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肃宁县雪村，雪村——“血村”

　　如果在那年6月走进河间县城，你会看见城门楼上，有一颗用鸟笼盛放着的男人头，那是被日军残暴割下的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的头颅；如果在那些日子，你翻开任何一种敌伪报纸，——不管是什么《石门新报》，还是什么《新民报》，上面都会有一行大字标题，赫然写道：皇军击毙共军军分区司令官常德善；如果在冀中的村庄，你遇见了隐藏着坚持斗争的干部，他们都会心情沉重地问道：知道吗?常司令员死了。

　　常德善，生前任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他是山东峄县人，贫苦人家出身。两岁时父母双亡，从六七岁就开始给人家放猪放牛，养活自己。1929年17岁时参加了红军。

　　开始是给关向应当勤务员、警卫员。继而在部队里当排长、连长、团长。是一员从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战将，打起仗来非常勇敢。他曾在战场上救过贺龙的命，所以贺龙一提起常德善，总是说：没有常德善，就没有我贺龙。长征的时候，常德善任红6师参谋长，率部队担任后卫，战功卓著。抗战开始后，常德善任一二师一个团的副团长，1939年随一二师到冀中后，就留在了冀中。吕正操回忆说：“常德善是一二师的一员战将，是我亲自向贺龙同志要来冀中，他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任八分区司令员，指挥果断、机智，八分区的干部、战士都很信服他。日本人也很敬畏他，知道他是贺龙将军带出来的一员虎将。

　　当年认识常德善司令员的老人们，一提起常司令员，都不由流露出敬佩和痛惜的神情。从他们的七零八碎的话语中，我们对常德善司令员的外貌和人品，都渐渐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一员好将，可惜了。”

　　“劳动人民体格，山东大汉，有近1米80的个头吧。”

　　“能打呀，反‘蚕食’，还就是八分区常司令顶得凶。”

　　“待人和气，没架子。很痛快、很豁亮个人。”

　　“打小受苦，没读过多少书，但人聪明。”

　　…………

　　可以想见，常司令员是一个从小吃过许多苦，又在革命队伍中摔打多年，很成熟、很勇敢的一员战将。据说，直到建国后，贺龙一想起常德善，眼圈还都是红的。

　　常德善是“五一”大“扫荡”期间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军事干部。从日本人的角度看，这也就是他们捕捉到的最大的一条鱼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日本人左一网、右一网，都没捞到什么“大鱼”，怎么偏偏这一网撒得这么准呢?下面，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打开历史的记忆阀门，看一看历史是怎样一步步走向那悲剧的时刻：1942年4月，“五一”大“扫荡”前夕，根据冀中军区的统一部署，冀中八分区也进行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并把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分成几摊，分头活动，以免被敌人一网打尽。当时八分区机关及主力部队23团(三营九连制的大团)和30团(六连制小团)分成好几股分头活动：23团一营，归冀中军区直接指挥，负责保卫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23团二营，由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率领，在深武饶安腹心区活动；23团团部带一营、30团全部，也在深武饶安腹心区活动，并由八分区司令员、政委直接指挥。

　　八分区副司令孔庆同，带小部队，在任河大地区坚持；八分区参谋长李弗畏，带分区警卫营，在献县、交河一带活动。

　　在“扫荡”之初，常德善带着队伍先是在饶阳、武强、献县等腹心区活动，等到敌人要合围腹心区时，他们又及时跳到了文安洼地区，躲开了敌人的大合围圈。5月中旬，等敌人对腹心区的“拉网扫荡”结束后，他们又大胆地从饶阳城西渡过滹沱河，一直插到饶阳至安平公路以南的南京堂一带，回到腹心区。等到他们“发现敌人不是短期‘大扫荡’，而是长期‘驻剿’，修公路，筑炮楼、挖封锁沟、建爱护村，准备长期据守”时，又及时撤了出来，北渡滹沱河，又转移到任河大地区。在那一直待到6月初。后又从任河大地区进入河间、肃宁一带腹心根据地，最终在肃宁县雪村一带遭敌合围，几乎全军覆没。

　　在腹心区时，常德善还专程去安平县堤涡村看望了刚生产不久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弓桐轩回忆说：“五一”“扫荡”前，我正怀着我们的孩子，快生了。“扫荡”前冀中军区有个电报，让怀孕4个月以上的孕妇到路西去。我让他们回个电报就说我病了，没去。冀中这么大的地方，要想躲，还是有地方躲的。凡是乱跑的，不是死了，就是给抓去了。

　　就是在“五一”那一天吧，到了武强一带，城北的一个村。半夜后，常找到我，他没送，派人把我送过深安路，到安平堤涡村。我娘家在那里，生下孩子。生下孩子第3天，敌人又来了。我就往南走，到了一个村躲在老乡挖的白菜窖里，对付了几天，以后又回到堤涡。孩子生下来第12天，他们躲过“扫荡”，转回来了。找到魏洪亮，常司令那会也就带几百人，有时更少，不到一百人，方便。

　　到安平堤涡村来看我和孩子。要走，我母亲不愿意，又待了待。下午到的，天亮走的。这是我见他最后一面，这个孩子也只见了这一面。采访弓桐轩记录。 常德善本已觉察到敌人这次“扫荡”不同以往，并及时地再次跳了出来，转移到任河大地区，为什么到了6月初，又要进到腹心区来呢?一些老人一提起这个问题，都说：“还不是军区5月21、22号，两次电报，命令重返中心区，打开局面，恢复地方工作，稳定群众情绪。结果正钻进人家布好的网里去了。

　　要不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也不至于……”

　　不过，冀中军区当时作出敌人“扫荡”已趋结束，我军应转回内线的判断也非空穴来风，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这第一，来自以往反“扫荡”的经验；第二，来自当时的敌情报告。

　　抗战已抗了好几年了，日本人“扫荡”也扫了多少次了。“扫荡”与反“扫荡”，已形成了一定的规律。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表现为内线、外线的数次交换上：第一次交换：敌人从沿交通线的据点出发，进攻我根据地，即由外线压向内线；而我军则暂时转移，离开敌人即将合围、扫荡的中心区，到靠近敌人后方去，即由内线转到外线。具体到冀中，就是敌人从平汉、津浦、石德等铁路干线逐步往冀中腹心根据地深武饶安地区压缩，而我军则跳出腹心区，转移到靠近敌人交通线的地方去，那里在敌“扫荡”期间反倒安全。

　　1942年6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进攻冀中平汉铁路

　　第二次交换：我军在敌人后方积极活动，打击敌人，迫使敌人回防或回过头来“扫荡”我腹心区外围地区，即使敌人由内线再转回外线，而我军则乘势又由外线转回内线，回到腹心区，打击留下修路、建据点的分散之敌。

　　如果说这样两次交换算一个回合的话，那么一般一个回合或数个回合后，敌人的“扫荡”也就宣告破产，被迫仍退回原据点，而我军也仍在腹心根据地坚持。“五一”

　　大“扫荡”一开始，自然也是这种模式：从5月1日至5月15日，敌人从四面八方，一步步压向中心区，而我军则相继跳出中心区，转移到平汉线、津浦路、石德路附近去。敌人在我中心区疯狂“扫荡”、大肆“拉网”时，我军也在外线积极作战，打击敌人。据冀中七分区政委吴西讲，他们曾接到冀中军区5月15日发出的《关于反敌“清剿”的指示》电报，“指示为了调动敌人，要求主力军集中一定兵力袭击重要城镇和交通线。”七分区令17团挺进敌后作战。

　　18日，17团二营奔袭定县县城，炸毁城关桥梁一座，22日夜，17团三营及地方武装一部又挺进到新乐县离平汉铁路不到20里的刘家佐、北乔寨村，与敌激战后退出。这个指示，估计八分区也收到了，八分区部队曾围攻泊镇、交河县城，并炸毁津浦路上行驶的列车两列，其他各分区，也都积极作战，以吸引敌人回援，减轻对冀中腹地的压力。

　　5月15日，晋察冀军区还发出电报，命令路西及平西各军分区向平汉路展开有力破击，以吸引深入冀中中心区之敌外转，缩短敌人“扫荡”的时间。据此命令，北岳区和平西区的部队向平汉路西侧屡屡出击，8天中共攻克、摧毁碉堡39处，歼敌1200余。

　　5月17日，八路军总部电勉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及冀中全体指战员，坚持平原反“扫荡”。号召冀中部队渡过艰难路程，争取反“扫荡”全部胜利。同时命令各战略区积极出击，山东部队向津浦路沧县至德州段；晋冀鲁豫军区向平汉路石家庄以南段进行破袭，吸引敌人回援。

　　冀中军区转至外线的部队，晋察冀军区所属路西及平西地区部队及山东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虽然都对敌展开进攻，积极作战，但对敌人的打击似乎有限。日方资料中提到：“于17日得到特情报告，敌方对外围冀西、冀南军区各部队频频下达指令，以20日为期，将对京汉、石德各铁路进行全线袭击。事实上，其后在第110师团警备地区内，敌人只在各地反复发动过小规模的袭击。”

　　看来，当时并没有把敌人打痛。但日本人非常狡猾，他们装出一副火急回援的架式，白天一辆辆汽车驶向沿线大据点，像是撤兵的样子，实际上并未撤兵，而是隐藏起来，虚网以待。有材料说，自五月中旬后，敌“在献县北之臧桥附近堵塞子牙河，以抬高滏阳河、滹沱河水位，沿河岸及公路沿线增派日军守卫。白天以骑兵、自行车、装甲车、汽艇来回巡逻，夜间则到处举火照明。阻我越渡。而在河肃路(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南滹沱河以北地区，于五月底以前，则一直不设点，不建碉，故留空隙，作为所谓‘诱导圈’，采用‘张网捕鱼’、‘张口待食’战术，三五天奔袭合围一次，寻我主力作战，只要一处发现我军主力，敌即从四面八方，天上地上，蜂拥而至。这些地区正是八分区的中心区。”

　　6月8日，肃宁县雪村，雪村——“血村”

　　如果在那年6月走进河间县城，你会看见城门楼上，有一颗用鸟笼盛放着的男人头，那是被日军残暴割下的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的头颅；如果在那些日子，你翻开任何一种敌伪报纸，——不管是什么《石门新报》，还是什么《新民报》，上面都会有一行大字标题，赫然写道：皇军击毙共军军分区司令官常德善；如果在冀中的村庄，你遇见了隐藏着坚持斗争的干部，他们都会心情沉重地问道：知道吗?常司令员死了。

　　常德善，生前任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他是山东峄县人，贫苦人家出身。两岁时父母双亡，从六七岁就开始给人家放猪放牛，养活自己。1929年17岁时参加了红军。

　　开始是给关向应当勤务员、警卫员。继而在部队里当排长、连长、团长。是一员从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战将，打起仗来非常勇敢。他曾在战场上救过贺龙的命，所以贺龙一提起常德善，总是说：没有常德善，就没有我贺龙。长征的时候，常德善任红6师参谋长，率部队担任后卫，战功卓著。抗战开始后，常德善任一二师一个团的副团长，1939年随一二师到冀中后，就留在了冀中。吕正操回忆说：“常德善是一二师的一员战将，是我亲自向贺龙同志要来冀中，他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任八分区司令员，指挥果断、机智，八分区的干部、战士都很信服他。日本人也很敬畏他，知道他是贺龙将军带出来的一员虎将。

　　当年认识常德善司令员的老人们，一提起常司令员，都不由流露出敬佩和痛惜的神情。从他们的七零八碎的话语中，我们对常德善司令员的外貌和人品，都渐渐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一员好将，可惜了。”

　　“劳动人民体格，山东大汉，有近1米80的个头吧。”

　　“能打呀，反‘蚕食’，还就是八分区常司令顶得凶。”

　　“待人和气，没架子。很痛快、很豁亮个人。”

　　“打小受苦，没读过多少书，但人聪明。”

　　…………

　　可以想见，常司令员是一个从小吃过许多苦，又在革命队伍中摔打多年，很成熟、很勇敢的一员战将。据说，直到建国后，贺龙一想起常德善，眼圈还都是红的。

　　常德善是“五一”大“扫荡”期间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军事干部。从日本人的角度看，这也就是他们捕捉到的最大的一条鱼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日本人左一网、右一网，都没捞到什么“大鱼”，怎么偏偏这一网撒得这么准呢?下面，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打开历史的记忆阀门，看一看历史是怎样一步步走向那悲剧的时刻：1942年4月，“五一”大“扫荡”前夕，根据冀中军区的统一部署，冀中八分区也进行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并把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分成几摊，分头活动，以免被敌人一网打尽。当时八分区机关及主力部队23团(三营九连制的大团)和30团(六连制小团)分成好几股分头活动：23团一营，归冀中军区直接指挥，负责保卫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23团二营，由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率领，在深武饶安腹心区活动；23团团部带一营、30团全部，也在深武饶安腹心区活动，并由八分区司令员、政委直接指挥。

　　八分区副司令孔庆同，带小部队，在任河大地区坚持；八分区参谋长李弗畏，带分区警卫营，在献县、交河一带活动。

　　在“扫荡”之初，常德善带着队伍先是在饶阳、武强、献县等腹心区活动，等到敌人要合围腹心区时，他们又及时跳到了文安洼地区，躲开了敌人的大合围圈。5月中旬，等敌人对腹心区的“拉网扫荡”结束后，他们又大胆地从饶阳城西渡过滹沱河，一直插到饶阳至安平公路以南的南京堂一带，回到腹心区。等到他们“发现敌人不是短期‘大扫荡’，而是长期‘驻剿’，修公路，筑炮楼、挖封锁沟、建爱护村，准备长期据守”时，又及时撤了出来，北渡滹沱河，又转移到任河大地区。在那一直待到6月初。后又从任河大地区进入河间、肃宁一带腹心根据地，最终在肃宁县雪村一带遭敌合围，几乎全军覆没。

　　在腹心区时，常德善还专程去安平县堤涡村看望了刚生产不久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弓桐轩回忆说：“五一”“扫荡”前，我正怀着我们的孩子，快生了。“扫荡”前冀中军区有个电报，让怀孕4个月以上的孕妇到路西去。我让他们回个电报就说我病了，没去。冀中这么大的地方，要想躲，还是有地方躲的。凡是乱跑的，不是死了，就是给抓去了。

　　就是在“五一”那一天吧，到了武强一带，城北的一个村。半夜后，常找到我，他没送，派人把我送过深安路，到安平堤涡村。我娘家在那里，生下孩子。生下孩子第3天，敌人又来了。我就往南走，到了一个村躲在老乡挖的白菜窖里，对付了几天，以后又回到堤涡。孩子生下来第12天，他们躲过“扫荡”，转回来了。找到魏洪亮，常司令那会也就带几百人，有时更少，不到一百人，方便。

　　到安平堤涡村来看我和孩子。要走，我母亲不愿意，又待了待。下午到的，天亮走的。这是我见他最后一面，这个孩子也只见了这一面。采访弓桐轩记录。 常德善本已觉察到敌人这次“扫荡”不同以往，并及时地再次跳了出来，转移到任河大地区，为什么到了6月初，又要进到腹心区来呢?一些老人一提起这个问题，都说：“还不是军区5月21、22号，两次电报，命令重返中心区，打开局面，恢复地方工作，稳定群众情绪。结果正钻进人家布好的网里去了。

　　要不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也不至于……”

　　不过，冀中军区当时作出敌人“扫荡”已趋结束，我军应转回内线的判断也非空穴来风，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这第一，来自以往反“扫荡”的经验；第二，来自当时的敌情报告。

　　抗战已抗了好几年了，日本人“扫荡”也扫了多少次了。“扫荡”与反“扫荡”，已形成了一定的规律。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表现为内线、外线的数次交换上：第一次交换：敌人从沿交通线的据点出发，进攻我根据地，即由外线压向内线；而我军则暂时转移，离开敌人即将合围、扫荡的中心区，到靠近敌人后方去，即由内线转到外线。具体到冀中，就是敌人从平汉、津浦、石德等铁路干线逐步往冀中腹心根据地深武饶安地区压缩，而我军则跳出腹心区，转移到靠近敌人交通线的地方去，那里在敌“扫荡”期间反倒安全。

　　1942年6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进攻冀中平汉铁路

　　第二次交换：我军在敌人后方积极活动，打击敌人，迫使敌人回防或回过头来“扫荡”我腹心区外围地区，即使敌人由内线再转回外线，而我军则乘势又由外线转回内线，回到腹心区，打击留下修路、建据点的分散之敌。

　　如果说这样两次交换算一个回合的话，那么一般一个回合或数个回合后，敌人的“扫荡”也就宣告破产，被迫仍退回原据点，而我军也仍在腹心根据地坚持。“五一”

　　大“扫荡”一开始，自然也是这种模式：从5月1日至5月15日，敌人从四面八方，一步步压向中心区，而我军则相继跳出中心区，转移到平汉线、津浦路、石德路附近去。敌人在我中心区疯狂“扫荡”、大肆“拉网”时，我军也在外线积极作战，打击敌人。据冀中七分区政委吴西讲，他们曾接到冀中军区5月15日发出的《关于反敌“清剿”的指示》电报，“指示为了调动敌人，要求主力军集中一定兵力袭击重要城镇和交通线。”七分区令17团挺进敌后作战。

　　18日，17团二营奔袭定县县城，炸毁城关桥梁一座，22日夜，17团三营及地方武装一部又挺进到新乐县离平汉铁路不到20里的刘家佐、北乔寨村，与敌激战后退出。这个指示，估计八分区也收到了，八分区部队曾围攻泊镇、交河县城，并炸毁津浦路上行驶的列车两列，其他各分区，也都积极作战，以吸引敌人回援，减轻对冀中腹地的压力。

　　5月15日，晋察冀军区还发出电报，命令路西及平西各军分区向平汉路展开有力破击，以吸引深入冀中中心区之敌外转，缩短敌人“扫荡”的时间。据此命令，北岳区和平西区的部队向平汉路西侧屡屡出击，8天中共攻克、摧毁碉堡39处，歼敌1200余。

　　5月17日，八路军总部电勉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及冀中全体指战员，坚持平原反“扫荡”。号召冀中部队渡过艰难路程，争取反“扫荡”全部胜利。同时命令各战略区积极出击，山东部队向津浦路沧县至德州段；晋冀鲁豫军区向平汉路石家庄以南段进行破袭，吸引敌人回援。

　　冀中军区转至外线的部队，晋察冀军区所属路西及平西地区部队及山东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虽然都对敌展开进攻，积极作战，但对敌人的打击似乎有限。日方资料中提到：“于17日得到特情报告，敌方对外围冀西、冀南军区各部队频频下达指令，以20日为期，将对京汉、石德各铁路进行全线袭击。事实上，其后在第110师团警备地区内，敌人只在各地反复发动过小规模的袭击。”

　　看来，当时并没有把敌人打痛。但日本人非常狡猾，他们装出一副火急回援的架式，白天一辆辆汽车驶向沿线大据点，像是撤兵的样子，实际上并未撤兵，而是隐藏起来，虚网以待。有材料说，自五月中旬后，敌“在献县北之臧桥附近堵塞子牙河，以抬高滏阳河、滹沱河水位，沿河岸及公路沿线增派日军守卫。白天以骑兵、自行车、装甲车、汽艇来回巡逻，夜间则到处举火照明。阻我越渡。而在河肃路(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南滹沱河以北地区，于五月底以前，则一直不设点，不建碉，故留空隙，作为所谓‘诱导圈’，采用‘张网捕鱼’、‘张口待食’战术，三五天奔袭合围一次，寻我主力作战，只要一处发现我军主力，敌即从四面八方，天上地上，蜂拥而至。这些地区正是八分区的中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