不足以证明这五个剑势的劲力要求和运动脉络也相同，因此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剑谱中的一部分动作，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击”法，与日本剑道动作如出一辙，若合符节，这真实地反映出中日双手剑刀法之间的渊源关系，证明我国双手剑刀法确曾东传日本。至于到了明代我国双手剑刀法基本失传的问题，我以为，原因复杂，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历史原因，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元朝的禁止。

　　如前所论，从总体上说，我国古代剑法，主要是双手剑刀法在明代已成广陵绝响，但也不能排除它仍旧被一些民间武艺家所传习。也就是说它还存在，只是未被官方重视而已。精通武艺的明代抗倭名将领俞大猷，曾师事民间武艺家李良钦学习“荆楚长剑”。据明李杜撰《俞公大猷功行纪》载：“始学骑射，指能知镞，辄命中。又从李良钦击荆楚长剑，法即得，良钦故批公手，公还与斗，良钦释剑谢曰：”公异日剑术天下无敌者。‘公既尽剑术，益悟常山蛇势。“（61）李良钦是一位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我们对他的生平了解不多。清雍正修《福建通志》有他一个小传，引录如下，以稍见其人。传云：”李良钦，同安人。少任侠结客，精于剑术，娴于韬略，大猷从而学焉。嘉靖间，大猷及戚继光扫平倭寇，制胜多出其谋。大猷上其功于朝，辞不就。年九十余卒。“（62）同安，明属泉州府。荆楚地区正是长剑的发源地，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出产”勇士奇才剑客“。（63）到了明代，可能还有流风余韵绵延下来。”荆楚长剑“的具体内容已无可考知，但从上引资料来看，俞大猷从李良钦”击荆楚长剑“，一个”击“字，极为传神的道出了它的本质，就是说这种剑法的主要形式是”相击“，不是单练，不是一般用于表演的”套子武艺“。又，”良钦故批公手，公还与斗“，这十个字同样传神的勾勒出了长剑的技术特点。击剑技术的一个最基本最常用的攻击手段，就是攻击对家的前臂和执剑的手，因为这里是对家距离自已最近的部位。戚继光所谓”枪是伏腰锁，

历史上，中、日、朝三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领域十分宽广。在这部经常为三国人民引为美谈的史册中，我们注意到，在兵器与武艺的交流方面，也写下许多精彩篇章，其中尤以剑刀武艺的交流内容丰富，引人入胜。一般说来，中、日、朝的古代武艺，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历史，民族风格上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但是，由于长时间的相互影响，交*渗透，使三国在武艺领域里产生了许多共生现象，不少具有共同特点的东西一直遗存到现代。显然，这些共同点正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以剑刀技艺为主体的所谓“短兵”体系，从来都是中国古代武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日、朝武艺交流的重心所在。这个问题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牵涉到许多尚待探索的史事，而我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有待今后的努力，特别有待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总之，历史上三国之间的武艺交流活动，直到今天还在以体育文化的形式延续着，并且显现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这一点着眼，研究这个问题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就自不待言了。首先对古代中、日、朝剑刀武艺交流活动进行研究的，是已故学者唐豪先生。（1）步唐先生之后尘，1980年，我发表过一篇研究中日剑刀武艺交流的文章，曾被译介到日本，多少产生了一些反响。（2）忽忽二十年过去了，出于对此问题的特殊兴趣和责任感，我不断搜求新的材料，认识也有所跟进，早就萌生旧作重写的念头。在这篇新作中，我将把一些新材料和新认识补写进去；同时，为了扩大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又将中、朝武艺交流的若干史事也纳入其中。然而，既限于个人水平，又限于所用资料毕竟以中国文献居多，论述恐仍旧不免于偏隘。

　　先父马凤图（健翊）生前对保存中国的日本双手刀法非常珍惜，不但要我郑重保存因流传不广而幸未遭到流俗浸染的刀法，而且一定要下功夫去研究它的渊源，认真清理明代以来我国出现的多家双手刀图谱，使这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显扬当世，传存后代。我1980年那篇旧作，就是遵从先父的嘱咐起笔的，然而初稿完成时先父已溘然作古，正式发表竟一直拖到“文革”恶梦醒来以后……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再度撰写这篇文章时，的确深深感觉我的研究进度太过滞缓，至今为止，仍然还有很多问题说不大清楚，还有不少工作需要继续做下去。思之，真是愧对先父遗教，不免为之汗颜。

　　一

　　我国的武艺起源极早。它的内容和形式总是因时变易，时代不同，特点各异。同时，在武艺形成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曾产生了军旅武艺与民间武艺的分野，还贯彻着技击因素与健身因素依存消长的矛盾。总而言之，武艺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它的发展史同样也是相当复杂的。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古代，在冷兵器在战争中据于主要位置的历史条件下，武艺的社会价值首先决定于它在战争中和各类社会冲突中的防身杀敌之效。因此，它的内容就不能不以临阵实用的兵器技术为主体；它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同兵器形式的发展变化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由此推之，任何武艺形式的传播与交流，也必然以兵器的传播交流为先导，为载体。

　　一般认为，早在周、秦时代，我国制作的剑刀等兵器就已传入日本，其传入途径主要是朝鲜半岛。日本的古文献和大量考古资料证明，日本与古代韩国之间存在一条所谓“海北道中”的交通路线，历年来，在日本北九州发现了大量的先秦铜剑和铸剑的铜范。在北九州发现的很多“是锋刃锐利，具备完整特色的中国产品”。（3）而相同的兵器在韩国原属弁韩、辰韩的庆尚南北道也多发现。多年前，日本著名学者木宫泰彦先生曾经指出：“这些事实说明，中国文化产品的铜剑、铜铎，远在二千几百年前的古代，就经过弁韩、辰韩、对马等地，先传到博多湾沿岸，然后传到筑后、丰后方面。因此可以推断，这条线是当时的主要交通线，恰好同《书纪》中所说的海北道中一致。”（4）另据汪向荣先生说，日本列岛弥生时代，其青铜文化分成两个文化圈，一是铜铎文化圈；一是铜利文化圈。所谓铜利文化圈，就是指北九州地区发现的大量“铜利器”，其中主要是铜剑等兵器。在佐贺县的瓮棺土葬的原始古坟地带和怡土郡的支石墓中，都发现了为当时统治者用于陪葬的铜剑等兵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这些随葬品中，除了极少数可以认为是当地仿制者外，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大陆或朝鲜半岛上来的舶载品。”在铜利器传入同时，制作技术也随之传入，这为铸型（熔范）的发现所证明。（5）在朝鲜半岛的许多地方，都挖掘到中国先秦时期的铜剑，进一步证明在中、日、韩三国人民的早期交往中，剑已成为传递文化和联络感情的媒介物之一了。（6）

　　到了汉代，中国制作的各类短兵器，尤其是铁制环首大刀，曾大量流入日本，对日本短兵器形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环首大刀兴起于西汉初期，它是在剑，特别长剑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一种新式短兵器。由于汉代铁制环首大刀刀形轻便，锻造精良，战阵实用之效很高，因此特别受到日本武士的喜爱。1962年，在日本奈我以为剑谱的绘制年代不晚于元明两代，或者还要早一些。首先，二十四势的谱词中，有不少词语在元人小说《水浒传》和元杂剧中也可见到。试举三例：其一，剑谱“击法有五”的第一法是“豹头击”，在图势中排在第四势，是“霹击上杀”之法。唐豪先生认为“豹头击”即日本剑道中的“诸手上段之构”；我以为此即通备双手刀法之“力劈华山”。按，以“豹头”命名，与《水浒传》林冲的绰号叫“豹子头”寓义相近。元代《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上写张飞“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水浒传》第七回写林冲也是“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王利器先生认为，《水浒》中的林冲从武艺、绰号都是模拟张飞而来的，是以形象为绰号。（59）这是元代很流行的比拟方法，所以也被引伸到了剑的动作名称中。其二，谱内出现最多的是“掣”字，这个字在《水浒传》的打斗描写也时常见到。如：第二回：“王进野却不打来，将棒一掣，却望后生怀里直搠进来。”第九回：“洪教头先脱了衣裳，拽札起裙，掣条棒，使个旗鼓。”第十四回：“只见侧阳首篱门开着，一人掣两条铜鏈。”如此频繁地使用这个字，是明代武术资料中所没有的，这应该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习惯用词。其三，剑谱第十二势“钻击势”的谱词有“鹅行鸭步”一词，亦见《水浒传》第三十二：“你两个闲常在镇上抬桥时，只是鹅行鸭步，如今却怎地这等走得快？”三例或能说明剑谱还保留了一些元代语言特色，证明它的术语的形成要早于明代。其次，剑谱的不少技术术语，如：裙拦、诱赚、直符送书、朝天势、兽头势、白蛇弄风、泰山压顶等，也见于明代武艺图籍中；但有些术语则不见于明代武艺图籍。见于明代者，分散在枪谱、棍谱、拳谱中，而这里却集中在剑谱中。不见于明代的居多，而且有些字词在风格上与明代有较大差异。这一方面说明了古典武艺术语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些剑谱所特有的词语在明代已不再使用，并被其它武艺形式所借用。再次，谱中绣像人物画、刻俱很精彩，很传神，动静分明，把位步势交待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人物服饰是明代小说绣像人物的常见服饰，绘画风格与明代徽刻小说绣像插图相近。

　　综上，我初步认为，这个剑谱所记录的是宋元以来流传有绪的双手剑法，它的形成可能在元代，但把它整理成为这个谱本的，则可能是一位明代武艺家。至于它如何能传到朝鲜，茅元仪大致在何时得到它，这些问题并非毫无踪迹可寻，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先放下来，待以后再谈。唐豪先生曾拿这个剑谱与日本松平喜登所著《剑道手引》做了一番比较，他发现日本剑道的五个“构”，即五个基本刀势。与这个剑谱中的五个势子相同，因此，他进一步认定，日本的双手剑刀法，是以朝鲜为桥梁由我国传去的。他还认为，经过元朝蒙古统治阶级对民间练武的一再禁绝，我国的双手剑刀法在明代已经失传了。（60）唐豪所做的比较有很大的可信性，但不能说已很有说服力了，因为剑谱图势的相同，只是一种静态比较，不足以证明这五个剑势的劲力要求和运动脉络也相同，因此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剑谱中的一部分动作，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击”法，与日本剑道动作如出一辙，若合符节，这真实地反映出中日双手剑刀法之间的渊源关系，证明我国双手剑刀法确曾东传日本。至于到了明代我国双手剑刀法基本失传的问题，我以为，原因复杂，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历史原因，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元朝的禁止。

　　如前所论，从总体上说，我国古代剑法，主要是双手剑刀法在明代已成广陵绝响，但也不能排除它仍旧被一些民间武艺家所传习。也就是说它还存在，只是未被官方重视而已。精通武艺的明代抗倭名将领俞大猷，曾师事民间武艺家李良钦学习“荆楚长剑”。据明李杜撰《俞公大猷功行纪》载：“始学骑射，指能知镞，辄命中。又从李良钦击荆楚长剑，法即得，良钦故批公手，公还与斗，良钦释剑谢曰：”公异日剑术天下无敌者。‘公既尽剑术，益悟常山蛇势。“（61）李良钦是一位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我们对他的生平了解不多。清雍正修《福建通志》有他一个小传，引录如下，以稍见其人。传云：”李良钦，同安人。少任侠结客，精于剑术，娴于韬略，大猷从而学焉。嘉靖间，大猷及戚继光扫平倭寇，制胜多出其谋。大猷上其功于朝，辞不就。年九十余卒。“（62）同安，明属泉州府。荆楚地区正是长剑的发源地，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出产”勇士奇才剑客“。（63）到了明代，可能还有流风余韵绵延下来。”荆楚长剑“的具体内容已无可考知，但从上引资料来看，俞大猷从李良钦”击荆楚长剑“，一个”击“字，极为传神的道出了它的本质，就是说这种剑法的主要形式是”相击“，不是单练，不是一般用于表演的”套子武艺“。又，”良钦故批公手，公还与斗“，这十个字同样传神的勾勒出了长剑的技术特点。击剑技术的一个最基本最常用的攻击手段，就是攻击对家的前臂和执剑的手，因为这里是对家距离自已最近的部位。戚继光所谓”枪是伏腰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