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的坦克进村了

　　我们没有能够及时识破敌人的诡计，仅仅依照过去反“扫荡”的经验和一些未必可靠的情报，便匆匆作出敌人在我外线部队打击下已经回援，我外线主力部队应该回到中心区来恢复地区的判断。于21、22日两次电令各分区主力返回中心区。岂不知，这正中了敌人的奸计。

　　我们在研究敌人，敌人也在琢磨我们。我们摸清了敌人“扫荡”的规律(“扫荡”——安据点、清剿——撤兵)，敌人也掌握了我们反“扫荡”的规律(转移——外线出击——回到中心区)。要知道，这一次的对手，毕竟是冈村宁次呀。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似乎冀中军区在21、22日即已意识到敌人“扫荡”是长期的，主力应到外线去。李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6日夜我们侦得敌可能对任河大地区‘扫荡’，夜间在后卫部队马尾巴上拴树枝，消灭痕迹，向东南插到津浦线附近，摆脱了敌人的‘奔袭合围’，隐藏进入交河以东、东光西北的后城子村。17日拂晓前驻下后，了解情况时，得悉有部队和大机关也驻在这一带，我们立即派干部四出侦察了解，真是巧得很，他们回来都说军区机关驻在后陈庄一带”。

　　这里李健的记忆可能有误。据吕正操回忆，冀中军区5月16日是“住在子牙河东的河间县属的黎民居村”，5月17日“住在子牙河西岸的西张各村，”5月21日、22日两天，才住在“东光县的后陈庄”。解放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六分部政治部副主任的赵进元，当时每天坚持写日记，记下宿营地村名，所言亦与吕正操的回忆相同。因此，李健他们到后陈庄碰到冀中军区负责人，当在5月22日，即军区电令各分区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那天，而非16日。

　　李健他们一听说军区领导机关就在附近，自然是喜出望外，“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啊!”吕司令员、黄敬同志、沙克参谋长接见他们时，也非常高兴。先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还留他们吃了一顿午饭。饭后，又向他们交待了下一步的任务。本来，李健和马团长都认为，骑兵团目标太大，冀中腹心区据点、碉堡、公路、封锁沟又与日俱增，再进入内线确实不好办。这一次军区首长一定会放他们到外线去，发挥骑兵快速的特长，四处袭击敌后方据点，吸引内线敌人回援。不料军区仍要求他们返回内线。李健回忆说：

　　在冀中平原的八路军骑兵部队饭后，出乎我们意料，吕司令员说：“你们的任务还是继续坚持内线斗争，除原有的侦察情况，牵制敌人，宣传群众外，再加一项传达指示任务。当然再入中心地区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现在很多电台都联系不通或时断时续，区党委和军区发了一个指示，主要精神是：一、思想上要做长期坚持的准备。二、主力部队应尽快向外转移，敌进我进，插入敌占区，从敌后方打击敌人，不得已时可暂时转入根据地外边打击敌人；地方部队应分散活动，打击修路、建点、残害群众的小股敌人。三、地方组织和人员应尽快隐蔽，尽量减少敌对我基层组织的破坏。”

　　吕正操司令员最后说：“这是让你们二闯曹营，根据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你们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当时，骑兵团的干部对军区的决定很有些不解。李健回忆说：“马团长传达后，干部们立即议论起来，有的说：‘首长们知道骑兵目标大，在敌人扫荡点碉日增情况下，很难活动，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返中心区呢?’有的说‘我们这三个连冲出来不容易啊!其他三个连凶多吉少，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进去呢?’有的说：‘如果让我们就近跳过津浦路以东连续袭击敌沿线车站、县城，这该有多大作用啊。’”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对冀中军区让骑兵团回到腹心区去倒没有什么不解，对李健提到的“指示”倒有些迷惑不解。因为我们知道，正是在22日同一天，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要求第六、八、九军分区主力部队回到中心区去，这里怎么又要求“主力部队应尽快外转”呢?难道说，冀中领导机关会在同一天发出两份相互矛盾的指示吗?或许有人会说：在这一天发出的电报指示，是针对六、八、九军分区而言的，而对李健等的口头指示，是针对七军分区而言的。但李健在回忆录中提到，他们首先就是去任河大地区，找八分区领导传达这个指示，没有找到，只好请八地委一位部长转为传达。这个历史疑点应如何解释?因无史料，只好暂且存疑。

　　据我们手头的资料，在5月22日以后至5月底，冀中领导机构又发出了两个指示：5月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发出《反敌“清剿”的指示》，指出，我之中心任务在敌之“清剿”地区是反“清剿”、反抓捕、保存力量；在外线是积极破坏袭击敌重要点线并准备敌之再合围“清剿”。“反清剿武装斗争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外线主力军，不是分散活动，而是集中一定兵力袭击敌重要城镇与交通线。”5月31日，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关于坚持冀中区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形势之严重，非短时期所能打开，因此我之方针，除不放弃一切可能与敌斗争外，必须尽一切可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各主力部队，应远出敌后空隙地区，进行休整。

　　显然，这两个指示，在精神上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指示虽也提到“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但没有提撤离中心区，转至外线的事，分散活动

　　也好，穿上便衣也好，在内线的主力部队还是应在当地坚持斗争。而后一个指示，则提出各主力部队应转至外线，到敌人后方，进行休整。

　　前后两个指示，有如此大的不同，又与5月29日的两件事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两件事，一是在这一天接到八路军总部电报，同意冀中领导机关通过冀南转至安全地区的意见；二是八分区主力团23团一部在饶阳东西张岗村遭敌合围，伤亡惨重，团长谭斌阵亡，仅政委姚国民率少数人突出合围。

　　八路军总部的态度，对冀中军区领导人当然有很大影响，既然领导机关可以转移至安全地方，下属各军分区、各部队，当然也可转移。至于23团遭受严重损失，也使冀中军区领导人对敌情之严重有了一个新的估计。23团是八分区主力团，团长谭斌是红军干部，如此坚强的部队，如此坚强的干部，被敌打垮，这在冀中部队几年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一次捕捉到这么多八路军正规军，大概也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方文献中曾专门记载了此事，当然不免有些歪曲：另外，在第二天即29日，步兵第163联队第11中队在蠡县东南约20公里西张岗附近，搜索到敌军约450名，予以猛烈攻击，战斗结果敌遗尸245具，俘104人。

　　如果说，5月25日的指示还没有明确提到主力部队必须立刻外转。那么，6月4日，冀中军区则明确指示，各主力部队自拟路线，分别外转，仅留下部分基干团(即六连制小团)、地区队等坚持斗争。11日，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外转，补充的新战士要随走随收，不要等待。21日和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两次发出《关于青纱帐时期工作指示》，25日的指示在21日的指示基础上略有改动，但均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外转。25日的指示甚至说地区队在必要时也可相机外转。6月29日，七分区领导机关通过平汉路，到了路西行唐县口头镇，同日，九分区领导机关也转移到路西完县贾各庄，都离开了冀中。然而，这些指示，对八分区领导机关来说，却是迟了一步。

　　据当年在八分区电台工作的老人回忆，在“五一”“扫荡”期间，常德善、王远音带的电台一直工作正常，未出差错，为此还得到过分区首长的表扬。

　　如此说来，上面提到的冀中领导机关发出的各次指示，包括5月21、22日发出的要求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及6月4日发出的主力外转，仅留下基干团、地区队坚持斗争的指示，八分区领导机构应该是都收到了。不过，收到指示是一回事，是否执行，则又是一回事。据说，有的军分区领导就不愿执行冀中军区5月21、22日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觉得那样部队肯定会被日本人打散。

　　以常德善的斗争经验和精明干练，他肯定会看出返回中心区凶多吉少。但不知为什么，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却率23团二营，再次从任河大地区进入八分区的中心区河间、肃宁地区。而这里，如前所述，正是敌人设好的“网”。通常的解释是说：常、王带部队返回中心区，是为了找到30团(基干团)，根据军区6月4日的指示，基干团要留下坚持斗争，而在“五一”大“扫荡”之初，30团就在饶阳五公村遭敌合围，损失严重，电台在突围时埋了起来。与上级

　　失去电信联络。不过，失去了电信联络，就必须要军分区首长亲自前往传达有关指示吗?派一个得力干部携电台前去联系，不是一样吗?这里或许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也许有这种可能性。常、王听到30团遭受严重损失的消息，心中一定很着急，可又偏偏联系不上，心中肯定更加着急，索性转回去看看。当时30团实际上是被打散了，一些人牺牲，一些人被俘，还有一些人回了家。团的干部，正在尽力收容。而29日，23团又遭合围，团长牺牲。在“五一”大“扫荡”中，各军分区部队都受了不小的损失，但八分区部队损失最大。这一切，大概是令常、王感到十分焦虑的，在这样心情支配下，做出了有失理智的决定。又比如，也可能常并不愿带部队返回中心区，“但王远音那多能说呀?要是王政委也像×军分区××一样，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那还不得听军事干部的。”一些八分区的老人如此说。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或动机吧，反正事实是，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带部队返回了河间、肃宁一带中心区，恰恰钻进了日军虚网以待的地区。应该说，返回中心区，就已是向悲剧迈出了第一步。

　　6月7日，常、王带着队伍，以急行军越过河间至肃宁的公路，来到献县西北角紧靠肃宁的湾里、泥马头一带，与30团取得了联系。计划次日，也就是6月8日会合。此时通过敌情侦察和电台联系，探知四周的敌人很可能要合围河肃公路以南、滹沱河以北这一地区。常德善司令员主张不等到明天，立即转移，跳出合围圈。王远音政委则认为找到30团不容易，主张等到明天见了30团再说。双方意见分歧很大。

　　当年双方具体是如何争论的，这只有找当事人才能搞清楚。据了解，当时在场的，除了常、王两位首长外，还有八地委组织部长罗玉川、八分区作战科长张晓冰，宣传科长张迈君几个人。如今常、王两人已牺牲、罗玉川、张迈君已去世。惟一在世的张晓冰同志，离休前任南海舰队副司令，又在外地，近来听说已回到北京，但几经设法，也未联系上。难道说，这段史实，也要如同我们知道的一件珍贵文物一样，无处寻觅了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打听到解放后曾任国家黄金管理局局长的石豁同志，了解不少当年的具体情况。于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们来到茂林居，采访了石豁同志：采访石豁记录。石：我当时在八分区当武委会主任。“五一”“扫荡”前都分散活动，我去的饶阳。6月初地委叫我去汇报，从饶阳走了一天，到了献县西北角的一个村，这村叫什么名字?唉，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晚上到了村里，地委罗玉川他们在，军分区的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也在，正在商量事，让我也来，我自己觉得不够格参加会，就说累了，想先歇歇，就在外屋待着，他们在里屋说话。

　　问：是那种农民的房子，两暗一明?中间是灶屋没窗户，黑黑的两边各有一间住人的?石：对，我就在中间作饭的灶屋待着。那两间屋，一间是老乡一家子，也就是这屋的主人一家，另一间，就是常司令他们。

　　开始我把门板卸下来，放在灶台上想睡会，可听着他们在里屋吵也睡不着，就起来坐在门槛上，坐累了，也走动走动。瞅见里屋常司令、王政委在炕上坐着，炕桌上放着军用地图，侦察科长晓冰、宣传科长张什么，记不住名字，也在。罗玉川跟人谈了一天话，也累了，犯困，在那打眯瞪。

　　问：您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石：听见侦察科长晓冰汇报，讲敌人调集多少兵力，河间、肃宁都有敌人司令部，还有机动部队，要合围这一块地方。接着听见常司令说，敌人合围，中心目标一定是我们，据我的经验应先跳出去，到子牙河以东去。政委说，30团这么残酷，不容易。意思是说30团能坚持，我们也能，

　　怕什么?又说要不司令员出去，我带人留下。常是个很豁亮、很开朗的人，一听这话就生气了，说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挂这么多花，还没人说我怕死。一时谁也不敢说话。问：下级当然不好说话，罗玉川呢?地委书记金城不在吗?石：罗玉川跟人谈了一天话，困。又不懂军事。在那半睡半醒的。听见吵，睁开眼说，别嚷，好说，好商量。就又合上眼了。金城当时正搞对象呢，没跟队伍走。

　　问：说话嗓门很大，吵得厉害吗?石：常司令是山东人，直性子，那会儿也就30岁，说话声高点。王政委是山西人，有口音，难懂点，说话语速慢一点。不过他们毕竟是有一定地位的领导干部，又当着下级，都是会约束自己的。

　　过了一会，又听见常说，我是个老粗，弄集训计划非你不行，可这是战争。意思是说，打仗的事，军事上的事，应该听我的。又说：上级有指示，咱们俩不能分开活动。就听见他们两个说来说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从大约头半夜，11点钟吧，一直说说说，到了2点钟了。夏天夜短，4点来钟天就蒙蒙亮了，实际上这会子就是走，也过不了子牙河了。又听见晓冰说，听群众讲，敌人从没扫荡过雪村、顶旺。这两村离公路都不远，是不是让30团到顶旺，咱们到雪村。敌人一扫过来就过公路。常、王听了，就看地图，说，那就往北走，要是人家不扫到我们，就不动，猫着。实际上是司令员妥协了，说走吧，通知队伍。问：当时离雪村有多远?石：这个村子在雪村东南20多里地，不远。大约是2点钟出发，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雪村。我也就跟着他们，到了雪村。

　　按说，王远音是学生出身，“一二·九”运动的骨干，抗战爆发后，跑到北平西边参加了游击队，很快就提升为路西一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到冀中八分区当政委，牺牲的时候也就二十几岁，年轻有为，是个“精明干练、善讲善写”的人，虽说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但与劳动人民出身的常德善司令员平时相处甚好，也没听说有什么矛盾。怎么这一次就是固执己见呢?有的说他缺乏军事知识，说他“一点知识没有，当时主力向外转，他往里跳，常德善主张往外跳，军区命令也是说往外跳。”采访吕正操记录。吕正操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况的：常德善“经过分析敌情后提出：看来敌人将有大的行动，有重点合击河、肃、饶、献边界地区的迹象，因此要赶在敌人行动的前面，今夜迅速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子牙河东去。王远音则从政治角度考虑，认为子牙河东是游击区，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再说，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待。常德善说，现在是敌人以优势兵力合围‘扫荡’，捕捉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作战，跳到敌人包围圈外去，这是游击战争的常事。不然，万一领导机关和主力受了损失，就更不好向人民交代。到最后，常德善还是尊重了政委的决定权。”吕正操说，王远音从政治角度考虑到两点，一是子牙河东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二是敌人一来就走影响不好，还是很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群众基础不好的地方，正不压邪，真有汉奸为几个钱去据点告密的。据说，当时日本人悬赏，常德善是7000万日本票。采访弓桐轩记录。对那些只认钱的人来说，还是很有诱惑力的。而在老根据地，邪不压正。即便有那么几个汉奸、小人，也是有那贼心，没那个贼胆。

　　至于王远音提到的“不好向群众交待，”我们可以从李健的回忆中，想见当年的情景：东西羽林(安平西北一个村)是军区机关多年来常驻之地，军民关系亲如家人……拂晓到达后，

　　立即出现了催人泪下的军民生死情谊的场面。当群众得知军区骑兵团来了时，全村男女老少倾家而出。老人们流着眼泪问：“吕司令、程政委、黄敬同志还在冀中吧?他们安全吧?老天保佑他们平安度过这个大难。”

　　我们首先告诉乡亲们：“吕司令、程政委和黄敬同志都还在冀中，正指挥部队反‘扫荡’打击日寇、汉奸，请老大伯、老大娘放心吧!”

　　有的年青姑娘和妇女，为躲避日寇、汉奸的奸淫、污辱，脸上抹着锅黑，头上梳成标志已出嫁的髻子，穿着破烂衣服，也纷纷跑出来，流着泪诉说这近一个月来的痛苦遭遇；她们有的问丈夫的消息，十分担心；有的要求跟骑兵团走，参加部队打敌人；还有的丈夫被日军打死了，戴着孝控诉日本强盗杀人放火的暴行；有很多原来的儿童团拉着马尾巴哭着不放，要参军打鬼子……多日不敢露面的村干部忙于搞饮食和马料。这种军民生死与共，誓死报仇雪耻的场面，发生在极其艰难的危难时刻，真是催人泪下!这种“催人泪下”的场面，当常德善、王远音带着队伍回到八分区的中心地区河间、肃宁一带，一定也曾出现过吧?这一个月，百姓们以血肉之躯面对日本人的机枪

　　刺刀，真可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今百姓们看到常司令、王政委带着队伍——还是穿军装的主力部队回来了，真是走道都直起了腰，仰起了头。而当敌人合围过来时，忽然又一枪不放地悄悄走了，百姓们会怎么想呢?因而王远音顾忌：“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待。”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战争是冷酷无情，不讲情感的。在7日晚上，没有按常德善司令员说的，立即跳到子牙河东去，反倒往北走到靠近河肃公路的雪村，这就向悲剧迈出了第二步。据石豁老人回忆，部队到雪村时，最多也就是凌晨4点多钟的样子，村庄还在沉睡之中。部队进庄后，悄悄叫醒老乡，号房子，布岗哨，首长们也刚进屋，就有侦察员跑来报告，河肃公路上梁家村方向，发现敌汽车纵队的长串灯光，大约有五六十辆车，呼啸而来。几乎与此同时，敌情一个接一个报来，肃宁县城、献县臧桥，饶阳方向的敌人全都出动，正向雪村一带压过来。公路上的敌人下车后，即向雪村、顶旺一带推进，包围圈已经形成。

　　石豁回忆起那天早上的情景，说：早上5点左右吧，枪声先从东北方向，30团待的顶旺村那边打响，炒豆似的。30团也刚进村，工事都没来得及挖，很快就给打垮了。这会子西南方向枪声也激烈起来，肃宁、饶阳的敌人过来了。雪村是不能待了。往北走，连走带跑，这会子天已大亮，人都看得清了。公路边上，常司令穿件白衬衣在指挥，部队已乱了，机关的人也跑散了。只有少数人还跟着常、王跑，公路上日本人很多，开着摩托，哇啦哇啦地叫。采访石豁记录。

　　雪村往北直至公路，是一大块没有村庄的开阔地。虽有道沟，但很浅，公路又比两边都高出一截，敌人居高临下，机枪一扫，我军伤亡很大。23团二营拼命死战，总算保护着常、王两位首长冲过了河肃公路。但仍没摆脱掉敌人，鬼子汉奸骑着高头大马和自行车，从两侧包抄上来，常德善司令员一看情况紧急，说赶快分开，分路突围，他亲率一个连对付西南边肃宁方向的敌人，并抓过一挺机枪，点发射击，打得鬼子骑兵接二连三地栽下马来，掩护大家且战且走，一边打，一边大声命令地方干部、机要员、电报员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冲出去。又让警卫员把文件全部销毁。这时常德善右脚、左手已多处受伤，又用肩膀顶住机枪继续射击，并命令贴身警卫胡德兰快冲出去。鬼子的骑兵、车子队还有架在公路汽车上的机枪，也在拼命射击，枪炮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几处庄稼被打着，冒起柱柱黑烟。这时，敌人的机枪子弹射中了常德善的头部，他一头栽倒，牺牲了。

　　常德善司令员牺牲的地方，是河肃公路北边离公路不远的一个村子。

　　一个多月后，弓桐轩冒险来到常德善牺牲的村子，想看一看丈夫牺牲的地方。她回忆说：7月，地委来人找我，说常可能牺牲了，也没说清楚。(安平)县长张晓周叛变了，他老婆是妇联的部长，第二天也跑到据点里去找她男

　　白洋淀的水上游击队

　　人去了。我是八分区妇联主任，都认得我，在家待不住了。交通把我带走。后来听说抄了我们家三回，也没找到人。到了饶阳，一打听，群众都知道这事，又听说河间县委书记投敌了，饶阳县委书记也被捕了。河间进不去，饶阳也不能待。那交通是军队上的，是个老头，挺好个人，就带我去了白洋淀。采访弓桐轩记录。当时也在白洋淀的齐岩，遇到了弓桐轩，她回忆说：“这时的白洋淀还算是太平，八分区、九分区、十分区地委机关都转移到这里了。在白洋淀天天会遇到反‘扫荡’中同敌人周旋，在敌人刺刀下逃生的同志们，从四面八方汇集来了……一天下午，在淀边一条小船上，我看到有一个女同志面容憔悴，神情忧郁。过去一看，原来是弓桐轩，我问她是否去路西，她悲切地告诉我说：常德善同志牺牲了，组织上送她过路西去。常德善同志是八分区司令员，弓桐轩的爱人。听后，我的心头很沉重，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弓桐轩后来去了路西，不过，在去路西前，大约是7月底的样子，她还是坚持到常德善牺牲的地方去看一看。见不到活的了。哪怕是见一眼死的呢。她回忆说：我总还是不放心，到底是怎么回事？碰上白洁、田子林(音)，都是肃宁县妇救会的干部，都认识。我说你们带我去看看。她们说不能去，太危险。我说一定要去看看。白天到了村边上，就在高粱地里待着，天黑后进村找人了解了些情况。村里人说，枪一响常德善从窗户里就蹿出去了。叫别人跑，他领着一股子人在村东北角，守着个破砖窑打，先使机关枪，又使三八大盖，又使盒子。身上一个胳膊、腿，多少处都受了伤。白衬衣都一条条撕了裹伤了。又让他贴身警卫胡德兰，跑出去找我，找金城。这个人后来找到金城，遗物都交给金城了。

　　打完仗，老百姓找出个破棺材，收尸。还烧了纸，哭了一场。可能是有汉奸告密。头晚上埋的，第二天一早县城里的敌人就出来了。他们原来不知道打死了常德善。到村里，把尸体挖出来，找了块板子，放在板子上，还拿块布擦巴擦巴。把头砍了，照直去照直回，倒未难为村里百姓，身子就扔在坑里。村里的百姓又偷偷给埋了。怕再有人告密，身子都转移了4回。解放后，才移到华北烈士陵园，贺龙写的碑文。头敌人给放在鸟笼里，挂在河间城门上，挂了很长时间，都只剩骨头了。

　　当天我就走了，离开了这村。采访弓桐轩记录。

　　吕正操说，“薛村战斗后，群众用棺材盛殓埋葬了烈士们的尸体，发现常德善的身上中了二十七颗子弹，只太阳穴部位就有三处。”

　　雪村又作“薛村”，肃宁县材料均作“雪村”。

　　显然，这么多子弹，有些恐怕是常德善已死后，日本兵恨他的顽强打的。当然当时日本人还不知道这个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的大个子，就是中共冀中八分区的司令员。不过令人不解的是，战后日方编写的《华北治安战》等书籍中，一句都未提到雪村战斗。

　　常德善牺牲后不久，王远音因腿部负伤，行动困难，也用手枪自杀了。30团政委汪威，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当过科长，很优秀的干部，带着30团警卫连——又称青年连，都是十六七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与日本人拼杀，全连都死了，汪威最后也自杀殉国，30团副团长肖治国、总支书记沈笑天、23团二营营长邱福和、分区侦察股长杨克夫等，也均阵亡。

　　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记忆不清，雪村战斗许多细节说法不一，最近我们采访了当时在八分区电台工作，亲身参加过雪村战斗的屈培壅老人。他的回忆，在一些细节上与通常的说法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参加过雪村战斗的老人愈来愈少了，下面，我们把采访记录略加整理，附在这里，也算是保存史料吧。至于有分歧的地方，眼下也难以一一辨明，只好留待来日吧：屈：“五一”“扫荡”一开始，常司令、王政委先带着我们在腹心区活动，5月9日夜从小范附近过的滏阳河，跳出了敌人11日的大合围。5月下旬，记不清时间，大约在29号23团受损失之前，又转回中心区，看了看待不住，只得又退回任河大地区。

　　6月4日下午，部队都集合起来准备出发了。忽然接到军区紧急电报。这份电报就是说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团迅速外转，基干团留下坚持斗争。毕竟是老根据地，不能说都走了。具体到八分区，就是23团外转，30团留下坚持。

　　问：当时23团3营已受严重损失，30团不是也被打垮了吗?屈：23团还有1、2营，30团又收容了一二百人。5日上午开会研究军区指示，决定返回中心区，找到30团。

　　问：为什么一定要分区首长亲自带队去找30团呢?派个得力干部去传达不是一样吗?别的分区首长怎么没这样做呢?屈：那怎么行呢?30团留在当地坚持斗争，不是一个短时期，许多事情要当面交待。派个科长、股长去，怎么行?至于说别的分区首长没回中心区找部队，他们电讯联络没断，发个电报就解决问题了。如果30团电台还在，那问题也简单了，那他们两个也不用回去了，当然也不用吵了，也就没有雪村一仗了。

　　5号晚上出发，一夜走了一百四五十里地，6日一早到了肃宁、献县、饶阳三县交界的一个小村，叫泥马头，泥土的泥，牛马的马，人头的头。住下后就派人出去找30团，当时谁也不知道30团在哪里，但侦察人员有他们的办法，找了一天，7日找到了，约定8日会合。问：泥马头离雪村大约多远呢?雪村离河肃公路又有多远呢?屈：泥马头离雪村不到20里，雪村离公路大约8至10里的样子。

　　问：7日晚上，王远音不知道敌人要合围吗?为什么一定要固执己见呢?屈：王远音知道敌人要合围，在对敌情的分析上，他们两个并没有分歧。前头不是说过了吗，这一块几十里这么个地盘，是敌人设的陷阱，不设据点，不修岗楼，但隔那么三五天，合围一次。8日，又赶上敌人合围的日子。

　　常德善是说，赶快出发，走一百多里，跳出去。而王远音大概觉得30团找到不容易，这会要是分开，以后还得再回到中心区来找。至于敌情，他可能觉得不是那么严重，可以找敌人的空隙。后来去雪村，也可能是考虑那里不会是敌人合围的中心，要来也只是小股敌人，问题不大。他们两个谁也说服不了谁，队伍都集合好了，等着，我们几个都在院子里，听见屋里在吵，但听不清说些什么。

　　后来决定往北走，30团到了雪村，军分区驻在顶旺，两个村离个二三里。问：您是说30团在雪村，常司令他们在顶旺?可材料上还有一些老人回忆，怎么都说军分区在雪村，30团在顶旺，正好反着。

　　屈：这我不会记错的，1985年我还回当地看过一次。

　　那天敌人合围的中心的确不是雪村，而是窝北。枪声先从雪村，也就是30团那里响起来。30团就往南跑，一下正好碰上敌人合围的中心，又往回跑，往顶旺这边跑。常司令、王政委他们到村边拿望远镜看，这会子天已亮了，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人在头里跑，后头全是敌人。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一见，说敌人太多，快走。叫教育股长赵庚林，带一个连，到公路上去打开缺口，掩护部队过公路。23团2营另两个连，前头一个，后头一个，保护着机关往北，一路是跑着奔公路的。

　　问：过公路前，是不是队伍就跑散了?屈：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是多整齐。所以过了公路大约3里地一个张家庄，常司令叫停下来整整队伍。因为按一般的经验，冲过公路就应算是冲过封锁线了，可以喘口气了。没想到正在整理队伍，就听见喊“敌人”、“敌人”，一看，村西鬼子的车子队来了，再一看村东日本人的马队也过来了。还整什么队伍，赶快跑，出村往东北方向，也就是太师庄方向跑，这会子队伍才有点乱了。差不多是各跑各的了。

　　问：日本人骑着车，怎么打枪呢?屈：日本人骑的车车座很低，两腿往地上一支就立住了，端起枪就打。

　　问：然后是冲进太师庄，常司令就是在那儿牺牲的?屈：不，常司令不是在太师庄，而是在张家庄牺牲的。实际上就是在跑出张家庄后不久，看着一梭子机枪子弹射中了他，头、脖子都冒出血来，倒下了，警卫员上去扶，已扶不起来了。

　　问：您当时离常司令多远?屈：我就紧跟着他后边，常司令还是很关心电台的，一路上老叫我们跟上，别掉队，他后边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后面一个参谋，再后边就是我了。

　　问：要这么说，常司令似乎是跑着跑着一头倒下就牺牲了。可一些材料说常司令牺牲前还跟日本人打了半天，还跟警卫员交待了不少事?屈：是不是倒下后未马上断气，这些就不清楚了。我带着电台，不能停，还得往前跑呀。问：王远音呢?常司令倒下后，他还活着吗?屈：还活着，听说还命令把常司令的尸体背走。

　　又坚持了一二里地吧，腿上有伤，跑不动，就掏枪自杀了。背着常司令尸体的战士也被打倒，常司令的尸体仰面躺在野地里。问：队伍就这么跑散了。日本人呢?屈：实际上是各跑各的。日本人，后头，两边，到处都是。我是跑进一块麦地，才算脱险。公路北边麦子比公路南边长得高，能藏住人。日本人拉了几次网，也没撞上。到了晚上，日本人撤走后，我们收容了一百多人，往北去了。

　　问：那天咱们队伍一共才六七百人，还跑出这么些人来。看来日本人的“网”并不密。“窟窿”很大。

　　屈培壅最后还谈到，“五一”大“扫荡”开始后一直到雪村战斗这一个多月，在常司令指挥下，“基本没听到什么枪声，很巧妙的指挥。”他说，如果那天照常司令说的做，也不会有事的。顶多是累一点，跑上个百把十里路。在谈到雪村战斗失利的原因时，八分区一些老人除了谈到“错误地调集主力，重返中心区”及“政委在军事行动上未能尊重军事指挥员的意见”外，还谈到当遭到敌长途奔袭合围，特别是敌大量使用骑兵、自行车队对我前堵后追的不利形势下，战术指挥上又未及时采用据守村落，控制制高点，昼间固守，夜间突围的战术。也是值得检讨的原因之一。李健在述及雪村战斗时，也有感于此，说：“据我们所知，在敌重兵多路‘拉网合围’或‘奔袭合围’时，凡能先跳出合围圈的，为上策；凡先机已失，而坚决果断，决心进行村落防御，坚持一天，夜间突围的，几乎全部成功，给敌杀伤很大，而自己损失较小。”是为中策。“而既未能先机跳出，又未能果断进行村落防御，决心犹豫，且战且走，方向选择不好，主官意见不一致，组织不严密，是为最下策，无一不受严重损失。”

　　李健说，这里用得着《孙子兵法》上说的一条原则：“不可胜者守也”。意思是说，打不赢的情况下，就先坚守。

　　如果说，不合时宜地返回中心区，是走向悲剧的第一步，争论不休未能及时跳出合围，是迈向悲剧的第二步，那么，未能采取坚守村庄，以待机突围的战术，反而在开阔地带且战且走，则是真正拉开了悲剧的序幕。

　　当然，也许当时情况万分紧急，敌人已冲到村边，已没有条件进行防御部署，进行抵抗了。只得往村外冲，冲过开阔地，冲过公路，冲过封锁线。多少人倒下了，倒在轻纱般的晨雾中，倒在开放着五月的鲜花的大平原上，倒在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家乡土地上。麦地上、道沟中、公路上，到处是一具具尸体。当年在八分区前卫剧社工作的田丹老人，在雪村战斗打响后几个小时，曾由北向南，穿行整个战场，亲眼目睹了那悲壮的场面。他和我们谈了他那独特的经历：田：当时我们都分散活动，各找各的关系，生存。我家在文安，可在深武饶安这一片，我有好些个干爹，有地方去。雪村战斗前我正躲在河肃公路南边一个小村子里。问：那村子叫什么名?是在雪村的什么方向?田：记不住了，反正是窝北村以北，窝北过去是雪村，也就在雪村北边一个村。8日那天早上枪一响，我干爹跟我说：“孩子，日本人要来围这一片了，待不住了，走吧。”我想走就走吧。当时我想往饶阳那边去，出了村就奔南去……

　　问：对不起，您是说在8日早上，也就是雪村战斗打响以后不久，常司令他们带着人从雪村、顶旺冲出来，由南往北，往河肃公路冲，而您从公路南边一个小村出来，由北往南走，跟他们正好逆着，是吗?田：是这样。

　　问：大约是几点钟?田：太阳出来有一竿子高了，大概8点钟的样子吧。

　　问：雪村战斗是凌晨5点打响的，那也就是战斗打响后约3小时。那里没有日本人吗?还有咱们的人吗?田：没有日本人，日本人都往北追咱们队伍去了。也没碰见咱们的人，我是说：还活着的人。地上到处是咱们的人，尸体。军装皮带都被刺刀挑开了，敞着。咱们的队伍那会都穿着榆树豆子染的，再弄上点青灰，土法染的军装。土黄色，黄不黄、绿不绿的那种色，日本人大概是想搜一搜身上带没带文件一类的东西。枪都没了，日本人拿走了，日本人的尸体也都抬走了。道沟里一溜溜地全是死人，一点不夸张地说，在道沟里走一趟，上来身上肯定带着血。

　　再往前走，就进了村了。老乡们都在当街站着，一堆堆人议论着。一瞧见我从战场方向走来，又带着血，都围过来问，说同志你是不是受伤了?咱们队伍怎么样了?我告诉他们我是打这经过，赶快想办法掩埋咱们的人。这会子北边的枪声还响着，这边倒没什么动静。问：战斗还未结束，您就穿越过战场。您胆子可真够大的。

　　田：我原来叫铁胆，后来他们写错了，写成田丹，就叫田丹吧。

　　问：在那一天您看到的事情中，哪件事印象最深?

　　田：好些尸体都给烧着了，真是烧出油来，发出的那种味道，印象最深。采访田丹记录。

　　雪村战斗的失利，震动是很大的。屈培壅老人讲，这么高级别的司令员，牺牲的当然有，但司令员、政委两个死在一块，在一次战斗中同时阵亡的，从前恐怕未有。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中央军委。吕正操回忆说：“雪村战斗，教训沉痛。1942年9月1日，中央军委为此作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

　　鬼子的坦克进村了

　　我们没有能够及时识破敌人的诡计，仅仅依照过去反“扫荡”的经验和一些未必可靠的情报，便匆匆作出敌人在我外线部队打击下已经回援，我外线主力部队应该回到中心区来恢复地区的判断。于21、22日两次电令各分区主力返回中心区。岂不知，这正中了敌人的奸计。

　　我们在研究敌人，敌人也在琢磨我们。我们摸清了敌人“扫荡”的规律(“扫荡”——安据点、清剿——撤兵)，敌人也掌握了我们反“扫荡”的规律(转移——外线出击——回到中心区)。要知道，这一次的对手，毕竟是冈村宁次呀。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似乎冀中军区在21、22日即已意识到敌人“扫荡”是长期的，主力应到外线去。李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6日夜我们侦得敌可能对任河大地区‘扫荡’，夜间在后卫部队马尾巴上拴树枝，消灭痕迹，向东南插到津浦线附近，摆脱了敌人的‘奔袭合围’，隐藏进入交河以东、东光西北的后城子村。17日拂晓前驻下后，了解情况时，得悉有部队和大机关也驻在这一带，我们立即派干部四出侦察了解，真是巧得很，他们回来都说军区机关驻在后陈庄一带”。

　　这里李健的记忆可能有误。据吕正操回忆，冀中军区5月16日是“住在子牙河东的河间县属的黎民居村”，5月17日“住在子牙河西岸的西张各村，”5月21日、22日两天，才住在“东光县的后陈庄”。解放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六分部政治部副主任的赵进元，当时每天坚持写日记，记下宿营地村名，所言亦与吕正操的回忆相同。因此，李健他们到后陈庄碰到冀中军区负责人，当在5月22日，即军区电令各分区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那天，而非16日。

　　李健他们一听说军区领导机关就在附近，自然是喜出望外，“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啊!”吕司令员、黄敬同志、沙克参谋长接见他们时，也非常高兴。先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还留他们吃了一顿午饭。饭后，又向他们交待了下一步的任务。本来，李健和马团长都认为，骑兵团目标太大，冀中腹心区据点、碉堡、公路、封锁沟又与日俱增，再进入内线确实不好办。这一次军区首长一定会放他们到外线去，发挥骑兵快速的特长，四处袭击敌后方据点，吸引内线敌人回援。不料军区仍要求他们返回内线。李健回忆说：

　　在冀中平原的八路军骑兵部队饭后，出乎我们意料，吕司令员说：“你们的任务还是继续坚持内线斗争，除原有的侦察情况，牵制敌人，宣传群众外，再加一项传达指示任务。当然再入中心地区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现在很多电台都联系不通或时断时续，区党委和军区发了一个指示，主要精神是：一、思想上要做长期坚持的准备。二、主力部队应尽快向外转移，敌进我进，插入敌占区，从敌后方打击敌人，不得已时可暂时转入根据地外边打击敌人；地方部队应分散活动，打击修路、建点、残害群众的小股敌人。三、地方组织和人员应尽快隐蔽，尽量减少敌对我基层组织的破坏。”

　　吕正操司令员最后说：“这是让你们二闯曹营，根据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你们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当时，骑兵团的干部对军区的决定很有些不解。李健回忆说：“马团长传达后，干部们立即议论起来，有的说：‘首长们知道骑兵目标大，在敌人扫荡点碉日增情况下，很难活动，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返中心区呢?’有的说‘我们这三个连冲出来不容易啊!其他三个连凶多吉少，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进去呢?’有的说：‘如果让我们就近跳过津浦路以东连续袭击敌沿线车站、县城，这该有多大作用啊。’”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对冀中军区让骑兵团回到腹心区去倒没有什么不解，对李健提到的“指示”倒有些迷惑不解。因为我们知道，正是在22日同一天，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要求第六、八、九军分区主力部队回到中心区去，这里怎么又要求“主力部队应尽快外转”呢?难道说，冀中领导机关会在同一天发出两份相互矛盾的指示吗?或许有人会说：在这一天发出的电报指示，是针对六、八、九军分区而言的，而对李健等的口头指示，是针对七军分区而言的。但李健在回忆录中提到，他们首先就是去任河大地区，找八分区领导传达这个指示，没有找到，只好请八地委一位部长转为传达。这个历史疑点应如何解释?因无史料，只好暂且存疑。

　　据我们手头的资料，在5月22日以后至5月底，冀中领导机构又发出了两个指示：5月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发出《反敌“清剿”的指示》，指出，我之中心任务在敌之“清剿”地区是反“清剿”、反抓捕、保存力量；在外线是积极破坏袭击敌重要点线并准备敌之再合围“清剿”。“反清剿武装斗争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外线主力军，不是分散活动，而是集中一定兵力袭击敌重要城镇与交通线。”5月31日，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关于坚持冀中区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形势之严重，非短时期所能打开，因此我之方针，除不放弃一切可能与敌斗争外，必须尽一切可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各主力部队，应远出敌后空隙地区，进行休整。

　　显然，这两个指示，在精神上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指示虽也提到“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但没有提撤离中心区，转至外线的事，分散活动

　　也好，穿上便衣也好，在内线的主力部队还是应在当地坚持斗争。而后一个指示，则提出各主力部队应转至外线，到敌人后方，进行休整。

　　前后两个指示，有如此大的不同，又与5月29日的两件事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两件事，一是在这一天接到八路军总部电报，同意冀中领导机关通过冀南转至安全地区的意见；二是八分区主力团23团一部在饶阳东西张岗村遭敌合围，伤亡惨重，团长谭斌阵亡，仅政委姚国民率少数人突出合围。

　　八路军总部的态度，对冀中军区领导人当然有很大影响，既然领导机关可以转移至安全地方，下属各军分区、各部队，当然也可转移。至于23团遭受严重损失，也使冀中军区领导人对敌情之严重有了一个新的估计。23团是八分区主力团，团长谭斌是红军干部，如此坚强的部队，如此坚强的干部，被敌打垮，这在冀中部队几年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一次捕捉到这么多八路军正规军，大概也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方文献中曾专门记载了此事，当然不免有些歪曲：另外，在第二天即29日，步兵第163联队第11中队在蠡县东南约20公里西张岗附近，搜索到敌军约450名，予以猛烈攻击，战斗结果敌遗尸245具，俘104人。

　　如果说，5月25日的指示还没有明确提到主力部队必须立刻外转。那么，6月4日，冀中军区则明确指示，各主力部队自拟路线，分别外转，仅留下部分基干团(即六连制小团)、地区队等坚持斗争。11日，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外转，补充的新战士要随走随收，不要等待。21日和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两次发出《关于青纱帐时期工作指示》，25日的指示在21日的指示基础上略有改动，但均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外转。25日的指示甚至说地区队在必要时也可相机外转。6月29日，七分区领导机关通过平汉路，到了路西行唐县口头镇，同日，九分区领导机关也转移到路西完县贾各庄，都离开了冀中。然而，这些指示，对八分区领导机关来说，却是迟了一步。

　　据当年在八分区电台工作的老人回忆，在“五一”“扫荡”期间，常德善、王远音带的电台一直工作正常，未出差错，为此还得到过分区首长的表扬。

　　如此说来，上面提到的冀中领导机关发出的各次指示，包括5月21、22日发出的要求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及6月4日发出的主力外转，仅留下基干团、地区队坚持斗争的指示，八分区领导机构应该是都收到了。不过，收到指示是一回事，是否执行，则又是一回事。据说，有的军分区领导就不愿执行冀中军区5月21、22日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觉得那样部队肯定会被日本人打散。

　　以常德善的斗争经验和精明干练，他肯定会看出返回中心区凶多吉少。但不知为什么，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却率23团二营，再次从任河大地区进入八分区的中心区河间、肃宁地区。而这里，如前所述，正是敌人设好的“网”。通常的解释是说：常、王带部队返回中心区，是为了找到30团(基干团)，根据军区6月4日的指示，基干团要留下坚持斗争，而在“五一”大“扫荡”之初，30团就在饶阳五公村遭敌合围，损失严重，电台在突围时埋了起来。与上级

　　失去电信联络。不过，失去了电信联络，就必须要军分区首长亲自前往传达有关指示吗?派一个得力干部携电台前去联系，不是一样吗?这里或许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也许有这种可能性。常、王听到30团遭受严重损失的消息，心中一定很着急，可又偏偏联系不上，心中肯定更加着急，索性转回去看看。当时30团实际上是被打散了，一些人牺牲，一些人被俘，还有一些人回了家。团的干部，正在尽力收容。而29日，23团又遭合围，团长牺牲。在“五一”大“扫荡”中，各军分区部队都受了不小的损失，但八分区部队损失最大。这一切，大概是令常、王感到十分焦虑的，在这样心情支配下，做出了有失理智的决定。又比如，也可能常并不愿带部队返回中心区，“但王远音那多能说呀?要是王政委也像×军分区××一样，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那还不得听军事干部的。”一些八分区的老人如此说。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或动机吧，反正事实是，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带部队返回了河间、肃宁一带中心区，恰恰钻进了日军虚网以待的地区。应该说，返回中心区，就已是向悲剧迈出了第一步。

　　6月7日，常、王带着队伍，以急行军越过河间至肃宁的公路，来到献县西北角紧靠肃宁的湾里、泥马头一带，与30团取得了联系。计划次日，也就是6月8日会合。此时通过敌情侦察和电台联系，探知四周的敌人很可能要合围河肃公路以南、滹沱河以北这一地区。常德善司令员主张不等到明天，立即转移，跳出合围圈。王远音政委则认为找到30团不容易，主张等到明天见了30团再说。双方意见分歧很大。

　　当年双方具体是如何争论的，这只有找当事人才能搞清楚。据了解，当时在场的，除了常、王两位首长外，还有八地委组织部长罗玉川、八分区作战科长张晓冰，宣传科长张迈君几个人。如今常、王两人已牺牲、罗玉川、张迈君已去世。惟一在世的张晓冰同志，离休前任南海舰队副司令，又在外地，近来听说已回到北京，但几经设法，也未联系上。难道说，这段史实，也要如同我们知道的一件珍贵文物一样，无处寻觅了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打听到解放后曾任国家黄金管理局局长的石豁同志，了解不少当年的具体情况。于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们来到茂林居，采访了石豁同志：采访石豁记录。石：我当时在八分区当武委会主任。“五一”“扫荡”前都分散活动，我去的饶阳。6月初地委叫我去汇报，从饶阳走了一天，到了献县西北角的一个村，这村叫什么名字?唉，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晚上到了村里，地委罗玉川他们在，军分区的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也在，正在商量事，让我也来，我自己觉得不够格参加会，就说累了，想先歇歇，就在外屋待着，他们在里屋说话。

　　问：是那种农民的房子，两暗一明?中间是灶屋没窗户，黑黑的两边各有一间住人的?石：对，我就在中间作饭的灶屋待着。那两间屋，一间是老乡一家子，也就是这屋的主人一家，另一间，就是常司令他们。

　　开始我把门板卸下来，放在灶台上想睡会，可听着他们在里屋吵也睡不着，就起来坐在门槛上，坐累了，也走动走动。瞅见里屋常司令、王政委在炕上坐着，炕桌上放着军用地图，侦察科长晓冰、宣传科长张什么，记不住名字，也在。罗玉川跟人谈了一天话，也累了，犯困，在那打眯瞪。

　　问：您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石：听见侦察科长晓冰汇报，讲敌人调集多少兵力，河间、肃宁都有敌人司令部，还有机动部队，要合围这一块地方。接着听见常司令说，敌人合围，中心目标一定是我们，据我的经验应先跳出去，到子牙河以东去。政委说，30团这么残酷，不容易。意思是说30团能坚持，我们也能，

　　怕什么?又说要不司令员出去，我带人留下。常是个很豁亮、很开朗的人，一听这话就生气了，说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挂这么多花，还没人说我怕死。一时谁也不敢说话。问：下级当然不好说话，罗玉川呢?地委书记金城不在吗?石：罗玉川跟人谈了一天话，困。又不懂军事。在那半睡半醒的。听见吵，睁开眼说，别嚷，好说，好商量。就又合上眼了。金城当时正搞对象呢，没跟队伍走。

　　问：说话嗓门很大，吵得厉害吗?石：常司令是山东人，直性子，那会儿也就30岁，说话声高点。王政委是山西人，有口音，难懂点，说话语速慢一点。不过他们毕竟是有一定地位的领导干部，又当着下级，都是会约束自己的。

　　过了一会，又听见常说，我是个老粗，弄集训计划非你不行，可这是战争。意思是说，打仗的事，军事上的事，应该听我的。又说：上级有指示，咱们俩不能分开活动。就听见他们两个说来说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从大约头半夜，11点钟吧，一直说说说，到了2点钟了。夏天夜短，4点来钟天就蒙蒙亮了，实际上这会子就是走，也过不了子牙河了。又听见晓冰说，听群众讲，敌人从没扫荡过雪村、顶旺。这两村离公路都不远，是不是让30团到顶旺，咱们到雪村。敌人一扫过来就过公路。常、王听了，就看地图，说，那就往北走，要是人家不扫到我们，就不动，猫着。实际上是司令员妥协了，说走吧，通知队伍。问：当时离雪村有多远?石：这个村子在雪村东南20多里地，不远。大约是2点钟出发，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雪村。我也就跟着他们，到了雪村。

　　按说，王远音是学生出身，“一二·九”运动的骨干，抗战爆发后，跑到北平西边参加了游击队，很快就提升为路西一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到冀中八分区当政委，牺牲的时候也就二十几岁，年轻有为，是个“精明干练、善讲善写”的人，虽说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但与劳动人民出身的常德善司令员平时相处甚好，也没听说有什么矛盾。怎么这一次就是固执己见呢?有的说他缺乏军事知识，说他“一点知识没有，当时主力向外转，他往里跳，常德善主张往外跳，军区命令也是说往外跳。”采访吕正操记录。吕正操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况的：常德善“经过分析敌情后提出：看来敌人将有大的行动，有重点合击河、肃、饶、献边界地区的迹象，因此要赶在敌人行动的前面，今夜迅速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子牙河东去。王远音则从政治角度考虑，认为子牙河东是游击区，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再说，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待。常德善说，现在是敌人以优势兵力合围‘扫荡’，捕捉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作战，跳到敌人包围圈外去，这是游击战争的常事。不然，万一领导机关和主力受了损失，就更不好向人民交代。到最后，常德善还是尊重了政委的决定权。”吕正操说，王远音从政治角度考虑到两点，一是子牙河东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二是敌人一来就走影响不好，还是很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群众基础不好的地方，正不压邪，真有汉奸为几个钱去据点告密的。据说，当时日本人悬赏，常德善是7000万日本票。采访弓桐轩记录。对那些只认钱的人来说，还是很有诱惑力的。而在老根据地，邪不压正。即便有那么几个汉奸、小人，也是有那贼心，没那个贼胆。

　　至于王远音提到的“不好向群众交待，”我们可以从李健的回忆中，想见当年的情景：东西羽林(安平西北一个村)是军区机关多年来常驻之地，军民关系亲如家人……拂晓到达后，

　　立即出现了催人泪下的军民生死情谊的场面。当群众得知军区骑兵团来了时，全村男女老少倾家而出。老人们流着眼泪问：“吕司令、程政委、黄敬同志还在冀中吧?他们安全吧?老天保佑他们平安度过这个大难。”

　　我们首先告诉乡亲们：“吕司令、程政委和黄敬同志都还在冀中，正指挥部队反‘扫荡’打击日寇、汉奸，请老大伯、老大娘放心吧!”

　　有的年青姑娘和妇女，为躲避日寇、汉奸的奸淫、污辱，脸上抹着锅黑，头上梳成标志已出嫁的髻子，穿着破烂衣服，也纷纷跑出来，流着泪诉说这近一个月来的痛苦遭遇；她们有的问丈夫的消息，十分担心；有的要求跟骑兵团走，参加部队打敌人；还有的丈夫被日军打死了，戴着孝控诉日本强盗杀人放火的暴行；有很多原来的儿童团拉着马尾巴哭着不放，要参军打鬼子……多日不敢露面的村干部忙于搞饮食和马料。这种军民生死与共，誓死报仇雪耻的场面，发生在极其艰难的危难时刻，真是催人泪下!这种“催人泪下”的场面，当常德善、王远音带着队伍回到八分区的中心地区河间、肃宁一带，一定也曾出现过吧?这一个月，百姓们以血肉之躯面对日本人的机枪

　　刺刀，真可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今百姓们看到常司令、王政委带着队伍——还是穿军装的主力部队回来了，真是走道都直起了腰，仰起了头。而当敌人合围过来时，忽然又一枪不放地悄悄走了，百姓们会怎么想呢?因而王远音顾忌：“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待。”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战争是冷酷无情，不讲情感的。在7日晚上，没有按常德善司令员说的，立即跳到子牙河东去，反倒往北走到靠近河肃公路的雪村，这就向悲剧迈出了第二步。据石豁老人回忆，部队到雪村时，最多也就是凌晨4点多钟的样子，村庄还在沉睡之中。部队进庄后，悄悄叫醒老乡，号房子，布岗哨，首长们也刚进屋，就有侦察员跑来报告，河肃公路上梁家村方向，发现敌汽车纵队的长串灯光，大约有五六十辆车，呼啸而来。几乎与此同时，敌情一个接一个报来，肃宁县城、献县臧桥，饶阳方向的敌人全都出动，正向雪村一带压过来。公路上的敌人下车后，即向雪村、顶旺一带推进，包围圈已经形成。

　　石豁回忆起那天早上的情景，说：早上5点左右吧，枪声先从东北方向，30团待的顶旺村那边打响，炒豆似的。30团也刚进村，工事都没来得及挖，很快就给打垮了。这会子西南方向枪声也激烈起来，肃宁、饶阳的敌人过来了。雪村是不能待了。往北走，连走带跑，这会子天已大亮，人都看得清了。公路边上，常司令穿件白衬衣在指挥，部队已乱了，机关的人也跑散了。只有少数人还跟着常、王跑，公路上日本人很多，开着摩托，哇啦哇啦地叫。采访石豁记录。

　　雪村往北直至公路，是一大块没有村庄的开阔地。虽有道沟，但很浅，公路又比两边都高出一截，敌人居高临下，机枪一扫，我军伤亡很大。23团二营拼命死战，总算保护着常、王两位首长冲过了河肃公路。但仍没摆脱掉敌人，鬼子汉奸骑着高头大马和自行车，从两侧包抄上来，常德善司令员一看情况紧急，说赶快分开，分路突围，他亲率一个连对付西南边肃宁方向的敌人，并抓过一挺机枪，点发射击，打得鬼子骑兵接二连三地栽下马来，掩护大家且战且走，一边打，一边大声命令地方干部、机要员、电报员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冲出去。又让警卫员把文件全部销毁。这时常德善右脚、左手已多处受伤，又用肩膀顶住机枪继续射击，并命令贴身警卫胡德兰快冲出去。鬼子的骑兵、车子队还有架在公路汽车上的机枪，也在拼命射击，枪炮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几处庄稼被打着，冒起柱柱黑烟。这时，敌人的机枪子弹射中了常德善的头部，他一头栽倒，牺牲了。

　　常德善司令员牺牲的地方，是河肃公路北边离公路不远的一个村子。

　　一个多月后，弓桐轩冒险来到常德善牺牲的村子，想看一看丈夫牺牲的地方。她回忆说：7月，地委来人找我，说常可能牺牲了，也没说清楚。(安平)县长张晓周叛变了，他老婆是妇联的部长，第二天也跑到据点里去找她男

　　白洋淀的水上游击队

　　人去了。我是八分区妇联主任，都认得我，在家待不住了。交通把我带走。后来听说抄了我们家三回，也没找到人。到了饶阳，一打听，群众都知道这事，又听说河间县委书记投敌了，饶阳县委书记也被捕了。河间进不去，饶阳也不能待。那交通是军队上的，是个老头，挺好个人，就带我去了白洋淀。采访弓桐轩记录。当时也在白洋淀的齐岩，遇到了弓桐轩，她回忆说：“这时的白洋淀还算是太平，八分区、九分区、十分区地委机关都转移到这里了。在白洋淀天天会遇到反‘扫荡’中同敌人周旋，在敌人刺刀下逃生的同志们，从四面八方汇集来了……一天下午，在淀边一条小船上，我看到有一个女同志面容憔悴，神情忧郁。过去一看，原来是弓桐轩，我问她是否去路西，她悲切地告诉我说：常德善同志牺牲了，组织上送她过路西去。常德善同志是八分区司令员，弓桐轩的爱人。听后，我的心头很沉重，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弓桐轩后来去了路西，不过，在去路西前，大约是7月底的样子，她还是坚持到常德善牺牲的地方去看一看。见不到活的了。哪怕是见一眼死的呢。她回忆说：我总还是不放心，到底是怎么回事？碰上白洁、田子林(音)，都是肃宁县妇救会的干部，都认识。我说你们带我去看看。她们说不能去，太危险。我说一定要去看看。白天到了村边上，就在高粱地里待着，天黑后进村找人了解了些情况。村里人说，枪一响常德善从窗户里就蹿出去了。叫别人跑，他领着一股子人在村东北角，守着个破砖窑打，先使机关枪，又使三八大盖，又使盒子。身上一个胳膊、腿，多少处都受了伤。白衬衣都一条条撕了裹伤了。又让他贴身警卫胡德兰，跑出去找我，找金城。这个人后来找到金城，遗物都交给金城了。

　　打完仗，老百姓找出个破棺材，收尸。还烧了纸，哭了一场。可能是有汉奸告密。头晚上埋的，第二天一早县城里的敌人就出来了。他们原来不知道打死了常德善。到村里，把尸体挖出来，找了块板子，放在板子上，还拿块布擦巴擦巴。把头砍了，照直去照直回，倒未难为村里百姓，身子就扔在坑里。村里的百姓又偷偷给埋了。怕再有人告密，身子都转移了4回。解放后，才移到华北烈士陵园，贺龙写的碑文。头敌人给放在鸟笼里，挂在河间城门上，挂了很长时间，都只剩骨头了。

　　当天我就走了，离开了这村。采访弓桐轩记录。

　　吕正操说，“薛村战斗后，群众用棺材盛殓埋葬了烈士们的尸体，发现常德善的身上中了二十七颗子弹，只太阳穴部位就有三处。”

　　雪村又作“薛村”，肃宁县材料均作“雪村”。

　　显然，这么多子弹，有些恐怕是常德善已死后，日本兵恨他的顽强打的。当然当时日本人还不知道这个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的大个子，就是中共冀中八分区的司令员。不过令人不解的是，战后日方编写的《华北治安战》等书籍中，一句都未提到雪村战斗。

　　常德善牺牲后不久，王远音因腿部负伤，行动困难，也用手枪自杀了。30团政委汪威，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当过科长，很优秀的干部，带着30团警卫连——又称青年连，都是十六七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与日本人拼杀，全连都死了，汪威最后也自杀殉国，30团副团长肖治国、总支书记沈笑天、23团二营营长邱福和、分区侦察股长杨克夫等，也均阵亡。

　　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记忆不清，雪村战斗许多细节说法不一，最近我们采访了当时在八分区电台工作，亲身参加过雪村战斗的屈培壅老人。他的回忆，在一些细节上与通常的说法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参加过雪村战斗的老人愈来愈少了，下面，我们把采访记录略加整理，附在这里，也算是保存史料吧。至于有分歧的地方，眼下也难以一一辨明，只好留待来日吧：屈：“五一”“扫荡”一开始，常司令、王政委先带着我们在腹心区活动，5月9日夜从小范附近过的滏阳河，跳出了敌人11日的大合围。5月下旬，记不清时间，大约在29号23团受损失之前，又转回中心区，看了看待不住，只得又退回任河大地区。

　　6月4日下午，部队都集合起来准备出发了。忽然接到军区紧急电报。这份电报就是说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团迅速外转，基干团留下坚持斗争。毕竟是老根据地，不能说都走了。具体到八分区，就是23团外转，30团留下坚持。

　　问：当时23团3营已受严重损失，30团不是也被打垮了吗?屈：23团还有1、2营，30团又收容了一二百人。5日上午开会研究军区指示，决定返回中心区，找到30团。

　　问：为什么一定要分区首长亲自带队去找30团呢?派个得力干部去传达不是一样吗?别的分区首长怎么没这样做呢?屈：那怎么行呢?30团留在当地坚持斗争，不是一个短时期，许多事情要当面交待。派个科长、股长去，怎么行?至于说别的分区首长没回中心区找部队，他们电讯联络没断，发个电报就解决问题了。如果30团电台还在，那问题也简单了，那他们两个也不用回去了，当然也不用吵了，也就没有雪村一仗了。

　　5号晚上出发，一夜走了一百四五十里地，6日一早到了肃宁、献县、饶阳三县交界的一个小村，叫泥马头，泥土的泥，牛马的马，人头的头。住下后就派人出去找30团，当时谁也不知道30团在哪里，但侦察人员有他们的办法，找了一天，7日找到了，约定8日会合。问：泥马头离雪村大约多远呢?雪村离河肃公路又有多远呢?屈：泥马头离雪村不到20里，雪村离公路大约8至10里的样子。

　　问：7日晚上，王远音不知道敌人要合围吗?为什么一定要固执己见呢?屈：王远音知道敌人要合围，在对敌情的分析上，他们两个并没有分歧。前头不是说过了吗，这一块几十里这么个地盘，是敌人设的陷阱，不设据点，不修岗楼，但隔那么三五天，合围一次。8日，又赶上敌人合围的日子。

　　常德善是说，赶快出发，走一百多里，跳出去。而王远音大概觉得30团找到不容易，这会要是分开，以后还得再回到中心区来找。至于敌情，他可能觉得不是那么严重，可以找敌人的空隙。后来去雪村，也可能是考虑那里不会是敌人合围的中心，要来也只是小股敌人，问题不大。他们两个谁也说服不了谁，队伍都集合好了，等着，我们几个都在院子里，听见屋里在吵，但听不清说些什么。

　　后来决定往北走，30团到了雪村，军分区驻在顶旺，两个村离个二三里。问：您是说30团在雪村，常司令他们在顶旺?可材料上还有一些老人回忆，怎么都说军分区在雪村，30团在顶旺，正好反着。

　　屈：这我不会记错的，1985年我还回当地看过一次。

　　那天敌人合围的中心的确不是雪村，而是窝北。枪声先从雪村，也就是30团那里响起来。30团就往南跑，一下正好碰上敌人合围的中心，又往回跑，往顶旺这边跑。常司令、王政委他们到村边拿望远镜看，这会子天已亮了，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人在头里跑，后头全是敌人。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一见，说敌人太多，快走。叫教育股长赵庚林，带一个连，到公路上去打开缺口，掩护部队过公路。23团2营另两个连，前头一个，后头一个，保护着机关往北，一路是跑着奔公路的。

　　问：过公路前，是不是队伍就跑散了?屈：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是多整齐。所以过了公路大约3里地一个张家庄，常司令叫停下来整整队伍。因为按一般的经验，冲过公路就应算是冲过封锁线了，可以喘口气了。没想到正在整理队伍，就听见喊“敌人”、“敌人”，一看，村西鬼子的车子队来了，再一看村东日本人的马队也过来了。还整什么队伍，赶快跑，出村往东北方向，也就是太师庄方向跑，这会子队伍才有点乱了。差不多是各跑各的了。

　　问：日本人骑着车，怎么打枪呢?屈：日本人骑的车车座很低，两腿往地上一支就立住了，端起枪就打。

　　问：然后是冲进太师庄，常司令就是在那儿牺牲的?屈：不，常司令不是在太师庄，而是在张家庄牺牲的。实际上就是在跑出张家庄后不久，看着一梭子机枪子弹射中了他，头、脖子都冒出血来，倒下了，警卫员上去扶，已扶不起来了。

　　问：您当时离常司令多远?屈：我就紧跟着他后边，常司令还是很关心电台的，一路上老叫我们跟上，别掉队，他后边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后面一个参谋，再后边就是我了。

　　问：要这么说，常司令似乎是跑着跑着一头倒下就牺牲了。可一些材料说常司令牺牲前还跟日本人打了半天，还跟警卫员交待了不少事?屈：是不是倒下后未马上断气，这些就不清楚了。我带着电台，不能停，还得往前跑呀。问：王远音呢?常司令倒下后，他还活着吗?屈：还活着，听说还命令把常司令的尸体背走。

　　又坚持了一二里地吧，腿上有伤，跑不动，就掏枪自杀了。背着常司令尸体的战士也被打倒，常司令的尸体仰面躺在野地里。问：队伍就这么跑散了。日本人呢?屈：实际上是各跑各的。日本人，后头，两边，到处都是。我是跑进一块麦地，才算脱险。公路北边麦子比公路南边长得高，能藏住人。日本人拉了几次网，也没撞上。到了晚上，日本人撤走后，我们收容了一百多人，往北去了。

　　问：那天咱们队伍一共才六七百人，还跑出这么些人来。看来日本人的“网”并不密。“窟窿”很大。

　　屈培壅最后还谈到，“五一”大“扫荡”开始后一直到雪村战斗这一个多月，在常司令指挥下，“基本没听到什么枪声，很巧妙的指挥。”他说，如果那天照常司令说的做，也不会有事的。顶多是累一点，跑上个百把十里路。在谈到雪村战斗失利的原因时，八分区一些老人除了谈到“错误地调集主力，重返中心区”及“政委在军事行动上未能尊重军事指挥员的意见”外，还谈到当遭到敌长途奔袭合围，特别是敌大量使用骑兵、自行车队对我前堵后追的不利形势下，战术指挥上又未及时采用据守村落，控制制高点，昼间固守，夜间突围的战术。也是值得检讨的原因之一。李健在述及雪村战斗时，也有感于此，说：“据我们所知，在敌重兵多路‘拉网合围’或‘奔袭合围’时，凡能先跳出合围圈的，为上策；凡先机已失，而坚决果断，决心进行村落防御，坚持一天，夜间突围的，几乎全部成功，给敌杀伤很大，而自己损失较小。”是为中策。“而既未能先机跳出，又未能果断进行村落防御，决心犹豫，且战且走，方向选择不好，主官意见不一致，组织不严密，是为最下策，无一不受严重损失。”

　　李健说，这里用得着《孙子兵法》上说的一条原则：“不可胜者守也”。意思是说，打不赢的情况下，就先坚守。

　　如果说，不合时宜地返回中心区，是走向悲剧的第一步，争论不休未能及时跳出合围，是迈向悲剧的第二步，那么，未能采取坚守村庄，以待机突围的战术，反而在开阔地带且战且走，则是真正拉开了悲剧的序幕。

　　当然，也许当时情况万分紧急，敌人已冲到村边，已没有条件进行防御部署，进行抵抗了。只得往村外冲，冲过开阔地，冲过公路，冲过封锁线。多少人倒下了，倒在轻纱般的晨雾中，倒在开放着五月的鲜花的大平原上，倒在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家乡土地上。麦地上、道沟中、公路上，到处是一具具尸体。当年在八分区前卫剧社工作的田丹老人，在雪村战斗打响后几个小时，曾由北向南，穿行整个战场，亲眼目睹了那悲壮的场面。他和我们谈了他那独特的经历：田：当时我们都分散活动，各找各的关系，生存。我家在文安，可在深武饶安这一片，我有好些个干爹，有地方去。雪村战斗前我正躲在河肃公路南边一个小村子里。问：那村子叫什么名?是在雪村的什么方向?田：记不住了，反正是窝北村以北，窝北过去是雪村，也就在雪村北边一个村。8日那天早上枪一响，我干爹跟我说：“孩子，日本人要来围这一片了，待不住了，走吧。”我想走就走吧。当时我想往饶阳那边去，出了村就奔南去……

　　问：对不起，您是说在8日早上，也就是雪村战斗打响以后不久，常司令他们带着人从雪村、顶旺冲出来，由南往北，往河肃公路冲，而您从公路南边一个小村出来，由北往南走，跟他们正好逆着，是吗?田：是这样。

　　问：大约是几点钟?田：太阳出来有一竿子高了，大概8点钟的样子吧。

　　问：雪村战斗是凌晨5点打响的，那也就是战斗打响后约3小时。那里没有日本人吗?还有咱们的人吗?田：没有日本人，日本人都往北追咱们队伍去了。也没碰见咱们的人，我是说：还活着的人。地上到处是咱们的人，尸体。军装皮带都被刺刀挑开了，敞着。咱们的队伍那会都穿着榆树豆子染的，再弄上点青灰，土法染的军装。土黄色，黄不黄、绿不绿的那种色，日本人大概是想搜一搜身上带没带文件一类的东西。枪都没了，日本人拿走了，日本人的尸体也都抬走了。道沟里一溜溜地全是死人，一点不夸张地说，在道沟里走一趟，上来身上肯定带着血。

　　再往前走，就进了村了。老乡们都在当街站着，一堆堆人议论着。一瞧见我从战场方向走来，又带着血，都围过来问，说同志你是不是受伤了?咱们队伍怎么样了?我告诉他们我是打这经过，赶快想办法掩埋咱们的人。这会子北边的枪声还响着，这边倒没什么动静。问：战斗还未结束，您就穿越过战场。您胆子可真够大的。

　　田：我原来叫铁胆，后来他们写错了，写成田丹，就叫田丹吧。

　　问：在那一天您看到的事情中，哪件事印象最深?

　　田：好些尸体都给烧着了，真是烧出油来，发出的那种味道，印象最深。采访田丹记录。

　　雪村战斗的失利，震动是很大的。屈培壅老人讲，这么高级别的司令员，牺牲的当然有，但司令员、政委两个死在一块，在一次战斗中同时阵亡的，从前恐怕未有。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中央军委。吕正操回忆说：“雪村战斗，教训沉痛。1942年9月1日，中央军委为此作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