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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

民国抗战
民国抗战: 经济生活 » 经济
  国民党官僚腐败透顶

  抗战胜利并未使中国人民跳出苦海,众多官员假接收敌产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这种“接收”实际上是趁火打劫,所以文化人讥讽为“劫收”。

  老百姓讽刺腐败官员“三羊开泰、五子登科”:所谓“三羊开泰”即捧西洋、爱东洋、
         
要现洋,就是仰仗和投靠西洋美英力量,喜爱东洋日本的“敌产”,搜刮银圆美钞等现洋;所谓“五子登科”即“劫收”敌产的车子、房子、金子、料子和婊子,就是霸占汽车、洋房、金条、原料(衣料和建筑材料等),甚至“劫收”敌伪官僚原有的二奶、姨太太、妓女等,吃喝嫖赌,肆无忌惮。(陈注:另一种说法略有不同:“三羊开泰”为捧西洋、骂东洋、抢大洋,“五子登科”为贪污所接收敌产的金子、车子、女子、房子和票子。出处见于1946年11月19日重庆《大公报》徐盈文章注。)

  “光复区”人民怨声载道。平津一带流传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就是对国民党“劫收”的写照。《大公报》写道:“无数千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家不得聊生”。

  加之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发动内战,军费猛增,印行大量新法币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平津地区市场大动荡,物价扶摇直上:1946年1月,面粉125—130元(法币)一斤,5月每斤面粉涨到325元,12月达700元,到1947年7月已增至5100元,12月则涨到7000元。其他布匹、煤炭、食油、肉、蛋等生活消费品价格也同样飞涨。

  “底薪”和“实际薪津”

  我国40年代的非常时期,关于工薪阶层的收入状况,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

  实际薪津=底薪×薪金加成倍数+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法币的底薪为基数,根据物价上涨的指数(或生活费指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一次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如1946年12月,薪金加成倍数是11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是17万元,所以底薪为法币600元的教授实领薪金(600元×1100+170000元=)83万元,可买23袋(每袋44斤,合101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副教授月薪法币400元,实领薪金(400元×1100+170000元=)61万元,可买18袋(79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200元。一个月薪法币100元的小职员,实领薪金(100元×1100+170000元=)28万元,可买8袋面粉。这样的生活水平总比抗战时期好些。

  但是好景不常。1947年5月上旬,物价陡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薪金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但是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还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底薪150元的助教,实领的薪金61万元,不够买4袋(176斤)面粉。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教育部于1947年8月发给大学教师每人实物差额20万元,还不够买半袋面粉。1947年9月,又以12万元一袋的优惠价格,每人配售面粉两袋,但4个月以后即行取消。

  抗日胜利后北平的经济危机

  随着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北平的市场物价愈发不可收拾。人们重物轻币的情绪被再次刺激起来,囤积风进入千家万户,金、银、布匹的价格带头飞涨。

  1947年8月20日,北平《新民报》刊登每袋面粉(兵船牌)价格法币21万元;到1948年8月20日,每袋面粉已涨到法币3150万元,一年之间,粮价上涨149倍。同行之间的银钱往来,对小额钞票是成捆计数,没有多少人去详细查点。

  1948年8月19日中央银行发行了金圆券,规定以300万旧法币兑换金圆券1元,下令把民间所有金银外币兑为金圆券,然后又实行冻结生活指数,实行所谓“八一九限价”,即强制规定:物价不能超过8月19日的市价。这个不切实际的规定,实际上是一句糊弄老百姓的空话。不到两个月,物价更加急剧上涨,引起了全国狂涛一般的抢购风潮。

  北平的市面上出现了成群结队抢购商品的现象,市民“重货轻币”,一些小商贩已经彻底停业;有的还怀着一线希望,在门前贴出“修理内部,择吉开张”或“筹备复业”等告白;开门的一些商店也大多是店门半掩,有的用布帐勉强遮住空空的货架;由于时常停电,夜市也不得不关闭。不仅是小商店顶不住,就连“瑞蚨祥”这样实力雄厚的百年老店,也在1948年10月底以“修理门面”的名义停止了营业。当铺的损失最为惨重,全都“止当候赎”,以至于典当业全部消失。市场一片混乱。

  两个月后,1948年10月31日,国民党行政院又下令粮食依照市场价格自由购销;六大城市的配售粮食仍由政府输送;油、盐、糖、布等由中央主管部门统筹调节;民生日用品,则授权地方政府参酌情形核本定价等。

  然而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已经不是一纸空文所能挽回的。

  北平市民生活极端困难,就连吃饭都成问题。作为一个初级消费水平的城市,粮食始终占据北平商品销售额最大比重。1947年以后北平的粮食成为投机倒把的主要物资。1948年,北平的人口超过200万,年需粮食约十亿斤。到1949年解放前夕,全市经营粮食的商户共有1313家,居各行业户数的首位。经营大米白面的称作“米面庄”,经营五谷杂粮的称为“陆陈行”,代理买卖的叫做“粮栈”。在天桥、广安门、西直门三处各有一个粮食行业交易市场。奸商与贪官勾结,哄抬物价,在“钱”与“权”双重压迫下,老百姓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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