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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的坦克进村了

民国抗战
民国抗战: 军事战役 » 大扫荡
  鬼子的坦克进村了

  我们没有能够及时识破敌人的诡计,仅仅依照过去反“扫荡”的经验和一些未必可靠的情报,便匆匆作出敌人在我外线部队打击下已经回援,我外线主力部队应该回到中心区来恢复地区的判断。于21、22日两次电令各分区主力返回中心区。岂不知,这正中了敌人的奸计。

  我们在研究敌人,敌人也在琢磨我们。我们摸清了敌人“扫荡”的规律(“扫荡”——安据点、清剿——撤兵),敌人也掌握了我们反“扫荡”的规律(转移——外线出击——回到中心区)。要知道,这一次的对手,毕竟是冈村宁次呀。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似乎冀中军区在21、22日即已意识到敌人“扫荡”是长期的,主力应到外线去。李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6日夜我们侦得敌可能对任河大地区‘扫荡’,夜间在后卫部队马尾巴上拴树枝,消灭痕迹,向东南插到津浦线附近,摆脱了敌人的‘奔袭合围’,隐藏进入交河以东、东光西北的后城子村。17日拂晓前驻下后,了解情况时,得悉有部队和大机关也驻在这一带,我们立即派干部四出侦察了解,真是巧得很,他们回来都说军区机关驻在后陈庄一带”。

  这里李健的记忆可能有误。据吕正操回忆,冀中军区5月16日是“住在子牙河东的河间县属的黎民居村”,5月17日“住在子牙河西岸的西张各村,”5月21日、22日两天,才住在“东光县的后陈庄”。解放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六分部政治部副主任的赵进元,当时每天坚持写日记,记下宿营地村名,所言亦与吕正操的回忆相同。因此,李健他们到后陈庄碰到冀中军区负责人,当在5月22日,即军区电令各分区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那天,而非16日。

  李健他们一听说军区领导机关就在附近,自然是喜出望外,“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啊!”吕司令员、黄敬同志、沙克参谋长接见他们时,也非常高兴。先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还留他们吃了一顿午饭。饭后,又向他们交待了下一步的任务。本来,李健和马团长都认为,骑兵团目标太大,冀中腹心区据点、碉堡、公路、封锁沟又与日俱增,再进入内线确实不好办。这一次军区首长一定会放他们到外线去,发挥骑兵快速的特长,四处袭击敌后方据点,吸引内线敌人回援。不料军区仍要求他们返回内线。李健回忆说:

  在冀中平原的八路军骑兵部队饭后,出乎我们意料,吕司令员说:“你们的任务还是继续坚持内线斗争,除原有的侦察情况,牵制敌人,宣传群众外,再加一项传达指示任务。当然再入中心地区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现在很多电台都联系不通或时断时续,区党委和军区发了一个指示,主要精神是:一、思想上要做长期坚持的准备。二、主力部队应尽快向外转移,敌进我进,插入敌占区,从敌后方打击敌人,不得已时可暂时转入根据地外边打击敌人;地方部队应分散活动,打击修路、建点、残害群众的小股敌人。三、地方组织和人员应尽快隐蔽,尽量减少敌对我基层组织的破坏。”

  吕正操司令员最后说:“这是让你们二闯曹营,根据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你们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当时,骑兵团的干部对军区的决定很有些不解。李健回忆说:“马团长传达后,干部们立即议论起来,有的说:‘首长们知道骑兵目标大,在敌人扫荡点碉日增情况下,很难活动,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返中心区呢?’有的说‘我们这三个连冲出来不容易啊!其他三个连凶多吉少,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进去呢?’有的说:‘如果让我们就近跳过津浦路以东连续袭击敌沿线车站、县城,这该有多大作用啊。’”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对冀中军区让骑兵团回到腹心区去倒没有什么不解,对李健提到的“指示”倒有些迷惑不解。因为我们知道,正是在22日同一天,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要求第六、八、九军分区主力部队回到中心区去,这里怎么又要求“主力部队应尽快外转”呢?难道说,冀中领导机关会在同一天发出两份相互矛盾的指示吗?或许有人会说:在这一天发出的电报指示,是针对六、八、九军分区而言的,而对李健等的口头指示,是针对七军分区而言的。但李健在回忆录中提到,他们首先就是去任河大地区,找八分区领导传达这个指示,没有找到,只好请八地委一位部长转为传达。这个历史疑点应如何解释?因无史料,只好暂且存疑。

  据我们手头的资料,在5月22日以后至5月底,冀中领导机构又发出了两个指示:5月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发出《反敌“清剿”的指示》,指出,我之中心任务在敌之“清剿”地区是反“清剿”、反抓捕、保存力量;在外线是积极破坏袭击敌重要点线并准备敌之再合围“清剿”。“反清剿武装斗争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外线主力军,不是分散活动,而是集中一定兵力袭击敌重要城镇与交通线。”5月31日,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关于坚持冀中区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形势之严重,非短时期所能打开,因此我之方针,除不放弃一切可能与敌斗争外,必须尽一切可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各主力部队,应远出敌后空隙地区,进行休整。

  显然,这两个指示,在精神上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指示虽也提到“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但没有提撤离中心区,转至外线的事,分散活动

  也好,穿上便衣也好,在内线的主力部队还是应在当地坚持斗争。而后一个指示,则提出各主力部队应转至外线,到敌人后方,进行休整。

  前后两个指示,有如此大的不同,又与5月29日的两件事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两件事,一是在这一天接到八路军总部电报,同意冀中领导机关通过冀南转至安全地区的意见;二是八分区主力团23团一部在饶阳东西张岗村遭敌合围,伤亡惨重,团长谭斌阵亡,仅政委姚国民率少数人突出合围。

  八路军总部的态度,对冀中军区领导人当然有很大影响,既然领导机关可以转移至安全地方,下属各军分区、各部队,当然也可转移。至于23团遭受严重损失,也使冀中军区领导人对敌情之严重有了一个新的估计。23团是八分区主力团,团长谭斌是红军干部,如此坚强的部队,如此坚强的干部,被敌打垮,这在冀中部队几年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一次捕捉到这么多八路军正规军,大概也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方文献中曾专门记载了此事,当然不免有些歪曲:另外,在第二天即29日,步兵第163联队第11中队在蠡县东南约20公里西张岗附近,搜索到敌军约450名,予以猛烈攻击,战斗结果敌遗尸245具,俘104人。

  如果说,5月25日的指示还没有明确提到主力部队必须立刻外转。那么,6月4日,冀中军区则明确指示,各主力部队自拟路线,分别外转,仅留下部分基干团(即六连制小团)、地区队等坚持斗争。11日,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外转,补充的新战士要随走随收,不要等待。21日和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两次发出《关于青纱帐时期工作指示》,25日的指示在21日的指示基础上略有改动,但均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外转。25日的指示甚至说地区队在必要时也可相机外转。6月29日,七分区领导机关通过平汉路,到了路西行唐县口头镇,同日,九分区领导机关也转移到路西完县贾各庄,都离开了冀中。然而,这些指示,对八分区领导机关来说,却是迟了一步。

  据当年在八分区电台工作的老人回忆,在“五一”“扫荡”期间,常德善、王远音带的电台一直工作正常,未出差错,为此还得到过分区首长的表扬。

  如此说来,上面提到的冀中领导机关发出的各次指示,包括5月21、22日发出的要求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及6月4日发出的主力外转,仅留下基干团、地区队坚持斗争的指示,八分区领导机构应该是都收到了。不过,收到指示是一回事,是否执行,则又是一回事。据说,有的军分区领导就不愿执行冀中军区5月21、22日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觉得那样部队肯定会被日本人打散。

  以常德善的斗争经验和精明干练,他肯定会看出返回中心区凶多吉少。但不知为什么,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却率23团二营,再次从任河大地区进入八分区的中心区河间、肃宁地区。而这里,如前所述,正是敌人设好的“网”。通常的解释是说:常、王带部队返回中心区,是为了找到30团(基干团),根据军区6月4日的指示,基干团要留下坚持斗争,而在“五一”大“扫荡”之初,30团就在饶阳五公村遭敌合围,损失严重,电台在突围时埋了起来。与上级

  失去电信联络。不过,失去了电信联络,就必须要军分区首长亲自前往传达有关指示吗?派一个得力干部携电台前去联系,不是一样吗?这里或许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也许有这种可能性。常、王听到30团遭受严重损失的消息,心中一定很着急,可又偏偏联系不上,心中肯定更加着急,索性转回去看看。当时30团实际上是被打散了,一些人牺牲,一些人被俘,还有一些人回了家。团的干部,正在尽力收容。而29日,23团又遭合围,团长牺牲。在“五一”大“扫荡”中,各军分区部队都受了不小的损失,但八分区部队损失最大。这一切,大概是令常、王感到十分焦虑的,在这样心情支配下,做出了有失理智的决定。又比如,也可能常并不愿带部队返回中心区,“但王远音那多能说呀?要是王政委也像×军分区××一样,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那还不得听军事干部的。”一些八分区的老人如此说。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或动机吧,反正事实是,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带部队返回了河间、肃宁一带中心区,恰恰钻进了日军虚网以待的地区。应该说,返回中心区,就已是向悲剧迈出了第一步。

  6月7日,常、王带着队伍,以急行军越过河间至肃宁的公路,来到献县西北角紧靠肃宁的湾里、泥马头一带,与30团取得了联系。计划次日,也就是6月8日会合。此时通过敌情侦察和电台联系,探知四周的敌人很可能要合围河肃公路以南、滹沱河以北这一地区。常德善司令员主张不等到明天,立即转移,跳出合围圈。王远音政委则认为找到30团不容易,主张等到明天见了30团再说。双方意见分歧很大。

  当年双方具体是如何争论的,这只有找当事人才能搞清楚。据了解,当时在场的,除了常、王两位首长外,还有八地委组织部长罗玉川、八分区作战科长张晓冰,宣传科长张迈君几个人。如今常、王两人已牺牲、罗玉川、张迈君已去世。惟一在世的张晓冰同志,离休前任南海舰队副司令,又在外地,近来听说已回到北京,但几经设法,也未联系上。难道说,这段史实,也要如同我们知道的一件珍贵文物一样,无处寻觅了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打听到解放后曾任国家黄金管理局局长的石豁同志,了解不少当年的具体情况。于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们来到茂林居,采访了石豁同志:采访石豁记录。石:我当时在八分区当武委会主任。“五一”“扫荡”前都分散活动,我去的饶阳。6月初地委叫我去汇报,从饶阳走了一天,到了献县西北角的一个村,这村叫什么名字?唉,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晚上到了村里,地委罗玉川他们在,军分区的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也在,正在商量事,让我也来,我自己觉得不够格参加会,就说累了,想先歇歇,就在外屋待着,他们在里屋说话。

  问:是那种农民的房子,两暗一明?中间是灶屋没窗户,黑黑的两边各有一间住人的?石:对,我就在中间作饭的灶屋待着。那两间屋,一间是老乡一家子,也就是这屋的主人一家,另一间,就是常司令他们。

  开始我把门板卸下来,放在灶台上想睡会,可听着他们在里屋吵也睡不着,就起来坐在门槛上,坐累了,也走动走动。瞅见里屋常司令、王政委在炕上坐着,炕桌上放着军用地图,侦察科长晓冰、宣传科长张什么,记不住名字,也在。罗玉川跟人谈了一天话,也累了,犯困,在那打眯瞪。

  问:您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石:听见侦察科长晓冰汇报,讲敌人调集多少兵力,河间、肃宁都有敌人司令部,还有机动部队,要合围这一块地方。接着听见常司令说,敌人合围,中心目标一定是我们,据我的经验应先跳出去,到子牙河以东去。政委说,30团这么残酷,不容易。意思是说30团能坚持,我们也能,

  怕什么?又说要不司令员出去,我带人留下。常是个很豁亮、很开朗的人,一听这话就生气了,说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挂这么多花,还没人说我怕死。一时谁也不敢说话。问:下级当然不好说话,罗玉川呢?地委书记金城不在吗?石:罗玉川跟人谈了一天话,困。又不懂军事。在那半睡半醒的。听见吵,睁开眼说,别嚷,好说,好商量。就又合上眼了。金城当时正搞对象呢,没跟队伍走。

  问:说话嗓门很大,吵得厉害吗?石:常司令是山东人,直性子,那会儿也就30岁,说话声高点。王政委是山西人,有口音,难懂点,说话语速慢一点。不过他们毕竟是有一定地位的领导干部,又当着下级,都是会约束自己的。

  过了一会,又听见常说,我是个老粗,弄集训计划非你不行,可这是战争。意思是说,打仗的事,军事上的事,应该听我的。又说:上级有指示,咱们俩不能分开活动。就听见他们两个说来说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从大约头半夜,11点钟吧,一直说说说,到了2点钟了。夏天夜短,4点来钟天就蒙蒙亮了,实际上这会子就是走,也过不了子牙河了。又听见晓冰说,听群众讲,敌人从没扫荡过雪村、顶旺。这两村离公路都不远,是不是让30团到顶旺,咱们到雪村。敌人一扫过来就过公路。常、王听了,就看地图,说,那就往北走,要是人家不扫到我们,就不动,猫着。实际上是司令员妥协了,说走吧,通知队伍。问:当时离雪村有多远?石:这个村子在雪村东南20多里地,不远。大约是2点钟出发,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雪村。我也就跟着他们,到了雪村。

  按说,王远音是学生出身,“一二·九”运动的骨干,抗战爆发后,跑到北平西边参加了游击队,很快就提升为路西一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到冀中八分区当政委,牺牲的时候也就二十几岁,年轻有为,是个“精明干练、善讲善写”的人,虽说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但与劳动人民出身的常德善司令员平时相处甚好,也没听说有什么矛盾。怎么这一次就是固执己见呢?有的说他缺乏军事知识,说他“一点知识没有,当时主力向外转,他往里跳,常德善主张往外跳,军区命令也是说往外跳。”采访吕正操记录。吕正操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况的:常德善“经过分析敌情后提出:看来敌人将有大的行动,有重点合击河、肃、饶、献边界地区的迹象,因此要赶在敌人行动的前面,今夜迅速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子牙河东去。王远音则从政治角度考虑,认为子牙河东是游击区,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再说,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待。常德善说,现在是敌人以优势兵力合围‘扫荡’,捕捉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作战,跳到敌人包围圈外去,这是游击战争的常事。不然,万一领导机关和主力受了损失,就更不好向人民交代。到最后,常德善还是尊重了政委的决定权。”吕正操说,王远音从政治角度考虑到两点,一是子牙河东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二是敌人一来就走影响不好,还是很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群众基础不好的地方,正不压邪,真有汉奸为几个钱去据点告密的。据说,当时日本人悬赏,常德善是7000万日本票。采访弓桐轩记录。对那些只认钱的人来说,还是很有诱惑力的。而在老根据地,邪不压正。即便有那么几个汉奸、小人,也是有那贼心,没那个贼胆。

  至于王远音提到的“不好向群众交待,”我们可以从李健的回忆中,想见当年的情景:东西羽林(安平西北一个村)是军区机关多年来常驻之地,军民关系亲如家人……拂晓到达后,

  立即出现了催人泪下的军民生死情谊的场面。当群众得知军区骑兵团来了时,全村男女老少倾家而出。老人们流着眼泪问:“吕司令、程政委、黄敬同志还在冀中吧?他们安全吧?老天保佑他们平安度过这个大难。”

  我们首先告诉乡亲们:“吕司令、程政委和黄敬同志都还在冀中,正指挥部队反‘扫荡’打击日寇、汉奸,请老大伯、老大娘放心吧!”

  有的年青姑娘和妇女,为躲避日寇、汉奸的奸淫、污辱,脸上抹着锅黑,头上梳成标志已出嫁的髻子,穿着破烂衣服,也纷纷跑出来,流着泪诉说这近一个月来的痛苦遭遇;她们有的问丈夫的消息,十分担心;有的要求跟骑兵团走,参加部队打敌人;还有的丈夫被日军打死了,戴着孝控诉日本强盗杀人放火的暴行;有很多原来的儿童团拉着马尾巴哭着不放,要参军打鬼子……多日不敢露面的村干部忙于搞饮食和马料。这种军民生死与共,誓死报仇雪耻的场面,发生在极其艰难的危难时刻,真是催人泪下!这种“催人泪下”的场面,当常德善、王远音带着队伍回到八分区的中心地区河间、肃宁一带,一定也曾出现过吧?这一个月,百姓们以血肉之躯面对日本人的机枪

  刺刀,真可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今百姓们看到常司令、王政委带着队伍——还是穿军装的主力部队回来了,真是走道都直起了腰,仰起了头。而当敌人合围过来时,忽然又一枪不放地悄悄走了,百姓们会怎么想呢?因而王远音顾忌:“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待。”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战争是冷酷无情,不讲情感的。在7日晚上,没有按常德善司令员说的,立即跳到子牙河东去,反倒往北走到靠近河肃公路的雪村,这就向悲剧迈出了第二步。据石豁老人回忆,部队到雪村时,最多也就是凌晨4点多钟的样子,村庄还在沉睡之中。部队进庄后,悄悄叫醒老乡,号房子,布岗哨,首长们也刚进屋,就有侦察员跑来报告,河肃公路上梁家村方向,发现敌汽车纵队的长串灯光,大约有五六十辆车,呼啸而来。几乎与此同时,敌情一个接一个报来,肃宁县城、献县臧桥,饶阳方向的敌人全都出动,正向雪村一带压过来。公路上的敌人下车后,即向雪村、顶旺一带推进,包围圈已经形成。

  石豁回忆起那天早上的情景,说:早上5点左右吧,枪声先从东北方向,30团待的顶旺村那边打响,炒豆似的。30团也刚进村,工事都没来得及挖,很快就给打垮了。这会子西南方向枪声也激烈起来,肃宁、饶阳的敌人过来了。雪村是不能待了。往北走,连走带跑,这会子天已大亮,人都看得清了。公路边上,常司令穿件白衬衣在指挥,部队已乱了,机关的人也跑散了。只有少数人还跟着常、王跑,公路上日本人很多,开着摩托,哇啦哇啦地叫。采访石豁记录。

  雪村往北直至公路,是一大块没有村庄的开阔地。虽有道沟,但很浅,公路又比两边都高出一截,敌人居高临下,机枪一扫,我军伤亡很大。23团二营拼命死战,总算保护着常、王两位首长冲过了河肃公路。但仍没摆脱掉敌人,鬼子汉奸骑着高头大马和自行车,从两侧包抄上来,常德善司令员一看情况紧急,说赶快分开,分路突围,他亲率一个连对付西南边肃宁方向的敌人,并抓过一挺机枪,点发射击,打得鬼子骑兵接二连三地栽下马来,掩护大家且战且走,一边打,一边大声命令地方干部、机要员、电报员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冲出去。又让警卫员把文件全部销毁。这时常德善右脚、左手已多处受伤,又用肩膀顶住机枪继续射击,并命令贴身警卫胡德兰快冲出去。鬼子的骑兵、车子队还有架在公路汽车上的机枪,也在拼命射击,枪炮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几处庄稼被打着,冒起柱柱黑烟。这时,敌人的机枪子弹射中了常德善的头部,他一头栽倒,牺牲了。

  常德善司令员牺牲的地方,是河肃公路北边离公路不远的一个村子。

  一个多月后,弓桐轩冒险来到常德善牺牲的村子,想看一看丈夫牺牲的地方。她回忆说:7月,地委来人找我,说常可能牺牲了,也没说清楚。(安平)县长张晓周叛变了,他老婆是妇联的部长,第二天也跑到据点里去找她男

  白洋淀的水上游击队

  人去了。我是八分区妇联主任,都认得我,在家待不住了。交通把我带走。后来听说抄了我们家三回,也没找到人。到了饶阳,一打听,群众都知道这事,又听说河间县委书记投敌了,饶阳县委书记也被捕了。河间进不去,饶阳也不能待。那交通是军队上的,是个老头,挺好个人,就带我去了白洋淀。采访弓桐轩记录。当时也在白洋淀的齐岩,遇到了弓桐轩,她回忆说:“这时的白洋淀还算是太平,八分区、九分区、十分区地委机关都转移到这里了。在白洋淀天天会遇到反‘扫荡’中同敌人周旋,在敌人刺刀下逃生的同志们,从四面八方汇集来了……一天下午,在淀边一条小船上,我看到有一个女同志面容憔悴,神情忧郁。过去一看,原来是弓桐轩,我问她是否去路西,她悲切地告诉我说:常德善同志牺牲了,组织上送她过路西去。常德善同志是八分区司令员,弓桐轩的爱人。听后,我的心头很沉重,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弓桐轩后来去了路西,不过,在去路西前,大约是7月底的样子,她还是坚持到常德善牺牲的地方去看一看。见不到活的了。哪怕是见一眼死的呢。她回忆说:我总还是不放心,到底是怎么回事?碰上白洁、田子林(音),都是肃宁县妇救会的干部,都认识。我说你们带我去看看。她们说不能去,太危险。我说一定要去看看。白天到了村边上,就在高粱地里待着,天黑后进村找人了解了些情况。村里人说,枪一响常德善从窗户里就蹿出去了。叫别人跑,他领着一股子人在村东北角,守着个破砖窑打,先使机关枪,又使三八大盖,又使盒子。身上一个胳膊、腿,多少处都受了伤。白衬衣都一条条撕了裹伤了。又让他贴身警卫胡德兰,跑出去找我,找金城。这个人后来找到金城,遗物都交给金城了。

  打完仗,老百姓找出个破棺材,收尸。还烧了纸,哭了一场。可能是有汉奸告密。头晚上埋的,第二天一早县城里的敌人就出来了。他们原来不知道打死了常德善。到村里,把尸体挖出来,找了块板子,放在板子上,还拿块布擦巴擦巴。把头砍了,照直去照直回,倒未难为村里百姓,身子就扔在坑里。村里的百姓又偷偷给埋了。怕再有人告密,身子都转移了4回。解放后,才移到华北烈士陵园,贺龙写的碑文。头敌人给放在鸟笼里,挂在河间城门上,挂了很长时间,都只剩骨头了。

  当天我就走了,离开了这村。采访弓桐轩记录。

  吕正操说,“薛村战斗后,群众用棺材盛殓埋葬了烈士们的尸体,发现常德善的身上中了二十七颗子弹,只太阳穴部位就有三处。”

  雪村又作“薛村”,肃宁县材料均作“雪村”。

  显然,这么多子弹,有些恐怕是常德善已死后,日本兵恨他的顽强打的。当然当时日本人还不知道这个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的大个子,就是中共冀中八分区的司令员。不过令人不解的是,战后日方编写的《华北治安战》等书籍中,一句都未提到雪村战斗。

  常德善牺牲后不久,王远音因腿部负伤,行动困难,也用手枪自杀了。30团政委汪威,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当过科长,很优秀的干部,带着30团警卫连——又称青年连,都是十六七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与日本人拼杀,全连都死了,汪威最后也自杀殉国,30团副团长肖治国、总支书记沈笑天、23团二营营长邱福和、分区侦察股长杨克夫等,也均阵亡。

  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记忆不清,雪村战斗许多细节说法不一,最近我们采访了当时在八分区电台工作,亲身参加过雪村战斗的屈培壅老人。他的回忆,在一些细节上与通常的说法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参加过雪村战斗的老人愈来愈少了,下面,我们把采访记录略加整理,附在这里,也算是保存史料吧。至于有分歧的地方,眼下也难以一一辨明,只好留待来日吧:屈:“五一”“扫荡”一开始,常司令、王政委先带着我们在腹心区活动,5月9日夜从小范附近过的滏阳河,跳出了敌人11日的大合围。5月下旬,记不清时间,大约在29号23团受损失之前,又转回中心区,看了看待不住,只得又退回任河大地区。

  6月4日下午,部队都集合起来准备出发了。忽然接到军区紧急电报。这份电报就是说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团迅速外转,基干团留下坚持斗争。毕竟是老根据地,不能说都走了。具体到八分区,就是23团外转,30团留下坚持。

  问:当时23团3营已受严重损失,30团不是也被打垮了吗?屈:23团还有1、2营,30团又收容了一二百人。5日上午开会研究军区指示,决定返回中心区,找到30团。

  问:为什么一定要分区首长亲自带队去找30团呢?派个得力干部去传达不是一样吗?别的分区首长怎么没这样做呢?屈:那怎么行呢?30团留在当地坚持斗争,不是一个短时期,许多事情要当面交待。派个科长、股长去,怎么行?至于说别的分区首长没回中心区找部队,他们电讯联络没断,发个电报就解决问题了。如果30团电台还在,那问题也简单了,那他们两个也不用回去了,当然也不用吵了,也就没有雪村一仗了。

  5号晚上出发,一夜走了一百四五十里地,6日一早到了肃宁、献县、饶阳三县交界的一个小村,叫泥马头,泥土的泥,牛马的马,人头的头。住下后就派人出去找30团,当时谁也不知道30团在哪里,但侦察人员有他们的办法,找了一天,7日找到了,约定8日会合。问:泥马头离雪村大约多远呢?雪村离河肃公路又有多远呢?屈:泥马头离雪村不到20里,雪村离公路大约8至10里的样子。

  问:7日晚上,王远音不知道敌人要合围吗?为什么一定要固执己见呢?屈:王远音知道敌人要合围,在对敌情的分析上,他们两个并没有分歧。前头不是说过了吗,这一块几十里这么个地盘,是敌人设的陷阱,不设据点,不修岗楼,但隔那么三五天,合围一次。8日,又赶上敌人合围的日子。

  常德善是说,赶快出发,走一百多里,跳出去。而王远音大概觉得30团找到不容易,这会要是分开,以后还得再回到中心区来找。至于敌情,他可能觉得不是那么严重,可以找敌人的空隙。后来去雪村,也可能是考虑那里不会是敌人合围的中心,要来也只是小股敌人,问题不大。他们两个谁也说服不了谁,队伍都集合好了,等着,我们几个都在院子里,听见屋里在吵,但听不清说些什么。

  后来决定往北走,30团到了雪村,军分区驻在顶旺,两个村离个二三里。问:您是说30团在雪村,常司令他们在顶旺?可材料上还有一些老人回忆,怎么都说军分区在雪村,30团在顶旺,正好反着。

  屈:这我不会记错的,1985年我还回当地看过一次。

  那天敌人合围的中心的确不是雪村,而是窝北。枪声先从雪村,也就是30团那里响起来。30团就往南跑,一下正好碰上敌人合围的中心,又往回跑,往顶旺这边跑。常司令、王政委他们到村边拿望远镜看,这会子天已亮了,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人在头里跑,后头全是敌人。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一见,说敌人太多,快走。叫教育股长赵庚林,带一个连,到公路上去打开缺口,掩护部队过公路。23团2营另两个连,前头一个,后头一个,保护着机关往北,一路是跑着奔公路的。

  问:过公路前,是不是队伍就跑散了?屈: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是多整齐。所以过了公路大约3里地一个张家庄,常司令叫停下来整整队伍。因为按一般的经验,冲过公路就应算是冲过封锁线了,可以喘口气了。没想到正在整理队伍,就听见喊“敌人”、“敌人”,一看,村西鬼子的车子队来了,再一看村东日本人的马队也过来了。还整什么队伍,赶快跑,出村往东北方向,也就是太师庄方向跑,这会子队伍才有点乱了。差不多是各跑各的了。

  问:日本人骑着车,怎么打枪呢?屈:日本人骑的车车座很低,两腿往地上一支就立住了,端起枪就打。

  问:然后是冲进太师庄,常司令就是在那儿牺牲的?屈:不,常司令不是在太师庄,而是在张家庄牺牲的。实际上就是在跑出张家庄后不久,看着一梭子机枪子弹射中了他,头、脖子都冒出血来,倒下了,警卫员上去扶,已扶不起来了。

  问:您当时离常司令多远?屈:我就紧跟着他后边,常司令还是很关心电台的,一路上老叫我们跟上,别掉队,他后边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后面一个参谋,再后边就是我了。

  问:要这么说,常司令似乎是跑着跑着一头倒下就牺牲了。可一些材料说常司令牺牲前还跟日本人打了半天,还跟警卫员交待了不少事?屈:是不是倒下后未马上断气,这些就不清楚了。我带着电台,不能停,还得往前跑呀。问:王远音呢?常司令倒下后,他还活着吗?屈:还活着,听说还命令把常司令的尸体背走。

  又坚持了一二里地吧,腿上有伤,跑不动,就掏枪自杀了。背着常司令尸体的战士也被打倒,常司令的尸体仰面躺在野地里。问:队伍就这么跑散了。日本人呢?屈:实际上是各跑各的。日本人,后头,两边,到处都是。我是跑进一块麦地,才算脱险。公路北边麦子比公路南边长得高,能藏住人。日本人拉了几次网,也没撞上。到了晚上,日本人撤走后,我们收容了一百多人,往北去了。

  问:那天咱们队伍一共才六七百人,还跑出这么些人来。看来日本人的“网”并不密。“窟窿”很大。

  屈培壅最后还谈到,“五一”大“扫荡”开始后一直到雪村战斗这一个多月,在常司令指挥下,“基本没听到什么枪声,很巧妙的指挥。”他说,如果那天照常司令说的做,也不会有事的。顶多是累一点,跑上个百把十里路。在谈到雪村战斗失利的原因时,八分区一些老人除了谈到“错误地调集主力,重返中心区”及“政委在军事行动上未能尊重军事指挥员的意见”外,还谈到当遭到敌长途奔袭合围,特别是敌大量使用骑兵、自行车队对我前堵后追的不利形势下,战术指挥上又未及时采用据守村落,控制制高点,昼间固守,夜间突围的战术。也是值得检讨的原因之一。李健在述及雪村战斗时,也有感于此,说:“据我们所知,在敌重兵多路‘拉网合围’或‘奔袭合围’时,凡能先跳出合围圈的,为上策;凡先机已失,而坚决果断,决心进行村落防御,坚持一天,夜间突围的,几乎全部成功,给敌杀伤很大,而自己损失较小。”是为中策。“而既未能先机跳出,又未能果断进行村落防御,决心犹豫,且战且走,方向选择不好,主官意见不一致,组织不严密,是为最下策,无一不受严重损失。”

  李健说,这里用得着《孙子兵法》上说的一条原则:“不可胜者守也”。意思是说,打不赢的情况下,就先坚守。

  如果说,不合时宜地返回中心区,是走向悲剧的第一步,争论不休未能及时跳出合围,是迈向悲剧的第二步,那么,未能采取坚守村庄,以待机突围的战术,反而在开阔地带且战且走,则是真正拉开了悲剧的序幕。

  当然,也许当时情况万分紧急,敌人已冲到村边,已没有条件进行防御部署,进行抵抗了。只得往村外冲,冲过开阔地,冲过公路,冲过封锁线。多少人倒下了,倒在轻纱般的晨雾中,倒在开放着五月的鲜花的大平原上,倒在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家乡土地上。麦地上、道沟中、公路上,到处是一具具尸体。当年在八分区前卫剧社工作的田丹老人,在雪村战斗打响后几个小时,曾由北向南,穿行整个战场,亲眼目睹了那悲壮的场面。他和我们谈了他那独特的经历:田:当时我们都分散活动,各找各的关系,生存。我家在文安,可在深武饶安这一片,我有好些个干爹,有地方去。雪村战斗前我正躲在河肃公路南边一个小村子里。问:那村子叫什么名?是在雪村的什么方向?田:记不住了,反正是窝北村以北,窝北过去是雪村,也就在雪村北边一个村。8日那天早上枪一响,我干爹跟我说:“孩子,日本人要来围这一片了,待不住了,走吧。”我想走就走吧。当时我想往饶阳那边去,出了村就奔南去……

  问:对不起,您是说在8日早上,也就是雪村战斗打响以后不久,常司令他们带着人从雪村、顶旺冲出来,由南往北,往河肃公路冲,而您从公路南边一个小村出来,由北往南走,跟他们正好逆着,是吗?田:是这样。

  问:大约是几点钟?田:太阳出来有一竿子高了,大概8点钟的样子吧。

  问:雪村战斗是凌晨5点打响的,那也就是战斗打响后约3小时。那里没有日本人吗?还有咱们的人吗?田:没有日本人,日本人都往北追咱们队伍去了。也没碰见咱们的人,我是说:还活着的人。地上到处是咱们的人,尸体。军装皮带都被刺刀挑开了,敞着。咱们的队伍那会都穿着榆树豆子染的,再弄上点青灰,土法染的军装。土黄色,黄不黄、绿不绿的那种色,日本人大概是想搜一搜身上带没带文件一类的东西。枪都没了,日本人拿走了,日本人的尸体也都抬走了。道沟里一溜溜地全是死人,一点不夸张地说,在道沟里走一趟,上来身上肯定带着血。

  再往前走,就进了村了。老乡们都在当街站着,一堆堆人议论着。一瞧见我从战场方向走来,又带着血,都围过来问,说同志你是不是受伤了?咱们队伍怎么样了?我告诉他们我是打这经过,赶快想办法掩埋咱们的人。这会子北边的枪声还响着,这边倒没什么动静。问:战斗还未结束,您就穿越过战场。您胆子可真够大的。

  田:我原来叫铁胆,后来他们写错了,写成田丹,就叫田丹吧。

  问:在那一天您看到的事情中,哪件事印象最深?

  田:好些尸体都给烧着了,真是烧出油来,发出的那种味道,印象最深。采访田丹记录。

  雪村战斗的失利,震动是很大的。屈培壅老人讲,这么高级别的司令员,牺牲的当然有,但司令员、政委两个死在一块,在一次战斗中同时阵亡的,从前恐怕未有。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中央军委。吕正操回忆说:“雪村战斗,教训沉痛。1942年9月1日,中央军委为此作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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