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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怒骂张学良沈阳事变不抵抗丢老父脸

民国抗战
民国抗战: 势力分布 » 军阀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吴佩孚(1874~1939)直系军阀首领。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1898年投军,曾任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下管带,第三师团、旅、师长。1919年五四运动时,以“爱国军人”的姿态,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巡阅使。1923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系打败。1926年其主力在湖北被国民革命军打败。1927年辗转至四川。抗日战争爆发后,拒绝出任伪职。

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用中外观察家们的话说,是一次后发性的、应激性的转型。这一转型有很多的比喻说明,铁屋中的呐喊,木乃伊复活,凤凰涅槃,等等,较准确的说法是,由于一个自足的文明传统有了强大的参照和开放,其自足的全面滞后不言而喻,它必须自新自改革。这就是延续到今天的现代转型历史。

这个转型的历史,又是不断认知和变易认知的历史,以今日之我否昨日之我。马克思说对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因此,尽管有器物的拿来主义、建筑的美式欧化,衣食住行的与时俱进,但在后来者的眼里,尤其是文明人心中,我国近现代转型中的衣冠人物制度实在如传统文明一样,大多只具有入博物馆供人参观的价值;另一方面,尽管有失败、有牺牲,那些仍超乎个人名利之上的理想、人格成就,甚至那些显得愚忠的信徒们,都给了后人长久的感念。在转型的历史人物中,最可恨、可笑、可怜,又最为悲壮诡怪的,莫过于军人武夫们的人生。

由家族天下的八旗兵,到地方团练,到新军,到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兵匪军阀混一,到党国党军,我国军队的现代化、国家化至今艰难。尽管团练、党军都先后实现了装备器物的与时俱进,但费正清的话仍道出了我国军人的共性。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以悲悯的笔调写道:“这二百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们和他们那些步履蹒跚的队伍,在1916-1928年这些军阀年头代表了什么东西啊?第一,现代武器的优越性,一个人口过剩国家的黩武主义,在这样的国家中武备的扩展超越了公众意识形态的发展。第二,老的绅士、商人、官吏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在一个全国范围的新的政治组织基础上团结起来。第三,正当民族主义似乎取得胜利的时候,全国的振奋能力却处于低潮。”

在这二百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们中,吴佩孚大概是少数值得后人纪念的人之一。他是承先启后的人,在他之前,有跟他一样的曾国藩、李鸿章等儒将、书生将军,在他之后,有蒋介石等现代性更强的军人。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出身小商人家庭,少年丧父。二十二岁中秀才,却因“得罪当地豪绅,被革去功名”。吴通过科举考试飞黄腾达的梦想破灭。他跑到北京,以占卦算命、卖字为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投天津淮军聂士诚部,当勤务兵;同年入开平武备学堂步兵班学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回部队任后路炮队队官。庚子事变时,所在部队被袁世凯收编,再进北洋参谋处测绘学堂,以第一名毕业。1904年,日、俄为抢夺我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发生战争,他入选中日合组的侦探队,被派任日方间谍,化装成肩挑小贩,冒险混入俄军地盘刺探情报,立了军功;因敢作敢为而被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看上,两年后,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北洋军第三镇第十一标第一营管带,带兵剿匪显露才能,深受曹锟器重。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吴佩孚跟随第三镇统制曹锟镇压山西革命军,升为第三标标统(翌年改称第三团,吴任团长),1914年升任第六旅旅长。袁称帝期间,入川镇压护国军,再获嘉奖,被擢为师长。他因“深知袁氏躬行非义,必无善果”,劝曹锟一面与袁虚与委蛇,一面与反袁势力暗通款曲,以待时局之变。

袁世凯死后,张勋再次搅动北京政府政局,率辫子军进京复辟,“再造共和”的北洋军人们与张勋对抗。其中,吴佩孚带兵与张勋部战于丰台、天坛,获全胜。国体再度从帝制转为共和制,但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天坛宪法”等国体的大经大法都已如同废纸。段祺瑞领衔内阁,迭令各省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南方军阀不服,孙中山利用南方军阀发起“护法运动”,段祺瑞命令大军南征,以期“武力统一”,其中最锐者,即吴佩孚的陆军第三师。吴佩孚随曹锟出师讨伐南方,任前敌总指挥,在湖南岳阳、长沙等地与护法军作战,连克重镇,时称“常胜将军”。

在当时人眼中,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因为南方仍做革命大梦的孙中山没有实力,有实力的云南、广西、广东军阀们各有算盘,历史几乎不用假设:只要吴佩孚一声令下,他的大军即可底定三湘并进而荡平粤桂两省,北京政府“武力统一”的梦想则指日可待!为了笼络吴佩孚,段祺瑞亲往前线劳军,于1918年6月破格授予吴“孚威将军”衔。但是,担任代理总统的直系首领冯国璋与皖系总理段祺瑞争权夺利,吴佩孚附和冯国璋,与段祺瑞相对抗。在捷报频传之际,吴反而突然按兵不动。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失败,他在5月即宣布辞去南方军政府的大元帅职,孙在辞电中说下他一生中最好的名言之一:军阀“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但时人更欣赏的是吴佩孚,1918年8月,吴佩孚息兵湖南衡阳,他发出通电,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南北议和,所谓“罢兵主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电报技术引入我国。但直到帝制与共和、中央与地方拉锯战的时代,电报才大派用场,通电成为军政大员们政治表态最好的工具。在影响当政者决策国是方面,军界诸侯的表态往往比学生的游行和教授的演讲更有分量。在这些通电中,吴佩孚的通电是一二百军阀中最为可圈点的通电了,他的通电出来,总是能够为他带来广泛的声誉。他为北京政府立下大功,大军盘踞中原两湖一带,但他罢兵主和的理由却让任何人挑不出理由:“阋墙煮豆,何敢言功?”“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

北京政府为吴的罢兵猜测不已,吴又公开宣布自己的“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他后来实践了自己的做人原则。吴的政治生命是微妙的,也是注定了的。他是秀才出身,不及曾国藩能够“内圣外王”,又没有李鸿章的条件,有一个大清王朝的平台可依托可施展。他的上面也是军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没有曾国藩、大清王朝、孙中山那样政统、道统意识强大的力量为依靠,他就只能如传统的军人关羽、岳飞那样为主尽忠,主公不行,他就只能以亚父、更准确地说是以长子自居行权独裁。虽然他只是冯国璋、曹锟派系下的一个师长,但这种行权使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军政界的新星。

1919年,巴黎和会,列强瓜分我国的条约出台,五四运动爆发,国人中呼吁拒签和约的,是知识阶级和一般民众。而北京政府担忧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大都主张接受这一条约。不到一周时间即5月9日,远在湖南衡山的吴佩孚发言,这个“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的区区师长,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 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吴被舆论誉为“爱国将军”。数日后,吴佩孚又致电南北双方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那些手握重兵把守各地的督军、省长们,也因此纷纷致电政府,表达爱国热情,措词强硬地要求拒签“和约”。同年12月,冯国璋病死,吴佩孚成为地位仅次于曹锟的直系军阀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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