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社会风气的剧变

　　以“争于气力”为时代特征的战国时代，把春秋时期早已存在的列国纷争的局面公开化、激烈化、深刻化了。七个实力大致相等的政权兼并了大大小小百余个诸侯，公开地直接地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人才的激烈竞争，竟然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极为辉煌的文化景观。武侠阶层才离母腹就碰到了这样一个群雄并峙、百家争鸣、崇能惜才的大好机遇。空前广阔的历史舞台和灵活有效的社会机制，使得武侠阶层迅速地发育和成熟起来，成为战国时代一支极其活跃的社会力量。

　　战国社会风气的剧变：

　　被王夫之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战国时代，给武侠阶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春秋末期，公室衰微，政在大夫，三代以未的社会制度崩坏殆尽，作为社会基层的中国农村也发生了大振荡。当时，“公田不治”，私田大增，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经营的自耕农，并获得了诸侯各国法律上的认可。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宣布实行“初税亩”，这种废除“籍法”、公开按亩征税的法律制度，实际上确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和所有权。到了战国初期，中原各国普遍采用类似的从土地的实际拥有者的手中按田亩数目计税征收的法律。自耕农的产生及其法律地位的承认，把他们从准军事性的居民组织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这样，便为以农民为生体的乎民阶层提供了比以前多得多的发展机会。稍有余裕，他们的子弟既可以游学习文，也可以从师练武。由于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学成后他们能在列国间往来，战国说士和游侠的存在这才有了社会条件。著名的说士张仪原先是个贫民，曾被人怀疑偷盗玉壁而遭毒打，后以连横之说取得秦惠王的信任，从千民一跃而为秦国的丞相，这在春秋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战国时代使武侠迅速发展起来的另一个社会条件是城市的兴起。战国以前，中国城市的规模不大，所谓“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出。而且那时的城市只是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而存在的，正如史书所说，“凡是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除了统治者及为他们服务的家臣、百工、卫兵，一般的平民是只准居住在城郊和野外的。到了战国时期，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得大量的平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又使得这些生活在城市的平民有了就业和谋生的可能。当时，“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涌现了一批大城市。像齐国的都城临淄，城内居民达七万户，城内“车辑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决成幕，挥汗成雨”，多华之状，可想而知。此外，如赵之邯郸，燕之琢、蓟，魏之温、积，韩之荥阳，楚之宛、陈，也都是“天下名都”。这些新兴的大城市，位于交通要冲，道路四通八达，来去方便。它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和文化中心。上面提到的齐国的首都临淄，有热闹的街市庄、岳，“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歙鞠者”。临淄稷门附近的“稷下”地区，聚集了几千名游士讲学论辩，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

　　战国时代城市的兴盛，使得武侠有了聚集、交往和活动的中心。战国时代的著名游侠，大都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里存身和活动。如力士朱亥是魏国都城大梁“市井鼓刀屠者”。他与另一名看守城门的侠士侯赢交往，以后又通过侯赢结识了“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为其盗符教赵出了力。这一切都是在大城市里发生的。战国著名游侠荆柯在邯郸与武侠鲁句践比武，在榆次与武侠盖聂论战，又在燕国都城蓟与屠狗者高渐离及田光交游。这一切也都在城市里活动。城市众多的人口、复杂的居住状况及有利的就业条件使得犯了罪的游侠有了深藏之处。

　　游侠聂政本来是魏国人，因为“杀人避仇”，携着母亲、姐姐到齐国，在城市里以屠狗为生。荆轲刺秦工失败后，他的好友高渐离为了逃避秦王的追捕，躲在宋子县，变更姓名，在酒店里“为人庸保”，潜伏下来，伺机复仇。如果没有发达的城市，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战国的游侠主要是在城市里活动，可以说，是城市生活使武侠脱离了原始形态，迅速地成熟起来。

　　战国时代波橘云诡的外交与政治斗争，惨酷激烈的兼并战争，布衣一言而为卿相的社会现象，以及商业和大城市的发展，使得民间质朴、淳厚的风气受到极大的冲击。当时的一个不良社会风气就是不择手段、求富图贵。战国一些大城市，如洛阳，民风尚“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平民之所以务商弃农，是因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淳朴的民风变得乖巧了。秦国的权臣吕不韦原是个投机商，他靠“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后来，他不满足于当巨富大贾，把商业上“奇货可居”的投机方法运用到政治上来，因为做买卖仅盈利“百倍”，而“建国立君”可以盈利“无数”，“泽可以遗世”。

　　他把赌注下在秦“质子”公子异人身上，后来异人登位，吕不韦也就一举而为秦国权臣。说士苏秦早年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受到父母妻嫂的冷遇，于是引锥刺股日以继夜研读《大公阴行》之谋。后终于封相拜爵，衣锦还乡，父母郊迎，妻侧目而视。

　　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自跪而谢。苏秦问嫂子为何前踞而后恭。嫂子回答说：只因为您“位尊而多金”。苏秦不由感叹说：

　　“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以上两例，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其社会心态恰如孟子当年所指称的：“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右其死”。

　　战国另一个社会风气就是以利相交，不讲情义。齐国的盂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孟尝君失势后纷纷离去，复位后又都重新回来，毫无惭色。孟尝君很是忿然。门客说：“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接着，门客以市民去市场购物为例。人们早晨去市场“侧肩争门而入”，日落后，过市门“掉臂而不顾。

　　门客解释说：人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喜欢早晨的市场而讨厌日落时的市场，而是由于日落时他们所要购买的东西已无法买到了。孟尝君茅塞顿开，表示：“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像这种“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的势利之交，居然被认为是“事之固然”。难怪当时要有这样的民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出这也是战国风气的一大转变。

　　战国社会风气的又一表现是重才不重德。当时不少知名人士品行不佳。说士张仪在人们心目中是“贫无行”之人。他被人当作小偷殴打后，妻子劝他“毋读书游说”。他问妻子：“视吾舌尚在不？”妻子笑道：“舌在也。”张仪说：“这就足够了。”仍继续去列国游说。另一位说士苏秦，《史记》说他“独蒙恶声”，为世所垢。他在燕国受到燕易王的厚待，却与燕易王的母亲私通。燕易王发觉后待苏秦更好了。苏秦心怀鬼胎借故逃到齐国去了。至于像庞涓断孙膑双足、须贾谗害范骓、李斯毒死韩非一类因妒忌而卖友、为争宠而相残之事，当时史不绝书，而且大都为有才气的文士；苏秦六国封相，张仪在秦、魏为相，庞涓执掌魂国兵权，李斯在秦执政数十年，可见战国世风唯才是用，不问德行。

　　明确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气的变化，就能理解武侠阶层的作为。武侠阶层所尊奉的行为准则恰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背道而驰；战国世风不择手段、求富图贵，武侠扶危济出、厚施薄望；战国世风以利相交、趋炎附势，武侠轻命重气、贵交尚信；战国世风唯才是用、不问德行，武侠好侠尚义、崇尚气节。正因为战国世风急转直下，如决河崩堤，武侠才独立特行，以对抗社会的姿态、取极端的行为引起世人的瞩目，以图造成心灵的振动，挽狂澜以既倒，而当时的儒士却已完全卷入到追名逐利的时代旋涡中去了。侠所负载的是一个古老而淳朴的文化传统，他们的价值观念显然和战国的世风是格格不入的；而儒所负载的，则是一个年轻得多的文化传统，它易于在战国世风的转变中迅速地调整与变更，以适应新的时代。从儒家思想的本体看，它是体现实践性格的所谓“只体理性主义”的观念体系。它强调“经世”、“致用”，思想内涵本身又颇具弹性，其基本思想语汇如“仁”、“道”、“礼”等具有多样解释的可能性。因此，它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有较强的自我修复和顺应世变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儒文化在以后汉民族的文化选择中独占鳌头的根本原因。侠所负载的是史前时代质朴的尚武传统，它源于我们民族的种族根性。

　　它的素朴和旷悍的特质使得这种文化在时代的大转换中显得凝重而又执着。试将春秋时期的专诸、要离和战国未年的荆轲、高渐离间数百年不移的侠士品格，与孔于及其门徒子贡、冉有的师徒两代人不同的行为方式相比，就可以看出侠与儒所各自负载的文化传统性质上的巨大差异了。

　　与儒奉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处世哲学不同，战国时代的侠是一批幼稚而又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为了抵御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展而急剧转变的社会风气，他们坚守固有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井通过结党连群的方式，在熙熙攘攘的社会中划出一个特定的空间，成为他们可以较自由地按照自身的意愿生存和活动的天地。在战国时代，能为武侠进一步提供这一特定生存空间的，是日益兴盛的养士之风。

战国社会风气的剧变

　　以“争于气力”为时代特征的战国时代，把春秋时期早已存在的列国纷争的局面公开化、激烈化、深刻化了。七个实力大致相等的政权兼并了大大小小百余个诸侯，公开地直接地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人才的激烈竞争，竟然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极为辉煌的文化景观。武侠阶层才离母腹就碰到了这样一个群雄并峙、百家争鸣、崇能惜才的大好机遇。空前广阔的历史舞台和灵活有效的社会机制，使得武侠阶层迅速地发育和成熟起来，成为战国时代一支极其活跃的社会力量。

　　战国社会风气的剧变：

　　被王夫之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战国时代，给武侠阶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春秋末期，公室衰微，政在大夫，三代以未的社会制度崩坏殆尽，作为社会基层的中国农村也发生了大振荡。当时，“公田不治”，私田大增，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经营的自耕农，并获得了诸侯各国法律上的认可。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宣布实行“初税亩”，这种废除“籍法”、公开按亩征税的法律制度，实际上确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和所有权。到了战国初期，中原各国普遍采用类似的从土地的实际拥有者的手中按田亩数目计税征收的法律。自耕农的产生及其法律地位的承认，把他们从准军事性的居民组织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这样，便为以农民为生体的乎民阶层提供了比以前多得多的发展机会。稍有余裕，他们的子弟既可以游学习文，也可以从师练武。由于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学成后他们能在列国间往来，战国说士和游侠的存在这才有了社会条件。著名的说士张仪原先是个贫民，曾被人怀疑偷盗玉壁而遭毒打，后以连横之说取得秦惠王的信任，从千民一跃而为秦国的丞相，这在春秋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战国时代使武侠迅速发展起来的另一个社会条件是城市的兴起。战国以前，中国城市的规模不大，所谓“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出。而且那时的城市只是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而存在的，正如史书所说，“凡是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除了统治者及为他们服务的家臣、百工、卫兵，一般的平民是只准居住在城郊和野外的。到了战国时期，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得大量的平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又使得这些生活在城市的平民有了就业和谋生的可能。当时，“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涌现了一批大城市。像齐国的都城临淄，城内居民达七万户，城内“车辑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决成幕，挥汗成雨”，多华之状，可想而知。此外，如赵之邯郸，燕之琢、蓟，魏之温、积，韩之荥阳，楚之宛、陈，也都是“天下名都”。这些新兴的大城市，位于交通要冲，道路四通八达，来去方便。它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和文化中心。上面提到的齐国的首都临淄，有热闹的街市庄、岳，“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歙鞠者”。临淄稷门附近的“稷下”地区，聚集了几千名游士讲学论辩，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

　　战国时代城市的兴盛，使得武侠有了聚集、交往和活动的中心。战国时代的著名游侠，大都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里存身和活动。如力士朱亥是魏国都城大梁“市井鼓刀屠者”。他与另一名看守城门的侠士侯赢交往，以后又通过侯赢结识了“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为其盗符教赵出了力。这一切都是在大城市里发生的。战国著名游侠荆柯在邯郸与武侠鲁句践比武，在榆次与武侠盖聂论战，又在燕国都城蓟与屠狗者高渐离及田光交游。这一切也都在城市里活动。城市众多的人口、复杂的居住状况及有利的就业条件使得犯了罪的游侠有了深藏之处。

　　游侠聂政本来是魏国人，因为“杀人避仇”，携着母亲、姐姐到齐国，在城市里以屠狗为生。荆轲刺秦工失败后，他的好友高渐离为了逃避秦王的追捕，躲在宋子县，变更姓名，在酒店里“为人庸保”，潜伏下来，伺机复仇。如果没有发达的城市，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战国的游侠主要是在城市里活动，可以说，是城市生活使武侠脱离了原始形态，迅速地成熟起来。

　　战国时代波橘云诡的外交与政治斗争，惨酷激烈的兼并战争，布衣一言而为卿相的社会现象，以及商业和大城市的发展，使得民间质朴、淳厚的风气受到极大的冲击。当时的一个不良社会风气就是不择手段、求富图贵。战国一些大城市，如洛阳，民风尚“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平民之所以务商弃农，是因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淳朴的民风变得乖巧了。秦国的权臣吕不韦原是个投机商，他靠“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后来，他不满足于当巨富大贾，把商业上“奇货可居”的投机方法运用到政治上来，因为做买卖仅盈利“百倍”，而“建国立君”可以盈利“无数”，“泽可以遗世”。

　　他把赌注下在秦“质子”公子异人身上，后来异人登位，吕不韦也就一举而为秦国权臣。说士苏秦早年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受到父母妻嫂的冷遇，于是引锥刺股日以继夜研读《大公阴行》之谋。后终于封相拜爵，衣锦还乡，父母郊迎，妻侧目而视。

　　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自跪而谢。苏秦问嫂子为何前踞而后恭。嫂子回答说：只因为您“位尊而多金”。苏秦不由感叹说：

　　“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以上两例，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其社会心态恰如孟子当年所指称的：“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右其死”。

　　战国另一个社会风气就是以利相交，不讲情义。齐国的盂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孟尝君失势后纷纷离去，复位后又都重新回来，毫无惭色。孟尝君很是忿然。门客说：“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接着，门客以市民去市场购物为例。人们早晨去市场“侧肩争门而入”，日落后，过市门“掉臂而不顾。

　　门客解释说：人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喜欢早晨的市场而讨厌日落时的市场，而是由于日落时他们所要购买的东西已无法买到了。孟尝君茅塞顿开，表示：“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像这种“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的势利之交，居然被认为是“事之固然”。难怪当时要有这样的民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出这也是战国风气的一大转变。

　　战国社会风气的又一表现是重才不重德。当时不少知名人士品行不佳。说士张仪在人们心目中是“贫无行”之人。他被人当作小偷殴打后，妻子劝他“毋读书游说”。他问妻子：“视吾舌尚在不？”妻子笑道：“舌在也。”张仪说：“这就足够了。”仍继续去列国游说。另一位说士苏秦，《史记》说他“独蒙恶声”，为世所垢。他在燕国受到燕易王的厚待，却与燕易王的母亲私通。燕易王发觉后待苏秦更好了。苏秦心怀鬼胎借故逃到齐国去了。至于像庞涓断孙膑双足、须贾谗害范骓、李斯毒死韩非一类因妒忌而卖友、为争宠而相残之事，当时史不绝书，而且大都为有才气的文士；苏秦六国封相，张仪在秦、魏为相，庞涓执掌魂国兵权，李斯在秦执政数十年，可见战国世风唯才是用，不问德行。

　　明确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气的变化，就能理解武侠阶层的作为。武侠阶层所尊奉的行为准则恰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背道而驰；战国世风不择手段、求富图贵，武侠扶危济出、厚施薄望；战国世风以利相交、趋炎附势，武侠轻命重气、贵交尚信；战国世风唯才是用、不问德行，武侠好侠尚义、崇尚气节。正因为战国世风急转直下，如决河崩堤，武侠才独立特行，以对抗社会的姿态、取极端的行为引起世人的瞩目，以图造成心灵的振动，挽狂澜以既倒，而当时的儒士却已完全卷入到追名逐利的时代旋涡中去了。侠所负载的是一个古老而淳朴的文化传统，他们的价值观念显然和战国的世风是格格不入的；而儒所负载的，则是一个年轻得多的文化传统，它易于在战国世风的转变中迅速地调整与变更，以适应新的时代。从儒家思想的本体看，它是体现实践性格的所谓“只体理性主义”的观念体系。它强调“经世”、“致用”，思想内涵本身又颇具弹性，其基本思想语汇如“仁”、“道”、“礼”等具有多样解释的可能性。因此，它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有较强的自我修复和顺应世变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儒文化在以后汉民族的文化选择中独占鳌头的根本原因。侠所负载的是史前时代质朴的尚武传统，它源于我们民族的种族根性。

　　它的素朴和旷悍的特质使得这种文化在时代的大转换中显得凝重而又执着。试将春秋时期的专诸、要离和战国未年的荆轲、高渐离间数百年不移的侠士品格，与孔于及其门徒子贡、冉有的师徒两代人不同的行为方式相比，就可以看出侠与儒所各自负载的文化传统性质上的巨大差异了。

　　与儒奉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处世哲学不同，战国时代的侠是一批幼稚而又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为了抵御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展而急剧转变的社会风气，他们坚守固有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井通过结党连群的方式，在熙熙攘攘的社会中划出一个特定的空间，成为他们可以较自由地按照自身的意愿生存和活动的天地。在战国时代，能为武侠进一步提供这一特定生存空间的，是日益兴盛的养士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