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隆重举行。大会宣布正式成立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巴比塞分别被推选为主席和副主席。同时，大会还推选了一位并未参会的中国人为名誉主席。这位中国人，有一个享誉世界的名字——宋庆龄。

当时，欧洲的法西斯势力已经十分猖獗，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欧陆大地。在东方，日本军国主义已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迈出侵略中国的步伐。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45年日本投降，宋庆龄以其崇高的地位和声誉，不仅在国内为人民争取权利，而且在国际上为抗日积极行动。

主持召开远东反战大会

1932年底，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问题，决定组派代表团到中国调查日本侵略东北的情况，并在中国召开一次远东反战会议。宋庆龄成为这次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主席。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大会的宣传和筹备工作秘密进行。1933年8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代表马莱、古久里等一行4人来到上海，宋庆龄亲自登船迎接。

几经周折，大会终于在9月30日于上海霍山路的一幢四层洋房里秘密召开。为了掩人耳目，中共地下党员周文和郑育之等5人，临时组成了一个“三世同堂”的家庭，提前住了进来。据当时担任会议保卫工作的中共党员黄霖回忆，30日凌晨两三点钟，宋庆龄便来到会场。早餐后，代表们席地而坐，宋庆龄宣布大会正式开始。会议推举马莱、古久里、宋庆龄等9人为主席团成员，毛泽东、朱德、鲁迅、高尔基等为名誉主席。在马莱报告各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势之后，宋庆龄发表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她说，虽然这次集会规模不大，但充分代表着劳苦大众的利益，代表着他们抗议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战争。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她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垂死的时代，经济制度崩溃、法西斯主义抬头、民族沙文主义残害大众等都是其日趋衰亡的表现。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就中国的具体形势而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国民党只“希望帝国主义者允许他们继续执掌政权，以便分得一份由蹂躏和榨取中国人民而得来的利益”，所以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亿万民众联合起来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才是中国的出路。最后，她呼吁:“大家在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即在争取中国的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团结一致!”大会还通过了有关提案、决议和宣言，成立了由宋庆龄担任主席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

开展多种形式的救济活动

宋庆龄早年曾留学美国，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同时还会法语等语言。后来，她跟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与海外联系较多，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使她拥有得天独厚的从事国际活动的条件。

1938年，为了更好地争取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在抗战物资上的援助，架起中国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桥梁，同时也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获得的援助，支援中国抗战，宋庆龄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团体。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在香港宣告成立，宋庆龄任主席。许多宋庆龄的亲朋故旧、有识之士以及国际知名人士都积极参与、支持“保盟”的工作。宋庆龄和“保盟”为争取国际援助，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其中以“两万条毛毯运动”和“一碗饭运动”最为著名。

1939年春，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向“保盟”中央委员会发送了一份紧急报告，称由于严重缺乏棉衣和被褥，许多伤病员受冻致死，前线医院急需两万条毛毯。收到这一请求后，“保盟”立即行动起来，并在其机关刊物《新闻通讯》上发表了题为《伤员们需要两万条毛毯》的文章，呼吁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朋友们，“现在需要马上行动”，“必须立即把轻便而暖和的毛毯送往中国!”此后一直到12月，宋庆龄和“保盟”多次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介绍新四军的医疗工作所面临的艰苦环境，呼吁“全世界所有热爱民主和同情中国的朋友对坚守反侵略前线的战士们表示团结”，“大力援助中国的伤病员战士，使他们能抵御严寒的侵袭”。通过宋庆龄和“保盟”的大力呼吁和有效组织，两万条毛毯的募集活动最终取得圆满成功。据《保卫中国同盟报告》统计，来自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团体和个人都参与了捐赠活动，其中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医疗援华会从1939年7月到1940年1月共捐赠了26箱毛毯，数量最多。此外，还有不少团体和个人向“保盟”捐款，请求代为购买毛毯援助新四军伤病员。

1938年8月，由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发起，周恩来、宋庆龄等积极支持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下简称“工合”)总会在武汉汉口成立。这个社会团体既有国际友人的热情参与，也汇聚了国共两党的力量，其宗旨在于，利用大后方的丰富资源，发展小型手工业或半机器工业，生产各种迫切需要的日用工业品，以解决军需民用，支援长期抗战。宋庆龄从“工合”筹备阶段起就积极支持，团体成立后，她又多次在演讲、文章和给国际友人的信件中为其宣传，呼吁广大组织机构和友人支持援助“工合”。1939年1月，由宋庆龄倡议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她亲任名誉主席，积极开展救伤济难活动。

1941年5月，宋庆龄和“保盟”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为“工合”募捐救济难民的款项。具体方式是:由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的“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发售餐券1万张，每张港币2元。餐券的价值本可享受几道菜肴，但持券者到指定的餐馆只能吃到一碗炒饭，餐品由参加赞助的饭店、酒家、茶室提供。整个活动的收入用作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救济基金。运动发起后，香港各界纷纷响应，各酒家、茶室等积极捐饭。几天之内，就有13家饭店捐饭5000碗之多。7月1日，在“一碗饭运动”的开幕式上，宋庆龄讲道:“‘一碗饭运动’是同情于我们抗战建国，而发扬民主精神的表示。”她认为，这次“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主要是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8月1日，她又在《华商报》上为“一碗饭运动”题词:“日寇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由于中外人士的大力支持，本计划在8月1日结束的运动延长到8月30日。9月1日，宋庆龄在香港英京酒家主持了运动的结束典礼。据统计，这次运动的纯收入为港币22114元9毫半、国币615元。英国赈华会香港分会将款数凑足为港币2.5万元。这些收入全部捐赠给了“工合”。

引介斯诺等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

宋庆龄以其崇高的精神品质、博爱的人道关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优雅的个人举止受到国内外一致赞誉。她不仅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且倡议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联合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共同裁制日本帝国主义”，“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抗日战争中，许多国际友人都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认识并了解中国，进而投身到支援抗战的行动中。他们与宋庆龄建立了诚挚的国际友谊，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有的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路易·艾黎、白求恩、马海德、爱泼斯坦等著名的国际友人都与宋庆龄有着密切的联系。

1928年，斯诺来到中国，随后以记者身份采访过宋庆龄。宋庆龄在采访中向他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以及她拒绝和家人一起帮助蒋介石的原因。斯诺后来回忆说:“宋庆龄教育了我……她使我明白了中国人民是能够剧烈地改革他们的国家，并能够很快地把他们的国家所处的低层地位上升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人口所决定的应享有的在世界上的地位。”爱泼斯坦曾据此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宋庆龄是斯诺的老师。在宋庆龄的影响下，斯诺认识到中国的真正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并渴望亲身到陕北看看。为此，1936年春，斯诺专门到上海拜访宋庆龄，请她帮助联络安排。在得到中共中央的回应后，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在王牧师(董健吾)的引领下，历经艰险最终到达陕北。在陕北的所见所闻，让斯诺眼界大开，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以及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有了全新的认识，并最终完成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路易·艾黎和马海德是与宋庆龄交谊较深、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贡献时间较长的两位国际友人，马海德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国籍和中国共产党。路易·艾黎在回忆宋庆龄时曾说，她“秀丽文雅的外表下，包容着一颗钢铁般坚强的心”。正是这种大公无私、为革命和民族解放勇猛奋斗的精神感染了国际友人，使他们不仅对宋庆龄充满敬意，而且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反帝斗争有了正确的理解和内在的认同。“宋庆龄有很多路可走，然而她选择了一条最危险、最困难，当时看来也是最无希望的道路。这使她对于年轻的西方人和中国人具有完全的可信性。”斯诺的夫人道出了宋庆龄魅力所在。

抗日战争中，宋庆龄通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保卫中国同盟等多种团体和组织开展募集救济款项、声援抗日运动、营救进步人士等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斗争，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她拥有开阔的政治视野，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放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之中，联合国内外的正义力量，参与国际反帝组织的活动，引介众多国际友人投身中国的抗日战争。她是中国抗战精神的优秀代表，也是一位勇猛的国际主义战士。正如1936年罗曼·罗兰在谈到宋庆龄对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时称赞的那样，她不仅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更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