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中，奉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待中共的态度与蒋介石不太一样。他们缺乏与中共斗争的经验，也没有蒋视中共为心腹大患的真切感受。张氏父子甚至一向以为中共是“一些青年人幼稚、受人利用，成不了大事……抓到共产党案件，简单审问一下，不承认、无证据，就放了”。至于张作霖后来杀害李大钊等人，“是因为发觉共产党策动郭松龄起义，又经过各帝国主义使团的唆使，才下毒手”。

黎天才(1900-1961)，原名李经天，号泊汉、渤海，山东蓬莱人。黎曾是北大学生，也是李大钊等成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之一，1923年由高君宇、何孟雄介绍加入共产党，是中共北方党组织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共成立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京汉铁路大罢工)时的骨干。李大钊主持中共北方党务时，黎曾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宣传部长，中共顺直省委下属的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中共北方党组织的领导中枢，曾有前后“三巨头”之称，之前为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之后即为黎天才、韩麟符、王振翼(此三人后皆参加了“非常委员会”，王死于国民党狱中，韩出狱后遇刺)。

“三一八”惨案后奉军入京，张作霖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被捕遇难。黎天才在革命低潮中被党内开始盛行的左倾风所排斥，被撤销北京市委书记一职。1927年5月，中共顺直省委选举彭述之任书记，李渤海(黎天才)任宣传部长。1928年2月，中共顺直省委发生纠纷，中央派巡视员蔡和森解决未果。此后，中央在天津召开改组会议，批判彭述之的右倾错误，陷于纠纷的李也受到“永远开除党籍”的处分。后来李经天(黎天才)在“飞行集会”中散发传单，被东北宪兵司令、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捕获。陈见他是年轻人又是大学生，动了爱才之心，设法减刑，并把他的名字改成黎天才。

黎感念此次救命和知遇之恩，遂于1928年叛变革命，成了陈手下的秘书长(北京公安局政训部秘书兼宣传科长)。他的叛变几乎给中共北京市委造成毁灭性影响，当时被捕的有北京各大学党支部的负责人，其中10余人牺牲。据当年中共北京地委宣传部执行秘书盛忠亮回忆，黎天才(盛回忆为“李普海”，即李渤海的讹音)是“山东一个大地主的儿子”，被捕后，“在处决的威胁下，泄露了北京地区党组织的详情，并交待了党的干部名单。由于李的出卖，有六十多名党员被捕和处决。而李却活了下来，化名黎天才，最后投效张学良，当上了张学良的主要副官”。

东北“易帜”后，因黎天才有从事党务的经验，李大钊牺牲后更主持过国共合作的工作，张学良便邀其赴东北筹办国民党组织。黎遂赴东北，为张学良服务，张也倚之为心腹。“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占领华北，黎为之拟定了易帜后的东北党务计划。“九一八”后黎又帮张学良建立了东北情报网，进而引起南京方面的重视，戴笠甚至有意将黎天才招致门下为其所用。在此期间，张学良也曾利用黎天才对付中共地下党组织，起了恶劣作用。但据陈铁健《历史功罪向谁论》等文章，黎又是当时“北方‘非委’的特殊成员”和“东北军‘非委’秘密组织领导人”，他利用特殊身份暗中发挥作用，将许多被捕的“非委”成员先后以不同形式释放。特别是在张学良1933年下野之前，黎受命将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政治犯开释，这其中也有许多是“非委”成员。不过上述情由还须经过考证后方可定谳。

另外，又据说“九一八”事变后，黎在北平接受了中共北方局特科吴成方的动员，愿意为中国革命做些工作，以赎前愆。他提供了狱中中共被捕者的情况，并按照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撰写了畅销书《帝国主义炮火下之中国国防问题》。从此，黎利用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倚重，开始参与东北军机密，逐渐推动张的思想转变，做了许多外人罕知的工作。

北洋军阀中，奉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待中共的态度与蒋介石不太一样。他们缺乏与中共斗争的经验，也没有蒋视中共为心腹大患的真切感受。张氏父子甚至一向以为中共是“一些青年人幼稚、受人利用，成不了大事……抓到共产党案件，简单审问一下，不承认、无证据，就放了”。至于张作霖后来杀害李大钊等人，“是因为发觉共产党策动郭松龄起义，又经过各帝国主义使团的唆使，才下毒手”。而张学良呢，“则认为共产党人士有才干，可以争取为他所用”，且其中“有研究学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所以后来他为蒋介石所逼迫而杀了潘东周、董道泉(东北军团长，并非共产党员，只是与红军有合作，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在解除胡宗南围攻红二方面军时起了很大作用)之后，对二人遗属又加以抚恤。黎天才在东北时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私人秘书、东北讲武堂教官等。对黎天才，张学良除了曾以之对付共产党之外，也有惜才的心思;将他揽为亲信，则是国内形势、张学良本人思想发生变化的结果。

已故历史学家张魁堂先生在其力作《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一书中，对张学良开始接近身边的“前共产党人”有比较详细的描写：张苦于“剿共”无出路，抗日又遥遥无期，“为了抗日救国，他不仅寄希望于国民党，还支持过国家主义派，但都失望。他在欧游期间，发现许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共产党。在武昌行营期间他发现红军虽人数不多却消灭不了，而东北军损失虽不大，但吃亏的时候多。因此，他决心研究共产主义，想了解共产党。1934年下半年，他开始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并要手下两个人给他讲课和帮助，一个是黎天才，另一个是潘文郁(即潘东周——编者注)。”此外，“他不满足于书本知识，还让黎天才找来参加过工运的吴雨铭(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黎、吴二人曾是中共在北方开展工人运动时铁路总工会的成员，吴在“二七”大罢工中被捕，后叛变革命)给以秘书待遇，专讲工运问题。”这一番“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对日后张学良联共抗日是有积极作用的”。当时黎天才是张学良的机要组组长，由于黎的影响，张“对在战场上获得的共产党和红军的宣传文件、理论书刊等也留心阅读，这使他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有了新的认识”。

黎天才、潘东周、吴雨铭由此成为张学良身边的“智囊”，潘东周甚至牺牲了性命。

北洋军阀中，奉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待中共的态度与蒋介石不太一样。他们缺乏与中共斗争的经验，也没有蒋视中共为心腹大患的真切感受。张氏父子甚至一向以为中共是“一些青年人幼稚、受人利用，成不了大事……抓到共产党案件，简单审问一下，不承认、无证据，就放了”。至于张作霖后来杀害李大钊等人，“是因为发觉共产党策动郭松龄起义，又经过各帝国主义使团的唆使，才下毒手”。

黎天才(1900-1961)，原名李经天，号泊汉、渤海，山东蓬莱人。黎曾是北大学生，也是李大钊等成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之一，1923年由高君宇、何孟雄介绍加入共产党，是中共北方党组织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共成立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京汉铁路大罢工)时的骨干。李大钊主持中共北方党务时，黎曾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宣传部长，中共顺直省委下属的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中共北方党组织的领导中枢，曾有前后“三巨头”之称，之前为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之后即为黎天才、韩麟符、王振翼(此三人后皆参加了“非常委员会”，王死于国民党狱中，韩出狱后遇刺)。

“三一八”惨案后奉军入京，张作霖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被捕遇难。黎天才在革命低潮中被党内开始盛行的左倾风所排斥，被撤销北京市委书记一职。1927年5月，中共顺直省委选举彭述之任书记，李渤海(黎天才)任宣传部长。1928年2月，中共顺直省委发生纠纷，中央派巡视员蔡和森解决未果。此后，中央在天津召开改组会议，批判彭述之的右倾错误，陷于纠纷的李也受到“永远开除党籍”的处分。后来李经天(黎天才)在“飞行集会”中散发传单，被东北宪兵司令、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捕获。陈见他是年轻人又是大学生，动了爱才之心，设法减刑，并把他的名字改成黎天才。

黎感念此次救命和知遇之恩，遂于1928年叛变革命，成了陈手下的秘书长(北京公安局政训部秘书兼宣传科长)。他的叛变几乎给中共北京市委造成毁灭性影响，当时被捕的有北京各大学党支部的负责人，其中10余人牺牲。据当年中共北京地委宣传部执行秘书盛忠亮回忆，黎天才(盛回忆为“李普海”，即李渤海的讹音)是“山东一个大地主的儿子”，被捕后，“在处决的威胁下，泄露了北京地区党组织的详情，并交待了党的干部名单。由于李的出卖，有六十多名党员被捕和处决。而李却活了下来，化名黎天才，最后投效张学良，当上了张学良的主要副官”。

东北“易帜”后，因黎天才有从事党务的经验，李大钊牺牲后更主持过国共合作的工作，张学良便邀其赴东北筹办国民党组织。黎遂赴东北，为张学良服务，张也倚之为心腹。“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占领华北，黎为之拟定了易帜后的东北党务计划。“九一八”后黎又帮张学良建立了东北情报网，进而引起南京方面的重视，戴笠甚至有意将黎天才招致门下为其所用。在此期间，张学良也曾利用黎天才对付中共地下党组织，起了恶劣作用。但据陈铁健《历史功罪向谁论》等文章，黎又是当时“北方‘非委’的特殊成员”和“东北军‘非委’秘密组织领导人”，他利用特殊身份暗中发挥作用，将许多被捕的“非委”成员先后以不同形式释放。特别是在张学良1933年下野之前，黎受命将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政治犯开释，这其中也有许多是“非委”成员。不过上述情由还须经过考证后方可定谳。

另外，又据说“九一八”事变后，黎在北平接受了中共北方局特科吴成方的动员，愿意为中国革命做些工作，以赎前愆。他提供了狱中中共被捕者的情况，并按照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撰写了畅销书《帝国主义炮火下之中国国防问题》。从此，黎利用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倚重，开始参与东北军机密，逐渐推动张的思想转变，做了许多外人罕知的工作。

北洋军阀中，奉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待中共的态度与蒋介石不太一样。他们缺乏与中共斗争的经验，也没有蒋视中共为心腹大患的真切感受。张氏父子甚至一向以为中共是“一些青年人幼稚、受人利用，成不了大事……抓到共产党案件，简单审问一下，不承认、无证据，就放了”。至于张作霖后来杀害李大钊等人，“是因为发觉共产党策动郭松龄起义，又经过各帝国主义使团的唆使，才下毒手”。而张学良呢，“则认为共产党人士有才干，可以争取为他所用”，且其中“有研究学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所以后来他为蒋介石所逼迫而杀了潘东周、董道泉(东北军团长，并非共产党员，只是与红军有合作，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在解除胡宗南围攻红二方面军时起了很大作用)之后，对二人遗属又加以抚恤。黎天才在东北时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私人秘书、东北讲武堂教官等。对黎天才，张学良除了曾以之对付共产党之外，也有惜才的心思;将他揽为亲信，则是国内形势、张学良本人思想发生变化的结果。

已故历史学家张魁堂先生在其力作《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一书中，对张学良开始接近身边的“前共产党人”有比较详细的描写：张苦于“剿共”无出路，抗日又遥遥无期，“为了抗日救国，他不仅寄希望于国民党，还支持过国家主义派，但都失望。他在欧游期间，发现许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共产党。在武昌行营期间他发现红军虽人数不多却消灭不了，而东北军损失虽不大，但吃亏的时候多。因此，他决心研究共产主义，想了解共产党。1934年下半年，他开始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并要手下两个人给他讲课和帮助，一个是黎天才，另一个是潘文郁(即潘东周——编者注)。”此外，“他不满足于书本知识，还让黎天才找来参加过工运的吴雨铭(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黎、吴二人曾是中共在北方开展工人运动时铁路总工会的成员，吴在“二七”大罢工中被捕，后叛变革命)给以秘书待遇，专讲工运问题。”这一番“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对日后张学良联共抗日是有积极作用的”。当时黎天才是张学良的机要组组长，由于黎的影响，张“对在战场上获得的共产党和红军的宣传文件、理论书刊等也留心阅读，这使他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有了新的认识”。

黎天才、潘东周、吴雨铭由此成为张学良身边的“智囊”，潘东周甚至牺牲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