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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谦的反独裁求共和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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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抗战: 势力分布 » 国民党
徐谦的反独裁求共和的一生

徐谦(1871—1940),字季龙,安徽歙县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登进士,后入翰林院任编修。辛亥革命后,他参与组织并领导国民共进会,投身于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的伟大斗争。大革命时期,积极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为此受到政治迫害,避走香港。

徐谦是中华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学家。

来到孙中山身旁

1912年8月,徐谦作为国民共进会的主要代表,参与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的多次会晤,反复磋商合并为统一政党的事宜。8月25日,上述五个政治团体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并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他当选为党部参议。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杀害于上海沪宁车站。顿时,举国震惊,二次革命爆发。徐谦在《民权报》发表《布告国民》,控诉袁世凯的14条罪状,指出宋教仁被刺一案,已足以证明袁世凯所把持的政府,是“无恶不作之政府”,“民国根本,共和基础,已为万恶无道之民贼破坏以尽。吾民国再不能姑息养奸。”号召全体国民同仇敌忾,排除袁世凯的独裁专制。

二次革命失败后,他秘密潜回上海,终日苦闷忧郁,常常喟然长叹:“手中没有倒袁的刀!”其兄劝他皈依上帝,他愀然作答:“祈祷上帝,若如袁即死,我则百拜而不悔。”袁世凯命归黄泉后,中国的共和政体之路,依然是步履维艰。为此,孙中山倡导护法运动,他积极响应,毅然南下广州,来到孙中山身旁。

1917年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他为大元帅府秘书长。次年6月,孙中山受旧桂系军阀排挤,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孙中山委派他为全权代表参加政务会议。他凭着聪明才智,斡旋于新旧势力之间,敦促军政府坚持护法态度,反对与北京政府议和。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他先后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大理院院长等,参与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改革吏治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法令、措施,如颁布工会法,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的权力。孙中山在讨伐陈炯明时,他被委派为驻沪全权代表,负责办理和平统一事宜,成为孙中山的重要骨干。

力劝冯玉祥加入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北伐革命掀起高潮。他最早看出冯玉祥倾向革命、倒戈直系的进步性,还在1920年9月,他便与冯玉祥多次接触。冯玉祥在回忆录中说:

“首都革命期间,徐季龙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常常住在我们军中,……多次和我商洽反直大计,……我一面由于内发要求的驱使,一面为了各位朋友的有形和无形的鼓动,誓必相机推倒曹、吴,缩短这一祸国殃民的战争。”

北京政变后,他和李大钊特意安排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与冯玉祥会晤,有意识地让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视察冯玉祥部,促成苏联顾问团向冯部派遣军事和政治顾问。他还帮助冯玉祥创办今是学校,收容因参加“五卅”运动而被开除的大中学生,并挑选其中的优秀人才,建立国民军政治部。

1926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任。3月12日,日本军舰炮击驻天津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以掩护奉系部队在大沽口登陆,进而占领北京。国民军愤而反击,日军阴谋未能得逞。于是,日本联合英、美等国公使,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撤除津沽防务的“最后通牒”。

在北京的国共两党负责人闻讯后,立即开会商讨对策。他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决定,由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牵头,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反对日、英、美等国的最后通牒。

这天上午,北京学生和民众十余万人潮水般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徐谦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并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会后,群众赴执政府请愿,遭军警枪击,死47人,伤200余人,他和李大钊等受通缉,是为鲁迅所称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为暂避风头,他接受苏联顾问的建议,陪同冯玉祥考察苏联。旅苏期间,他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充满信心,并力劝冯玉祥加入国民党。从苏联回来后,冯玉祥便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国民军全部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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