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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宋美龄参加开罗会议。前排左起: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后排左四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

为西藏主权冷对丘吉尔

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大获成功后,英国也向她抛出橄榄枝。但这一次,宋美龄拒绝了。

“宋美龄拒绝访英主要是因为对丘吉尔不满。”杨天石说。当时英美苏中都是同盟国,但是“丘吉尔看不起中国,罗斯福把中国看成是四强之一,丘吉尔的态度一直是不赞成的”,这让宋美龄非常生气。

除此之外,中英之间也有宿怨。1943年5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三叉戟”会议上,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首脑人物汇聚一堂,讨论同盟国各成员国在对德日法西斯交战中的战略使命。可是,会上出现一个插曲—5月21日,丘吉尔突然对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宋子文说:“听说中国正在向西藏大举增派部队,准备进攻西藏,那个国家现在很恐慌。”宋子文当即回应:“西藏可不是什么独立的国家,中国和英国所签订的全部条约中,都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为此,宋美龄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拒绝访英。后来丘吉尔到了美国提出想见她,她没有主动前往。据《顾维钧回忆录》描述,宋美龄告诉顾维钧,丘吉尔非常想和她见面。当顾维钧表示这可给丘吉尔脸上增光时,宋美龄立即表示:“放心,不会帮他这个忙。”

1943年11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参加英、美、中三国首脑会晤的开罗会议。这本来是男人们的天下,宋美龄一去,三巨头峰会变成“3+1”,她和丘吉尔不可避免地会面了。两人有了一段经典对话。丘吉尔问宋美龄:“委员长夫人,在你印象里,我是一个很坏的老头子吧?”宋美龄没有回答是或不是,而是把皮球踢给丘吉尔本人:“请问你自己怎么看?”丘吉尔说:“我自己认为我不是个坏人。”宋美龄闻言回答:“那就好。”蒋介石将这段对话记在了日记里,认为这段对话体现了宋美龄的外交智慧,既不违反外交礼仪,也没有违背自己的内心。根据蒋介石日记的记载,在整个开罗会议上,宋美龄对丘吉尔多次妙语嘲讽。

认为底层民众与自己无关

在那场迷倒美国政要的国会演讲中,宋美龄如此与美国人拉近距离:“当我还是小女孩时,我来到这里。我和你们生活在一起。”

1912年,宋美龄正式进入美国佐治亚州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一年后转入卫尔斯利学院,学习英国文学。据她在威斯里安的好友回忆,英国学者威尔士的《世界史纲》令她“欣喜若狂”,而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令她厌恶。《世界史纲》从宏观视角讲述了人类发展进程,莫泊桑的作品则更多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也就是宋美龄认为跟她无关的生活。

战时,宋美龄请美国《时代》周刊女记者在重庆一家西餐馆吃饭,宋美龄拿起骆驼牌香烟要抽,问女记者:“你抽不抽烟?”女记者说:“不好意思,墙上有标语,‘请勿吸烟’。标语里还说,种烟草的经费应当省下来种田,增加粮食生产。”宋美龄便自己一个人抽了起来。两人聊着聊着,女记者烟瘾大发:“夫人,我是抽烟的,但我看到墙上有标语,不好意思抽。”宋美龄回答说:“那个标语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在她的意识里,这依然与她无关。

1943年的一天晚上,罗斯福夫妇邀请宋美龄共进晚餐,席间谈到了美国矿工罢工事件。罗斯福问宋美龄:“如果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解决?”宋美龄没有说话,只是用手划过脖子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后来罗斯福问妻子埃莉诺:“你还认为宋美龄是一个性格温柔甜蜜、易于亲近的人吗?”

宋美龄能做出这个手势并不出奇。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上海血洗共产党人和罢工群众。8个月后,宋美龄便选择嫁给了蒋介石,他的残忍无情根本不会影响她的选择,她只是选择了要跟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结婚,一个军人,一个能控制各路军阀,能手握军政大权的军人。她需要的不过是“玫瑰与权杖”的结合。

即使在抗战期间,宋美龄也保持着她本人一贯的生活水准。她酷爱旗袍,有一位专职裁缝张瑞香常伴左右。从抗战开始,张瑞香就跟随宋美龄前往重庆,1942年宋美龄赴美国时也带着他。张瑞香一年当中除了除夕休息一天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给宋美龄做旗袍。很多旗袍做好后,她只是欣赏一下便放进衣橱,一辈子都不会穿。曾服侍蒋宋夫妇的翁元回忆说:“宋美龄衣橱内的旗袍件数,大概现今世界上无人能出其右。”知情者称,宋美龄迁居美国时携带的99箱行李中,有55箱是旗袍和其他衣服。

美国作家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说:“她脚上穿的一双镶有钻石的鞋值80万元,一件外衣值50万元。”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宋美龄访美期间,享用着从英国专门订制并用飞机运来的免税香烟。台湾《中国时报》专栏作家林博文说,宋美龄一边在美国拉赞助,一边却大肆挥霍,她当时的开销达到100万美元。另据统计,她这次访美共募集到资金约125万美元。

抗战胜利后,一位外国记者在南京宋美龄家中采访宋美龄,那天“蒋夫人格外漂亮”。在采访快结束时,记者觉得宋美龄有望成为当代的圣女贞德,“但你得取下这些宝石和翡翠,深入百姓之中,脱掉那些丝绸,穿上普通衣衫,你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中国”。宋美龄听罢站起来,穿过房间走到门口,然后转身,优雅地问记者:“你想再来一块蛋糕吗?”

仅就抗战而言,宋美龄称得上最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之一,目前也尚无史料证实她本人在战时存在直接的贪污军费行为。

然而,历史的细节值得玩味。

熟悉宋美龄的人都知道,她一手筹划了国民党空军的组建工作,称其为“我的空军”。在出席重要场合的时候,甚至喜欢在旗袍上别一枚空军飞行勋章。

然而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得知可用于作战的飞机仅约300架。他厉声质问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怎么只有这几架飞机?你把空军经费搞到哪里去了?”周至柔不得已才说,空军经费全被宋美龄存到了香港的外国银行里。后来,这些日常训练的飞机大半超龄,且在训练中损坏,却没有补充新机。存下来的经费进了谁的腰包?没人能说得清楚。

宋美龄引以为傲的旗袍上的空军勋章,有了一道抹不去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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