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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做过晚清的外务大臣,北洋政府的外交、交通、财政总长,他曾是民国的第一位律师,也曾做过交通银行行长、协和医院院长;他在日本创立的法政速成班培养了大批法政人才……他担任过的要职之多,职业跨度之大,非常人所能想象。

然而,曹汝霖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却是袁世凯政府时“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段祺瑞政府时“西原借款”的经手人,更是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被人痛骂的“卖国贼”。

曹汝霖,一个复杂的人物。恐怕鲜有人知道,曹汝霖在日本侵华时期,身处沦陷区,却保持住了民族气节。他利用和日本人的特殊关系,保护了大批同胞,为抗战贡献了力量。下面和大家分享曹汝霖保护协和医院的事迹。

1.据理力争——阻止日军接收医院

日军已将燕京清华南开各大学关闭,又要接收协和医院。其时日本华北司令为多田骏,曾为阪西利八郎之辅助官,余亦相识。我即直接去见多田司令,说明协和医院在北京之重要,请他收回成命。多田云:“这医院名为慈善机关,其实都是培养反日分子,日本军部决不能容许留此反日机关。我们接收后,还要请日本名医来接办,于北京社会不会生不良影响。”我说:“内容我也不知,但不能以有美国关系即认为反日机关。我认识的医生亦不少,他们都是热心为社会服务,没有听过有反日的言论,请阁下再调查考察。我与协和医院既无关系,又没有受人请托,完全为社会请求,请你们谅解。”多田答:“我们考虑已久,此事已成定案,很难变更,请你原谅。”

2.日军关停——收容医生重新开院

我知无法挽回,遂与素稔之医生说:“日本定要接收协和,恐另有用意,微力不能挽回。我与友人在西城设有中央医院,规模设备,自然不能与协和相比,然为社会服务着想,未知诸君能否暂时屈就。”他们答,容与各主任商量后再复。就在此时,日军已下令将协和医院关闭了,改为军医院。

该院医生有来自南方者,正拟束装南下,闻中央医院有收容之说,都很兴奋,愿意到中央医院来。惟须先去参观一次,由我陪往参观,认为可以对付。于是我在中央医院开一茶话会,约愿意来的医生先来商议。除了少数医生,拟在天津另办一医院外,全部都来参加。我担心经费问题,他们说:“君为协和同人,如此热心,我们暂时愿尽义务,不必顾虑。”我真出之意外,遂说:“诸君如此之热忱,必能以协和之精神为社会服务。我以微力,如有为难之处,必尽我力效劳,以答诸君之诚意,遂即定期开办。”

3.出任院长——以身担保医生安全

他们推我为院长,我说我不是医生,何能担任院长。他们说,君非担任院长不可,不然,我们怎能对付日本人?我想,这亦是实情,遂允暂时担任。

岂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宪兵,始终嫉视协和医生,随时电传问话。最难者是外科医生,正在动手术中,离开了于病人生命攸关,迟到了,又受宪兵申斥,因之医生中有了灰心。他们对我说,如此下去,我们受闲气,你亦遭麻烦,不如散了吧。但开办后,门诊日增,住院病人亦渐渐多了,散了不但可惜,且有违素愿,遂极力慰留。我又去见多田,我说:“收容的医生,如有反日情事,我愿负责。我以外行,担任院长,即是要明了他们的行动。但有一事,须请阁下帮忙。”遂将宪兵无理由任意传询医生之事向他说。多田答称:“宪兵总疑心协和医生,怕有反日行动,故特别注意。君既负责收容,又充该院院长,以后比较可放心。但君能以何法保证他们不是反日分子,能使宪兵安心呢?”我想了少顷说,我以院长名义,发给医生及护士一种证明,由我签名盖章,随身带着。持有证明者,我可负责保证,没有证明者,即不是中央医院的人,这办法怎样?”多田说:“好是好的,可是责任不轻呢,君当考虑。我说,我约的人,决无反日分子,我敢保证。但宪兵方面,若无实在凭据,请勿随意召唤。”多田亦答应,从此传询问题解决了。

4.添置设备——蒸蒸日上等到胜利

一年后院务蒸蒸日上,经济亦渐裕。远来就医住院者日多,病房住满。因内外名医甚多,尤以为关颂弢博士来就医者多。妇产科林巧稚博士,曾游学美国,系一独身主义之女性,手术纯熟,亦甚热心,亦是中外闻名。因本院无妇产科,不甚方便,锺君商余另建一栋,添设妇产科。成立后,林博士住在院中,不论夜半更深,有电话来即坐人力车往,无间寒暑。服务精神,更为可佩。时值混乱,女子深夜乘人力车往来,深恐不便,为置一辆旧汽车,她更感激。后又改建一大手术室,添置用器,用特别电灯,光线充足,更能适用手术。又添设试验室。收入富裕,院誉日隆。惟电梯因限于电力,只能供病人之用,亦无可如何也。胜利后,由美国配给一架新式x光机器。

余于院务,亦感兴趣,不时往观。见各科医生忙于工作,护士伺候病人,亦和气周到,为之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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