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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的供给制

民国抗战
民国抗战: 经济生活 » 生活
  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制定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标准”为:分区、县、乡各级干部,一律每人每月生活费3圆9角,计粮食2圆、菜金9角、津贴1圆。1938年8月,陕甘宁特区财政厅规定调整津贴标准,分为五等,从“分区专员”以下分别为:4圆、2圆5角、2圆、1圆5角、1圆。
         


  1939年1月,八路军参谋部规定各机关部队的供给制标准为——

  粮食标准分两种:每人每日1斤半(合750克),1斤4两(合625克);

  菜金标准,按人员类别分四种: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

  夜间工作的报务员等,每人每月发给夜餐费1元5角;

  生活津贴分四等:

  (1) 最高一级,主席、参谋长、政委、局长等,每月5元;

  (2) 处主任、科长、团营级干部等,每月4元;

  (3) 股长、科员、译报员、秘书、连级干部等,每月3元;

  (4) 文书、管理员、教员、排级干部等,每月2元;

  (5) 最低一级,勤杂人员、战士等,每月1元。

  按照日用品的购买力,当时(抗战头两年)法币1元约合今日人民币15—20元。但1939年以后全国各地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供给制的标准则改为以实物计算。

  在游击区,由于抗日游击队的流动性很大,缺乏比较固定的经费来源,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较固定的供给标准。

  1940—1941年是抗战最艰苦的两年,也是边区部队、机关工作人员物质生活上最艰苦的两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扫荡”、国民党封锁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下,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遭到了极大的困难。

  毛泽东在1942年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回顾当时的困难情况时说,我们曾经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但是,我英勇的解放区全体军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一方面组织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救”。在陕甘宁边区,生产范围以农业、蔬菜、畜牧为主,也经营一些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

  自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其他各根据地凡有条件的,都程度不同地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渡过了1940—194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适当解决了机关、部队的生活需要,基本保证了部队指战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3年1月间,还规定了如下的自给标准:

  机关自给方面:(1)九个月以上的蔬菜;(2)每人每月肉2斤,调料6元;(3)每人每年过年过节肉2斤;(4)每人熟毛2.5斤,单鞋1双,衬衣1件,肥皂两条;(5)每人每年文化娱乐费50元,修理补充费120元;(6)照顾小厨房待遇的病号所需的开支,个人自给方面:毛巾两条,牙刷两把,精盐4两(125克),单鞋1双,袜子2双,用公家发的熟毛打成毛衣1件,毛袜1双。

  毛泽东1943年11月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2页)

  奔赴延安的文化人

  抗战开始后,延安是流浪各地的左翼文化人向往的地方。林斤澜写道:“萧军到达延安,一度离开,后来又返回延安。”据徐懋庸回忆:“1938年3月下旬,我和萧军、何思敬等文化人刚到延安,丁玲带领战地服务团(包括塞克、聂绀弩等)也从山西回来;一天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康生等举行宴会,欢迎我们这几个新来延安的文化人。……”

  丁玲1940年所写的《入伍》一文记载:“前方战士对一般文化人(和没有固定工作、来参观的文人)俗呼为新闻记”,就是“战地新闻记者”的简称。1940年以后一直在《新华日报》担任记者的李普回忆: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通常称呼他们这些有一定水平的记者们为“文化人”。(引自李普:《用第三人称的自述》)

  1941年以后,更多的左翼文化人如艾青夫妇、欧阳山夫妇、罗烽夫妇等,从重庆等国统区转移到了延安。丁玲回忆1942年春在延安时,贺龙将军来到“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窑洞里看望丁玲、艾青、白朗、罗烽等,贺龙表达了“对文化人、对文工团员的关心、爱护。”(引自《元帅呵,我想念您》一文)当时的延安,正高扬鲁迅的旗帜,毛泽东亲自发起创立“鲁迅艺术学院”,以后又成立了“鲁迅研究会”等等,这就更鼓励了这些热血青年、左翼文化人。

  供给制乃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生命线。

  延安时期的中共党员都是“职业革命家”,就是以革命为职业(工作)、靠革命吃饭的干部。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以后吃了革命的小米饭,就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从此参加了革命也就是参加了工作,被纳入一个“单位”里接受组织领导、思想改造。后来几十年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干部们填写履历表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栏目乃是“何时何地参加革命”或“何时何地参加工作”的资历,这是评定该干部的“供给制”待遇的一个首要因素。“单位”制度源于对革命队伍的特殊管理体制,其中经济生活的管理采用供给制。在革命队伍里,“组织”专指党的组织,而“单位”就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层层机构、具体部门。全体公职人员都在组织安排下的某个单位之中。党、军、政的机关和群众团体、公营企事业,都是革命队伍一元化组织的不同职能部分。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其范围扩展到衣、食、住、行、学,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大灶、中灶、小灶)的供给标准。供给制确定了个人的经济生活状况,不仅物质生活、还有政治待遇都依赖于“公家”的分配,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经济基础就是供给制。饭碗是组织给的,一切依靠组织;离开组织不仅没有饭吃,还可能沦为反党分子。供给制保证了铁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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