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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大扫荡

民国抗战
民国抗战: 军事战役 » 大扫荡
  两个月的大“扫荡”中,我方资料称作战272次,毙伤敌伪11万多人,我军主力部队伤亡5671人,地方部队伤亡5300人。日军资料称“敌军遗尸9098具,俘虏5197名(另有嫌疑者20568名),交战次数286次。”日军“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其中军官14名)。”通过双方数字对比不难看出,交战次数比较接近,对我方伤亡数字的统计也比较接近。就是敌方的伤亡数字差距太大。即便不计伪军,日军伤亡也绝不止几百人。冀中的老人们对这个数字嗤之以鼻,根本不信。其实,军史专家林治波、赵国章早已指出:“从日本战史来看,他们夸大战绩、缩小伤亡的事例屡见不鲜。”如台儿庄战役,日方资料说,伤亡11984人,精确到个位,似乎很准确。实际应在2万人以上。“五一”大“扫荡”中日军的伤亡人数,显然也被大大缩小了。


  在历史专业书中,是这样叙述“五一”大“扫荡”的结局的:“五一”大“扫荡”,我方“伤亡减员达16000多人,群众被杀害、抓走达5万余人。至6月底,敌基本上控制了冀中平原地区,我军主力被压缩在中心区以外,一时不能返回。冀中根据地基本上变成了游击区及敌占区。”游击区,那就至多只是“半个天下”了——白天是日本人的,晚上是咱们的;敌占区,则连半个天下恐怕都没有,只能是偶尔一往吧。



  ◇在历史专业书中,是这样叙述“五一”大“扫荡”的结局的:“五一”大“扫荡”,我方“伤亡减员达16000多人,群众被杀害、抓走达5万余人。至6月底,敌基本上控制了冀中平原地区,我军主力被压缩在中心区以外,一时不能返回。冀中根据地基本上变成了游击区及敌占区。”

  游击区,那就至多只是“半个天下”了——白天是日本人的,晚上是咱们的;敌占区,则连半个天下恐怕都没有,只能是偶尔一往吧。

  日军在大“扫荡”结束后,不像以往那样撤回沿交通线城市或大据点,而是留下重兵,驻扎在冀中乡村。日方文献声称:“在进行冀中作战时担负着‘军事上猛烈攻击’任务的各兵团,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各联队、大队在反复进行清扫作战后,逐渐转为中队、小队分驻形式,并设法加紧完成警备据点的自卫设备、交通通讯网的完善及隔断壕的构筑等等。与此同时,要一面开展对民众的工作及加强侦谍组织网,一面要逐渐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努力扩大治安地区。”

  从山西调来参加“五一”大“扫荡”的日军41师团,“扫荡”结束后,就留在了冀中,并附属独立混成第9旅团等部,担任冀中地区的防务。直至1942年12月23日接到命令,41师团才调至太平洋战场,冀中地区的防务,则“大部分由独立混成第9旅团担任(司令部移驻德县)。”

  用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日军驻扎在冀中,这本钱花得不小。一方面,用日本人的话说,这是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怕花了这么大力气,死伤这么多人才占据的冀中又丢了,一方面,据说日本人还考虑到中共方面有可能反击。日华北派遣军在1942年10月20日的《战时月报》中讲道:“中共失去了平原根据地,现秋收季节迫近,深感困难。因此,不难想象,为了打开局面,今后将会进行顽强的策动,企图发动第二次百团大战,力求重建中共北方局的平原根据地,以牵制阻止日苏开战。由于存在着不少迫使共军采取行动的因素,因而对其今后的动向仍然需要加以警戒。”又说:“中共失去冀中根据地后,又值秋收季节临近,局势更加困难。这时中共北方局发表了彭德怀建议的‘关于坚持平原根据地问题’的讨论事项,力图重建平原根据地。”

  一方要力图夺回或恢复冀中平原根据地,一方则全力保住已占领的冀中平原。如此不难理解,为何在“五一”大“扫荡”后,日军仍在冀中地区保持着相当大的兵力,并采取“高度分散部署”,到处设据点,修岗楼,以肃宁县为例,“五一”大“扫荡”以来,日伪在县内新设据点几十个:5月2日,敌在石连城建岗楼,驻日军一小队,伪军一小队;6月:敌在景口据点增兵,驻日军一中队,伪军一中队;6月,敌人在大史堤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泥洞建岗楼,驻日军一小队,伪军一小队,伪警一小队;6月,敌人在何庄建岗楼,驻伪军一班;6月,敌人在曲吕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豆阎庄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吕庄建岗楼,驻伪军一班;6月,敌人在龙堂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西辛庄建岗楼,驻伪军一中队;6月,敌人在宋庄建岗楼,驻日军一班,伪军一小队;7月,敌人在后堤建据点,驻日军一中队,伪军一中队;7月:敌人在大阎庄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7月,敌人在窝北建据点,驻日军一小队,伪军一中队,伪警一班;…………

  日军在冀中修筑的炮楼、碉堡据《深县志》所载“深县境内伪据点碉堡一览表”统计,在冀中腹心区的深县,有敌伪据点、碉堡102个,其中41个,是“五一”大“扫荡”后新建的。这么多新建据点、岗楼,加上原有据点,几乎遍布全县角角落落。以前,日本人只是在县城及大城镇待着,许多偏僻点的村庄的村民,抗了几年日,和日本人都没打过照面。现在可好,日本人就在村里住着,一天到晚低头不见抬头见。

  如此一来,汉奸、坏人还了阳,觉得腰杆硬了,落后分子更加消极,甚至投向日伪。中间态度的群众,也都顾忌重重。原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工作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岁月,说到一位抗属老人对他们说:“大侄女,侄子们,你们的家,都距这里不远,我给你们点钱,你们回家吧,在哪儿也不如守着自己的爹娘保险,平时抗日还行,这年头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再抗就危险了,听大伯的话,以后,日本人走了,你们愿意抗再出来,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这年头是日本人的天下了”,这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五一”大“扫荡”后的实际情况。不要说主力部队了,就是县大队、区小队等地方武装也不太好找。有的老人回忆说:“五一”大“扫荡”后的大城县“全县仅剩三十六七个县区干部坚持斗争,到处碉堡林立,公路如网,伪大乡、伪保甲和伪情报网在各村建立起来,鬼子以抓去的叛徒做眼线,驱使着以叛徒组成的宪兵工作队到各村抓干部、党员,杀人放火,横征暴敛,全县处于一片恐怖状态。”大城县是如此,其他各县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如当年任之光县县委书记的曹洪涛老人也说,县里在“扫荡”后只剩下几十个干部,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采访曹洪涛记录。

  冀中作家徐光耀创作的小说《平原烈火》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鬼子、“皇协”到处跑,到处发横,爱杀就杀几刀,爱打就打几枪。抗日的政权都不见了,穿军装的八路一个也没有了,妇救会,青抗先,还有哪个胆大的敢提一提?各村都成立了“维持会”,都给敌人“挂上勾”了。看吧,满眼尽是敌人的势力:白天,满天都是膏药旗;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时间好像几天之间就倒退了二十年!在“倒退了二十年”这样的客观环境下,百姓们见不着我们的队伍,见不着我们的干部,只瞧见村口岗楼的太阳旗,只听见这个叛变那个投敌,也不由有些悲观感叹地说:“难道五年抗战就这样结束了吗?”




  ■沙皇和列宁分家1942年秋天的一天,六地委地委书记张逢时来到44地区队驻地,并给大家带来一份“五一”大“扫荡”后第一次出版的《团结报》,大伙很久没看上报纸了,都争着抢着看。报上印着一行大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并登了一篇寓言故事,题目叫《沙皇和列宁分家》,内容是这样的:沙皇提出要和列宁分家,沙皇说:我给你一半庄园和土地怎么样,你要什么?列宁回答说:庄园我不要,土地我也不要,我就要老百姓,没有老百姓,我的革命就成不了功。冀中的老人们为什么对这么一则寓言故事记忆犹新,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呢?或许是因为,这虽是一则故事,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五一”大“扫荡”过后冀中的实情: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老百姓了……

  那么,大“扫荡”后,百姓们又过的是什么日子呢?老人们说,都说“五一”大“扫荡”苦,其实,“五一”大“扫荡”过后的1942年秋、冬至1943年青纱帐起来之前这段日子更苦。说起那个年月的苦事、惨事,真是说不完。

  先说物质生活的贫穷。日本人占了冀中,死命地搜刮,恨不能一根树枝也榨出油来。什么都要,什么都抢。鬼子一进村,后头跟着什么“砸锅队”、“敛铁队”、“倒油队”,砸锅队负责把各家各户的锅都给砸了,敛铁队负责搜集能找到的所有铁器,连铲子、小刀都拿走,倒油队是专管搜倒各家的煤油灯瓶的。至于粮食、牲口、木料、柴草,更是不在话下,统统拉走。鬼子从任丘县梁沟这么个普通村庄,一次就拉走80大车东西。从安新县端村,抢来的东西装满载重两万斤的大船三艘。

  抢不走的就糟踏。5月16日,深泽县日军“扫荡”贾村,等鬼子走后村民们回家一看,村子四周及村内到处是火堆,烧的是各家的柴草、衣服、门扇、柜盖……院子里乱堆着烧焦的猪头,一团团鸡毛,大便、粮食,每家的锅和缸,都有两个以上窟窿。收拾收拾,几乎没一件完整可用的东西。

  鬼子抢来的羊糟蹋完了还要勒索。百姓养的牲口,不管是牛、驴、骡,一个季度要纳税大洋5元,一年就是20元。不纳税,就得不到一个写着“保险版”的小木片(挂在牲口头上),可以随意被日伪拉走。养只鸡一季要交税5角,养条狗也要交税。牲口都要交税,人就更不用说了,良民像要交5角,户口册子7角,伪“自卫团”袖章7角。除了牲口、人,土地也得交税,每季每亩27元,还有什么“地摊”,每季每亩40元,结果地越多税越多,再贱的价钱,也没人愿买地。

  除了这些死税,还时常有“活税”,即日伪找种种借口敲诈百姓。如宁晋县伪军向一个村要500个一样的老头去出工,村里派了500人去,但却遭了一顿打。后来才想明白他要的不是真的老头,而是印有“老头像”的十元一张伪钞500张。保定东郊的伪军跑到白庙庄,张口就让每家做100个人的饭,做少了,做慢了,马上拉出去枪毙。小家小户谁一下子能做出100个人的饭来,还不也是借故诈财。

  日本人抢、汉奸们诈,真是弄得百姓们一贫如洗,无以为生。任丘县长村,百八十户人家,在“五一”大“扫荡”后,有粮能支持到过秋的有二三十家,能支持到过年的仅有三五家,其余的已断了粮,靠挖地梨吃维生。富户的生活水平都降到贫农的生活水平了。冀中的百姓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在美丽富饶的冀中大平原上,出现了讨饭、饿死、年青妇女断经、抛弃孩子等种种以往大灾年都没有过的事情。在束鹿县的旧城等地,甚至出现了买卖人口的人市。

  如果仅仅是贫穷还好说,更要命的是在日伪统治下,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日本人惨无人道的奸淫妇女,变着花样的残杀百姓。

  说起日本人奸淫妇女,一位老人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件事:1942年冬天,我正在任丘一带坚持斗争。一天,日本人突然包围了一个村子,把村里没跑了的姑娘、媳妇全集中到一起,当着众人的面,扒光衣服,大冬天往身上泼冰冷的井水,看着她们冻的样子取乐。日本人走后,当时就有个姑娘跳了井。其他的姑娘、媳妇也都要寻死,好孬叫家人和乡亲们给拉了回去。老村长敲着锣,在村里喊着:“不要寻死啊,大家也不要闲言碎语,她们可都是受害者啊……”采访张震寰记录。

  被鬼子强奸后又剖腹杀害的妇女那声音,一定是非常凄凉的吧?“扫荡”时,日本兵觉得最有刺激的事情就是可以四处搜寻“花姑娘”。日本人“扫荡”白洋淀边上的端村时,没有逃脱的妇女一夜被奸淫了50多个。其中50岁至70岁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有7个,11岁至13岁的3个,13岁至15岁的5个 。“扫荡”结束后,日本人住到村里岗楼上,就更方便了。常常是翻着户口名册上的相片找人,把好看的青年妇女拉走,省得挨家挨户去搜了。常常是借“检查”为名,把途经岗楼的妇女拉上去,省得跑路了。如此的“方便”,不由让日本人淫兴大发。高阳县教台据点的鬼子,竟捉着一个11岁的女孩子,因强奸不便,先狠狠的用刺刀挑开了孩子的阴户,这个11岁的女孩就这样鲜血淋淋地死去了。定县木佃村的鬼子,把一个青年妇女拖上岗楼,轮奸一天之后,阴道里塞满了土,半死不活地扔了出来。

  “你家的闺女是叫刺刀割过的。”在当年,这是最毒的一句骂人话。

  除了奸淫妇女,闲下来的时候,日本人便琢磨怎么杀人才更有刺激:“死三分钟”,这是驻博野县日军的“创造”,先把人拉过来用土埋上半截身子甚至全部身子,讲好价钱再挖出来。

  “冰炸肉油条”,是驻任丘县鄚州据点日军小队长小久保的“发明”。这个小久保虽只有19岁,但杀人上了瘾,到鄚州不到一年,就亲手杀了100多人,活埋了11个人。几乎三二天就要杀一个人。他规定,据点周围五里内的村民,不管男女老幼,听到钟声,必须跑步到鄚州北关集合。晚到10分钟的杀头。准时到达的马上排队,跑得满身大汗,却被逼的脱光衣服赤身卧在冰上,不久人和冰冻在一起,小久保再叫日本兵使劲拉,看到中国人肚皮拉破,鲜血涂冰,哈哈大笑。然后再视其“情绪”,不高兴时再扔几个中国人进冰窟窿。这就叫“冰炸肉油条”。

  “听收音机”,这是驻饶阳日本人的“乐趣”,他们把人抓来活埋,土一过胸,人透不过气,难受得直哼哼,日本人就爱听这人临死前的呻吟声,说这是“听收音机”。“五马分尸”,这是驻高阳北归还村据点日本骑兵的“高招”。他们在小连口村抓住王洪卓、王自成两人,探问我军伤员的事。两人至死不说。于是日本人把王洪卓双脚、两手、头用绳子绑上,五马分尸了。王自成眼睛精灵好看,日本人就用刺刀刺瞎了他双眼。“拉蛤蚂弓”。地上置刺刀,刀尖向上,人弯着腰刺刀紧接肚子,两手垂下,拉着手榴弹引线。人体力不支,稍一向下刺刀扎进肚皮,稍一向上,手榴弹引线又被扯断爆炸。“滚毛驴”。大冬天让人脱光衣取用冷水从四面浇,浇得人在地上打滚。“人造自来泉”。一位游击小组长被俘,日本人灌了他一肚子冷水,肚子膨胀,然后使其仰卧,用板子一压,水从口中喷出。日本人大笑道:“人造自来泉”。“睡钉床”。在一木板上满钉铁钉,尖头朝上,把人放在上头用鞭子抽,钉子入肉,鲜血淋淋。“活闷人”。把人的脖子齐着板凳一头,脑袋向下仰垂着,在胸膛、臂部、大腿捆上3道绳,又弄来几桶水,放在他们的头下边,日本人把板凳一抬,人头便浸入水桶中,一会儿便把人憋晕。如不想让你死,把板凳一放,人头又出来了。“火烧”。从村里弄来些糊窗户纸,塞到人裤裆里点火烧。

  …………

  “那日本人就是不把中国人当人,”冀中的老人们说。

  冀中的作家孙犁曾写过一篇散文,说他见了远房嫂子二十多岁时的一张照片,不明白怎么这么一个活泼爱笑的人,却照得如此呆板。远房嫂子说:“那是日本人在的时候照的,心里害怕的不行,哪还顾的笑?”孙犁一细看才发现,这是张从“良民证”上揭下来的照片,照片角上有一点白光,那是敌人的刺刀反光,还有半个“验讫”的戳记。

  “那时候,几千几万的人都照了相,在那些照片里拣不出一个有笑模样的来。”远房嫂子说。

  亡国奴,怎么笑得出来?孙犁还写过一篇小说,说一位叫浅花的妇女要生孩子,地上没有安全的地方,只能到地道里去生。浅花笑着说:“那不成耗子了?”后来,她在地道里产下一个女婴。除了浅花,没有人听见这个孩子“非常悲哀和闷塞”的哭声。亡国奴,哭都没有人听!

  在物质生活贫困,人身安全无保障的情况,相当一部分百姓在精神上觉得十分压抑,觉得这苦日子熬到哪一天才算完呢?听见咱们的队伍打了胜仗,都高兴得流泪,烧香磕头,说“ 八路军可回来了,不打真叫人活不下去了。”

  处境悲惨的群众在看不到头的苦日子中,宗教势力又抬头了。人们把精神寄托在宗教中,似乎得到了一点解脱。当年在之光县公安系统工作的刘剑华老人说:“在1943年,一贯道盛行一时,各村都在设‘坛’,坛主都是由地主、富农分子担任……每个道徒交费两元钱,坛主欺骗群众,对女道徒的不轨之事,更是不可言及。”不过,冀中毕竟是老根据地,百姓们都受过共产党多年教育,民族意识很强烈。真正沉迷于宗教的是少数人,真正认贼为父的更是极少数人。百姓们看见汉奸们神气活现,看见日本人为所欲为,心里觉得憋气,一有机会,这股怒气就要冒出来。

  冯亚钧是安国县伍仁桥镇的一个普普通通理发手艺人,30多岁。“五一”大“扫荡”以来,他耳闻目睹鬼子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心里气得慌,老想着哪天杀个鬼子报仇。这个镇子上驻有日军一个小队。里头有个伍长,叫皇代子,20多岁,罗圈腿,矮个子,比三八枪高不了多少,可杀起中国人来却最凶狠。据说因他杀中国人有“功”,还特许他每年回国探亲一次。1943年8月的一天,正逢集日。许多百姓都来赶集。皇代子脚穿一双日本木板鞋,下头穿着条女人的花裤子,在集市上乱窜,看见喜欢的东西,就过去要“新交新交”,百姓们是敢怒不敢言。在集上转了一圈,皇代子手里提着只大公鸡,嘴里还啃着个猪蹄,又跑来找冯亚钧剃头。冯亚钧一看这家伙满嘴酒气,东倒西歪,心中暗喜,边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说:“太君,今儿集上人太多,这儿太乱,到大乡公所去理吧。”“哟西”皇代子很满意地回答,到了乡公所,找了个清静地,冯亚钧一边给他剃头,一边和他聊天,以麻痹他的警惕性。皇代子正夸冯的手艺好,冯亚钧顺口说了句:“今天会更好。”右手一使劲,剃头刀把皇代子的脖子都割断了一半,一声没吭就一命呜呼了。外头伪大乡宋乡长,拎着水壶还正要给皇军送水,一推门,蓦地瞧见皇代子像头死猪似地躺在地上,冯亚钧正在脱身上衣服,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干净衣服,立刻明白了,便说:“你这宝刀又给咱中国人出了口气,可你该早说一声,咱好准备,是信不过咱怎地?”冯亚钧忙说:“要信不过还到这儿来宰他?”说着挑起理发担子,说声:“那东西和以后的事,就请你们处理吧。”然后大步流星出了门,投安国游击队去了。这边宋乡长找把菜刀,“咔嚓”一声,把皇代子的头砍下来,然后找鬼子报丧去了。

  王景希,是定县东旺村一个普通农民,20多岁,老实巴交,沉默寡言,村里人都说他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人”。“五一”大“扫荡”后,东旺村和相邻的李村店,都安上了据点,驻扎在这两个据点的日军,属一个小队的建制,经常三三两两,甚至单个,从这村到那村,互相串门。王景希瞧在眼里,心想要有支枪多好,乘机可以干一家伙。

  7月初的一天上午,一位抗日干部跑到王景希家,老两口忙不迭地烧水做饭,放风瞭哨。这位干部吃罢饭,十分疲倦,就倒下睡了。随身带的一把托盒手枪,就压在枕头底下。起晌的时候,李村店据点的一个鬼子,扛着挺轻机枪,一个人大摇大摆地到东旺村炮楼来看老乡。在村边耕地的王景希瞅见了,根据以往的经验,知道这鬼子下午准还得回李村店据点去。心里一下子“咚咚”跳起来: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他悄悄回到家,从枕头底下抽出枪掖在腰里,又拿起耪地的家伙,来到村南红薯地,面朝着炮楼的方向,一边装着耪地,一边留神观察。

  太阳平西的时候,那个鬼子果然扛着机枪,从东旺村炮楼里出来,回李村店据点去。这家伙一边走一边还哼着日本小调,根本没注意村边地里的王景希。鬼子越走越近,从没打过仗的王景希心跳得愈来愈厉害,一下子蹿上去,抽出枪对准鬼子,喊道:“别动。”那鬼子一下吓愣了,然后扔下枪,撒腿就往李村店跑了。王景希也没追他,满心欢喜地扛起机枪,跑回家中。

  这会子家里正翻了天,那位干部和王景希的父母三个人,正满头大汗地找枪呢。正在着急,忽见王景希一脸高兴地跑进来,把挺机枪往炕上一架,又把托盒枪往炕上一扔,说:“还给你的枪,你认识这两条腿的家伙是什么?”老两口像是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似的,傻看着他,那干部一时也愣住了。后来,村里人知道了这事,都感叹说:“这年头,过去成不了气候的人,也叫鬼子给逼得成了气候了。”

  杜占纪,是安平县南侯町村一名乡村教师,40来岁。他虽不是党员,但民族意识非常强烈,1942年春天,动员自己年仅18岁的独生子参了军,大女儿在区妇救会当主任,二女儿也在本村作抗日工作。“五一”大“扫荡”后,安平县一下子由老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日本人要求所有的中小学教师先去报到,然后去当伪教员,教奴化课本。对在县里有较高威望的杜老师,更是发出最后通牒,一是要他限期将参加抗日工作的儿子女儿叫回自首,二是要他去县城当伪教员。杜老师拿起最后通牒一看,是原来的同事,如今投靠了日本人当了伪县教育局长的张麟阁亲笔写的,气得一把撕掉,对家人说:“一不叫子女回来自首,二不去城里给鬼子干事。叫孩子们抗日到底,把日本鬼子赶走。”接着悄悄写下长长的遗书。然后来到村边的柳树林,边走边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叫匈奴心惊胆丧,共服汉德威……最后,杜老师就在林中上吊自杀了。以死来抗争,来保持自己的人格。日本人听说后,都惊呆了,哀叹:“占领中国的一块地盘不难,难的是不能征服中国人的心。”

  …………

  像这样的事迹,还有许多许多,这些普普通通的手艺人、庄稼人和乡村知识分子,他们杀鬼子、缴鬼子的枪,以死来抗争,都是发自他们的内心,并没有谁强迫他们这么做。不过,这些自发的反抗,毕竟是势单力薄。要想把这变了的天再翻过来,还得靠咱们的队伍打回来。可咱们的队伍在哪儿呢?鬼子、汉奸们造谣说:“岗楼儿钻了天,八路军钻了山,马猴子(指游击队)全消灭,实现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

  1942年秋冬,在冀中的百姓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五一扫荡闹浑了天,敌人到处把岗楼安;奸淫抢杀抓青年,杀人消息天天传;白天无人街上走,晚上谁敢把灯点;这样的苦日子哪天完?白天盼,黑夜盼;盼着八路下高山,拨开云雾见青天。”

  不过,百姓们心里也明白,日本人势力这么大,八路军暂时来不了,眼下正是最艰难的时候。王林曾回忆说,冀中的百姓们都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知道目前是黎明前的黑暗,他说:

  毛泽东在撰写《论持久战》冀中经过那样残酷的斗争,终于坚持到最后胜利,除了很多老同志讲的原因外,还有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冀中党政军民对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宣传下的力量很大,收效也大。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当时是不向群众做普遍宣传的。1938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出版,冀中新华书店就大量翻印。阎素同志还木刻了毛主席像印在封面上。解放后我看全国各地的文物,当时所有翻印的《论持久战》都没有主席像,就是我们冀中印了,很有特点。我见到阎素开玩笑说,你功劳不小哇!冀中军民对这本伟大文献宣传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吕正操、孙志远、黄敬、周小舟这些负责人走到哪讲到哪。各群众团体也讲,识字班里也讲。到了日寇发动“五一”大“扫荡”以后,我就感到宣传起到什么作用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堡垒户老大娘们见到我们就问:“现在是什么阶段了?”“什么阶段”,是《论持久战》上的语言。人民群众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心都寄托在主席的科学分析上。村干部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相互解释和鼓励,说“主席早讲过了,相持阶段困难增多嘛!困难多算得什么!”在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极端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充满着信心。

  冀中的老人们说,要说冀中的百姓个个都把《论持久战》熔化在血液里,充满信心等待胜利,那似乎也有点拔高了,但要说百姓们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日本人这疯狂劲长久不了,那是千真万确的。百姓们明白,一年也好,二年也罢,总会有熬出头的那一天。所以他们遇见抗日干部,都哭着说:“我们咬着牙熬过这两年,反正有翻身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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