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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周作人

民国抗战
民国抗战: 势力分布 » 伪军叛徒
  关于周作人的附逆,他在《知堂回想录》等书中一再为自己辩解。他当时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说:“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虽然愚夫妇及小儿共只三人,未能离去北平,现在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又说:“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世杰)教长、蒋(梦麟)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可见起初尚有坚守民族气节,以“苏武留胡节不辱”为榜样的想法。熟读经史的周作人当然知道明末清初大汉奸洪承畴等鼠辈的千古骂名。再说,东洋指挥刀并没有架在他脖子上威胁呀!他自己回顾:“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力气自己运动的人),当然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


  请注意在这里周作人承认“经过考虑”,可见他是权衡过名誉地位、掂量过利弊得失,才下定决心“答应”卖国投敌效鹰犬之劳的。他反复“考虑”的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何等致命的因素,比东洋指挥刀更厉害的因素,使得周作人丧尽天良,就任伪职“督办”的呢?

  后人不必妄作揣测。还是周作人自己在《知堂回想录》中揭开了这个老底。他一语道破了“考虑”的根本原因:“该职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
         
”必须说明,旧时代行政官员分四等:特任、简任、荐任、委任。日本侵略者给周作人定的身价不算低,一上台就是头等达官,月俸1200圆,是他原有薪金的两倍(合今人民币36000元)。而且还有显赫的前途等着他,晋级可以一直加到月俸2000圆(合今人民币6万元)。如此在和平时期他做梦也得不到的横财,今日明晃晃地摆在他眼前了。

  这才是致命的诱惑,比东洋指挥刀更厉害的诱惑。

  试想:在北京居住了十几年的八道湾大四合院里,周作人名为清静淡泊,实则豪华挥霍的士大夫生涯,每月所耗费至少700银圆(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就为了这样用成堆银钱垒起的“新生活”,他不惜屈从悍妇、牺牲长兄、胁迫老母、逼走三弟,独占家产。现在天下鼎沸、国难当头,周作人却幻想在危巢之下保全自私的“完卵”。如此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身价陡增,不由得周作人不动心。无视汉奸伪职的遗臭万年,只顾一时的荣华富贵了。

  知情者回忆:周作人在担任伪职“督办”期间,踌躇满志,招摇过市。他穿着日伪的军装检阅伪新民会青少年团;他到南京出任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委员,晋谒大汉奸头子汪精卫;1943年4月周老太太去世后,他竟然写了《先母事略》津津乐道“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主席”等等。从逢场作戏到假戏真做,已昏昏然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了。

  作为鲜明的对照,我只要举出两位先贤:一位是老舍先生,一位是陈寅恪教授。老舍先生应召单身奔赴国难,贤妻爱女沦落北平,熬受千辛万苦而宁死不作亡国奴,由此浩劫他写出经典之作《四世同堂》,可谓字字血泪。陈寅恪教授1941年由西南联大应邀往欧洲讲学,途经香港遭遇太平洋战事起,日方和汉奸陈璧君都来逼迫他投敌,日伪组织还曾以40万港币诱引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替日伪审定中小学教科书等,陈寅恪教授一概严辞拒绝。当时他身上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历经艰险回到西南联大,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月薪还不够糊口,但他写出了最高水平的学术论著。

  比起当时陈寅恪视为粪土的40万港币巨资来,日伪赏赐周作人的月俸1200圆或最高2000圆,不过是喂苍蝇的腐屑罢了。

  几十年间,不仅周作人自己,还有一些文人雅士也反反复复为他辩护。说来说去,无非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少一点反动行为”,“人才难得”云云。面对老舍、陈寅恪等先贤,这些辩解显得多么无力,更多么无理。虽说社会应该宽容,但是人格有条基准线:不能为“权”为“钱”而干出反民众、反仁道的劣行。越过这条界线就不及格,就不复为人了。

  愚意以为“昏”有两大毒害,汪精卫、周佛海昏于权,周作人、张资平昏于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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