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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对日军战俘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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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抗战: 军事战役 » 大扫荡
 八路军对日军战俘进行教育

  显然,和田真一对日本政府的宣传和日本军队的残暴,都有了一定认识,日本不可战胜和日军如何荣耀的美梦开始动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仅鼓舞了中国军民,还教育了一个如此顽固的日本士兵,这大概是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料到的吧?不过,一个顽固的日本士兵,思想要有所改变,不会看一本《论持久战》就行的。和田真一虽说思想上有所触动,但当冀中军区送他去路西过铁路时,仍企图逃跑,到了路西,又成了“思想落后”组的头儿。最后促使他下定决心走上反战道路的,却是“五一”大“扫荡”。他说:进一步促使我下定决心的,是“五一”反“扫荡”。日军从1942年5月1日开始在河北省全境(按:应为冀中——引者注)发动的“扫荡”规模空前,激烈的战斗持续很长时间。在多次激战之后,我们与主力部队走散了,有时在地窖里生活,有时在地道下行走,躲避敌人的袭击,就这样在住惯了的冀中平原上被追赶着,钱和武器也不带,一直南下。半夜里,常常从敌人的碉堡之间穿过,好几天没吃上饭,只喝一些水,甚至个别时候连水都喝不上。有时还让自己人抓住盘问,常常在老乡家里要点吃的,又继续赶路……在难忘的5月23日拂晓,我们在滏阳河畔遭到数倍于我的敌军猛烈攻击,男男女女终日里全力以赴反复激战,想突破包围,最后虽然强行突围了,但由于寡不敌众,宣传部长和大队长牺牲,一些优秀干部也相继牺牲。我们夺过敌人的武器,拣起手榴弹不顾一切地拼杀,终于突破了包围圈。

  和田真一作为日军士兵和八路军的俘虏,曾在冀中住过很长时间,很有感情。当1942年初从路西回到冀中时,他是十分高兴的。他说,“冀中这个地方总是令人思慕。”当他看到那些朴实善良的冀中农民(他知道他们决不是“抗日分子”)被日军杀死时,当他看到他十分尊敬,有些是在日本上过大学的干部倒下时,当他被自己的同胞追逐射杀时,他一定在想:这场“圣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在日军士兵中有如此经历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日军士兵仍在做着“日本必胜”的美梦。和田真一说,他当了俘虏后,通过学习、交谈,看到八路军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也知道了不少原来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得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时,反应不是兴奋,而是“心情沉重”。他写道:“虽然在中国的战争已进入长期化,人力和物力资源十分缺乏,但是还不能认为战场上补给的路已走到了尽头,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可是,以实力远远超过日本的美国为对手,这就是决定性的了。我心情沉重:‘这回日本要完蛋了吧?’”

  而一般的日军士兵,似乎坚信日本必胜。当年在前线进行反战宣传的日本反战同盟成员水野靖夫说:“日本的一般官兵,看来都没有获知国际形势的真相。”除此之外,民族感情也使得日军士兵愿意相信日本得胜的消息,甚至即便是水野靖夫这样的反战战士,也是如此,他说:“以1940年的八路军大反攻为契机,日军的气焰大为消沉。但是,在当时的日本兵来说,却没有一个人认为日本军队会打败仗,甚至百分之百的日本兵还在毫不怀疑地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是‘神圣的战争’。就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即使在头脑中也明白日本要吃败仗,但在实际感情上却又产生不出日本会败的想法,所以在我们的劝降喊话中,多少还带着一些温情主义的伤感。”

  日本人的民族情绪是很强烈的,有一位日本学者写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不仅在中国和南方方面的第一战场,而且在后方的每一家庭、学校、工厂都被投入紧张的战时生活。播放战场的战况时,人们都停下手头工作收听。如果消息不好,都紧握拳头勤奋工作。在工厂里,如有一人的亲属或部下中弹死于战场,大家的抗战意识就更加高涨。在现地的部队里,如有一同伴战死,则整个部队团结得更加紧密,战斗力倍增,斗志更坚。”

  据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本国民的捐款和慰问品就潮水般涌入陆、海军省和报社等传播媒介,其数量远远超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卢沟桥事变。12月18日,为了庆贺开战以来一连串胜利,日本各地举行了游行。东京所有街道都挤满挥动国旗的队伍。日本天皇身着军装,骑着白马,在皇宫前的二重桥上接见了游行人群。数万人挤在二重桥前的广场上,声嘶力竭地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并高唱日本国歌《君之代》。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最初的一些失败,如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的失败,都未向日本国民报道真相。日本的百姓还以为日军在各个战场上一直都是战无不胜呢。他们最初听到的坏消息,是1943年5月21日报道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阵亡的消息(实际上已死了一个多月)和5月31日报道的守备阿图岛日军二千多人“玉碎”的消息。

  据1943年6月1日的《朝日新闻》载,一名原宫城女师附中的学生,正在被服厂作工的女孩大江田秋,在听到日军失败的消息后,说:“我们在志和的宿舍里听到那个消息。我越听越悲愤,全身的热血沸腾,一时激动得忘记自己是女人,恨不得立即拿起武器到前线去复仇……心情平静下来以后,才想到,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多缝制一件结实的军衣。我们被服总厂就有这样一条标语:‘这就是战斗,现在拼命干,这就是战斗!’我们不停地缝着,指头肿了也不休息,一直缝到再也缝不动为止……这就是大家无言的誓言。”

  在这样的民族情绪下,再加上日本官方封锁消息。要向日军士兵宣传“日本会失败”,日军士兵是很反感的。

  不过,日军士兵对“不准打嘴巴,当兵的不是牛马!”“进级评功要公正!”“对女人亲热的军官,对当兵的却是魔鬼!”“战争延长,生命缩短!”“当几年兵才能回去”等口号,却引发强烈的共鸣。当年日本反战共盟的成员回忆说,1943年端午节那天,他们把写有“不许打耳光!”“给吃饱饭”等口号的旗子,挂在碉堡附近最显眼的大树上,结果碉堡里的士兵出来,爬上树把旗子拿回碉堡,挂在了碉堡顶上。写有“不许打耳光”的旗子,就在日军驻守的碉堡上空飘扬。

  只要在日本军队里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几乎都痛恨军队,参军无上光荣的美梦早已破灭。然而,只要没条件接触外面世界的日本士兵,又几乎都深深沉睡在“日本必胜”的美梦之中。由于掺杂着强烈的民族感情,这个梦,不那么容易醒。

  日本兵们,就这么半清醒半糊涂的,熬着,等待着“日本胜利”的那一天。

  崔希哲:一位敌工科长的笔记崔希哲,1918年生于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保定师范毕业后作过小学教员。参加革命后被选送到路西接受敌工训练,是冀中军区最早的一批从事敌军工作的人。“五一”大“扫荡”后,他主动提出留在当地坚持工作,任第七军分区敌工科长,经常只带很少的人甚至单枪匹马走村串户,收集情报,开展工作。他把收集到的敌伪方面的情况,详细地记载下来,厚厚的一大本。据看过这个笔记本的老人讲,内容相当丰富,都是当年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笔记本后来竟丢失了,据说可能是让家里保姆当废纸卖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部分摘抄。

  据崔希哲记录,1943年底在原冀中七分区1566个村庄这么一块地盘上,共有日军1500多人,俗称二鬼子的伪治安军约1400多人,伪军7730多人,护路队300多人,共计9230人左右。日军只占17%,伪军占84%。

  崔希哲说,当时在这一地区的日军士兵有以下种种表现:其一,挨打受气。

  当官的打当兵的。某据点一个日军伍长,放下一个水桶走了,另一个日军士兵不知道,过来拿了水桶就走,恰巧被那个伍长看见,过来“嘟嘟……”说了一通,那鬼子吓的立时放下水桶,接着伍长便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用皮鞋踢一个筋斗又一个筋斗,那个挨打的鬼子,倒下爬起来,“啪”一个立正,低着头“嘟……”说一通,如此来了三四次。另一据点鬼子出操,一个鬼子扛着机枪,压得实在支持不住,另一个日军士兵心痛他,便替他扛着,被军官看见,过去便踢了他三脚,还罚这个士兵扛着机枪,围操场跑了三圈。驻安国据点日军中队长,因一个伍长经常不行礼,竟砍了他一刀。

  老兵打骂新兵。驻这一地区4个日军大队,有的大队新兵达250人左右,占总人数一半以上。新兵受老兵打骂,简直是家常便饭。其二,生活困难。

  日本兵是习惯吃大米的,结果却很少吃到大米,驻无极一带日本兵只有十分之三的主食是大米,其余为麦子、棒子。安国一带日本兵每天吃两顿饭,每人一小瓷碗,根本吃不饱,主食里大米不到一半,菜汤也不够。衣服也多是前年的,破烂不堪。吸烟也没钱,一个日本兵向一个伪军讨钱,伪军给了他2元,深深地鞠了一个大躬才走。汽车也没汽油,都烧木炭,走时要推一段才行。因为缺钱,日本兵到处抢劫。驻定县刘家村岗楼一个日军士兵,追逐一名妇女,没追上,就要放火烧房子,村里人过去劝阻,说:“太君的衣服破了,”那日本兵说:“金票的没有。”村里人忙说:“我的金票的有,给你换衣服吧,”给了50元完事。其三,思念家乡。

  平日挨打受气,生活又不好,自然思念家乡。1942年11月,驻崔岭据点一个日本兵,在监视抓来的老乡干活时,看见一个十三四岁很精神的小孩,便不住与他闹着玩,老乡问他:“你有小孩的?”那日本兵便掉下泪来。另一据点有个日本兵很沉闷,不爱说话。但一有人问他“你有几个小孩”时,他便哭起来,并用手比划着说:三个的,这么高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随说随哭。崔希哲说,现在被抓去干活的老乡都学会了,只要想歇着就问监工的日本兵家里情况,一问鬼子肯定大哭,老乡们便可乘机歇会儿。其四,厌战怕死。

  驻西伯苹据点一个日本兵,自己跑到村里认中国人做干妈。后来听说要调走到太平洋战场去,便大哭起来,说:“远远的,死了死了的,见不着娘了。”还让各村联络员联名保他,结果最后还是被调走了。驻定县辛庄岗楼的日本兵,在李亲顾战斗时,吓的路都不会走了,叫伪军给扶回来,说:“你们慢慢的扶着我走,我死了死了的有。”一步一喘地回到岗楼。驻伍仁桥据点的日本兵一次出发作战,十几个新兵一边走一边哭,磨蹭着不愿去,军官拿着指挥刀恐吓着说:“快快的。”驻安国日军长江部队一个伍长,不愿出发作战,每日只是喝酒。并对维持会的中国人说:“我不是长江部队,是酒的部队。”还说,“我们乱七八糟的没有。”意思是说他没祸害过老百姓。“八路军、老百姓、干部,我的乱七八糟的一回没有,伍仁桥太君每天乱七八糟的,死了死了的有,安国大太君,大大的死了死了的有。”驻在县城里的日军,新兵,生活还算紧张,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跑步,作操,训练。完后才回去洗漱吃饭。住在岗楼的日本兵,生活则散漫多了,早上也不起,晚上甚至也不站岗。喝酒,唱日本歌,找伪军或维持会的人打牌,雇城里妓女,意志消沉。其实,当年驻扎在中国的日本兵,通常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上面所说的意志消沉,厌战怕死。而还

  有一种,则是杀人成性,心理变态。水野靖夫回忆说,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许多是由“已在当地生活达五六年之久的老兵干的。因为随着战争的拖长,这些老兵对何时能回日本的希望已经渺茫,他们的心已变得残酷无情,意志已颓靡不振,每当出发的时候,他们就以‘肚子痛’或‘腿痛’的理由,拒绝服从上级的命令,这种情形已开始出现。在这些老兵眼中,已把所谓上级的命令即‘天皇的命令’一词看做是一句废话。军官们对这些老兵也是束手无策的。”

  水野靖夫还说:“如果遇到这种既残酷无情又颓靡不振的士兵那就该倒霉了。他们的残暴行为简直达到了丧失人性的程度:有时把女人的肚子豁开;或把刺刀捅入女人的性器;有时还把刺刀刺进男人的胸膛;或活生生把头给砍下来。还有的士兵把姑娘奸污之后,还进行百般侮辱,借此取乐。对他们这些人来讲,人已成为比其他兽类更有意思的动物。有时他们把人绑在柱子上,用火把人活活烧死,似乎也认为是最有意思的惊险行为。”

  不过,杀个人和杀只鸡毕竟还是不一样,日本人杀人杀多了,心里也是害怕,甚至疑神疑鬼,吓出病来。新乐县妇救会干部梁振英,穷苦人家出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织布纺线,做衣做袜样样会。家里给她找了个连裤腰带都不会系的地主家傻儿子,她心一横跑回娘家,后来就参加了革命。因她个头很高,皮肤光洁,当地老乡都亲切地叫她“大个儿梁”,1940年10月,年仅18岁的梁振英不幸被捕,鬼子一见是年轻美貌的姑娘,立刻兽性发作:“花姑娘的干活,花姑娘的干活……”乱吼叫起来,把梁振英连拖带拉弄回据点。到了据点,梁振英被认出是抗日干部,日本人先来软的,再来硬的,放洋狗咬她,反被她一脚踢翻,日本兵想污辱她,她拼命反抗,撞掉一个鬼子两颗门牙。鬼子用杠子压、火钳烙、用打破口的酒瓶压在乳房上旋转、用刀子割……最后活活把她给折磨死了。

  梁振英死后的一天深夜,在岗楼上站岗的日本兵忽然一声嚎叫,栽了下来,摔了个半死,其他日本兵听到动静都围了过来,只听那摔得半死不活的日本兵惊恐未定地叫道:“女八路活了,一脚把我踢下来,看……她来了。”据这个日本兵描述,复活的女八路身高丈余,披头散发,浑身是血,骨肠在外,怒目圆瞪。不几天,又一个日本兵从岗楼上摔了下来,摔死了。又过了几天,一个日本兵去送信,挂在马镫上让惊马拖死了。这一下,日本兵们都吓坏了,不要说打仗,连晚上睡觉都成了问题。据点里的日军小队长吉子咸言急了,在据点外修了个丈余高三棱形木制墓碑,上

  面刻着“共产党梁女士之神位”几个字,日本兵持枪守灵,吉子小队长率队祭奠,还请来巫婆、神汉、道士,跳大神、做道场,闹得沸沸扬扬,不亦乐乎。

  水野靖夫说,即便是杀人如麻的杀人狂,骨子里也时时感到恐怖,因为“不知在何时何地就要受到报复。只要有一个目击者或死者的骨肉兄弟还活着,这种危险就存在着。甚至母亲怀里的婴儿,也不知什么时候会变成复仇的厉鬼。”水野靖夫说,“那些在越南战场上曾杀过吃奶婴儿的美国兵的心理,我是能够完全理解的。侵略者的恐怖,就是如此。”冀中大平原上,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上千个炮楼。里头住着几十个甚至几个日本兵。白天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的日本兵,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似乎十分威风。到了晚上,一个人站在炮楼顶上,望着黑乎乎的四周——那里住的都是中国人,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怖油然而生。每一个中国人:卖菜的农民,小商人,甚至伪军士兵,都是潜在的敌人,只要一不留神,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从后面挨上一镰刀或一锄头。远处传来的一声狗叫,都会让人神经紧张到极点。每时每刻都生存在异民族仇恨的目光之中,没法不感到紧张和恐怖。那些十六七岁的新兵,闻着散发着血腥味的土地,望着公路旁被烧毁的还依稀可辨认出锅台和土炕的房子,向着日本的方向流着眼泪在心中默默祝愿:啊,爸爸妈妈,我还活着,还活着,让我早日回家吧。恐怖,苦闷,无助,这就是当年那些日本兵的心理状态。真是侵略者的悲哀啊!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这恐怕是当时延安最令人关注的大事了。至于敌后某个根据地遭到敌人“扫荡”的消息,就如同今天我们看新闻看到中东某地又发生流血冲突一样,已不能令人感到意外和震惊了。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败,太平洋战场的天平,开始向盟国一边倾斜。1942年6月下旬,日华北方面军向大本营报告,“五一”大“扫荡”,使“冀中军区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大约在同一时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向中共北方局提交报告,认为冀中“五一”反“扫荡”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对敌“扫荡”严重性估计不足,主力部队在中心区未充分散开以及地道斗争未充分开展起来。

  1943年8月,冀中军区撤销。吕正操率转移到路西的原冀中军区6个主力团开赴晋西北,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1944年11月24日,冈村宁次被任命为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他的部下吹捧说,“从洞晓地形、民情来说”,冈村宁次“不愧为真正的中国通。”“最后成为百万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官,乃是理所当然。可惜为时过晚,实为遗憾。”3天后,27日,新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离开路西慈家台村,迎着飞舞的雪花,走下山岗,去冀中赴任。过路后,来接应他的人赶来一辆牛车,对穿着便衣的杨成武说:“司令员,上车吧!”于是,新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就穿着土布褂子,坐上牛车。担任警卫的战士,都化装成出门的百姓,步行跟在后面,紧张地望着四周,警惕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敌人。

  1945年5月2日,斯大林宣布苏联红军攻克柏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

  1949年1月,冈村宁次被国民党上海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不久归国。同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政权。

  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典礼在北京举行。

  1962年4月,冈村宁次的儿子冈村忠正暴病而死。这件事对已78岁的冈村宁次打击很大。用中国人的老话讲,这叫报应。

  196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病死。同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吕正操、杨成武等人均被打倒,一大批当年从“五一”大“扫荡”中九死一生幸存下来的老干部亦被打倒,其中一些人含冤而死。

  1971年9月,日本天皇战后首次出访欧洲。在英国,天皇栽的杉树被砍倒。群众手持写有“白白死了怎么行?”“被日军俘虏而死了”等标语牌到机场“迎接”。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也意外地冷淡。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遇到手持“我的爸爸在哪里?还我爸爸”标语牌的群众。在西德波恩,群众举行了反对天皇访德的示威游行,人们对天皇的车子投掷鸡蛋,有人高叫:“勇敢的希特勒!”

  1999年,北京焦庄户修整一新的地道战遗址。前来参观的小学生钻上爬下,兴奋得不亚于逛了一次魔幻历险洞。同年阅报,知悉日本某部门负担往返机票,鼓励新婚夫妇前往当年日军“玉碎”的某岛旅行结婚。

  2005年3月,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要求中国改善在历史问题上的反日教育。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我们对日方上述言论感到惊讶和不满。日方指责中国在历史问题上进行反日教育是毫无道理的。

  2005年4月,日本文部省正式批准美化侵略、歪曲史实的《新历史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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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念过往 不畏将来,风雨兼程,勇往直前,加油共勉之! 靓仔美女 未来属于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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