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一个美女，在一群男人之间维持贞洁，比在一群女人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女人对女人太挑剔了。女人对于同性的憎恶，有时更甚于男人对女人的歧视。连续剧里的婆婆总是很歹毒，儿子做的事，百般袒护；媳妇做的事，百般挑剔。

现实生活中，女人似乎也总是为难女人。

在我主持的《性爱学分》节目中，常见这样的例子：婚姻中有了第三者，妻子捉奸在床，通常她都不是棒打薄情郎，而是把那个女人揪过来打个鼻青脸肿。事情当下变成两个女人的战争，男人反像个没事人一样溜之大吉。她痛骂那个女人是“狐狸精”、“烂货”，好像从没想过自己的男人品德有问题，自己选择对象的眼光也大有问题。

《人间四月天》一剧大受欢迎后，我看了张幼仪侄孙女写的《小脚与西服》一书，发现一个很奇妙的憎恨情结：张幼仪并不怨恨背叛婚姻、抛妻弃子的徐志摩，她终身最恨的是她几乎没有碰过面的林徽因。她一直认为，如果不是林徽因抢走徐志摩的爱，他不会离开。

女人间的施压，有时甚至是无孔不入的。有个日本一线女明星结了婚，没几天，邻居太太就告诉记者，这个女明星不是好妻子，因为她看见女明星衣服晾得不够整齐；铃木保奈美在上次婚姻也遇到同样的困扰，邻居看见她老公常常到便利店买面包，就指责她没有尽到太太的责任———这些女明星一旦落入婚姻中，立刻被其他女人拉入一个评审标准中：如果她没做到女人应该做到的，那她就一定不是好女人———不相关的女人比女明星的老公更会为“女人的义务”伸张正义。

女人一边责怪家庭给她太多的传统责任，一边却不自觉地用传统标准来评判其他女人。女人还是习惯于用“事业做得太好的女人，私生活一定不幸福”来安慰自己；用“她现在还没有结婚，一定有问题”来否定一个女人的正常性。“女强人”一词，在台湾数十年来都被当成负面形容词。女人常把男人给她的压力视为理所当然，而对另一个女人带来的压力则忍无可忍。

例如身材上的彼此施压，随处可见。看到别人穿露背装，常不自觉地取笑别人“反正她只有背后可以露”，或者说“她皮肤很好，可惜胸部是飞机场”。我们不喜欢男人用“大男人沙文主义”来为我们的身材评分，却不自觉地采用了比男人更苛刻的标准。

女人若想真正解脱出来，

有人说，一个美女，在一群男人之间维持贞洁，比在一群女人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女人对女人太挑剔了。女人对于同性的憎恶，有时更甚于男人对女人的歧视。连续剧里的婆婆总是很歹毒，儿子做的事，百般袒护；媳妇做的事，百般挑剔。

现实生活中，女人似乎也总是为难女人。

在我主持的《性爱学分》节目中，常见这样的例子：婚姻中有了第三者，妻子捉奸在床，通常她都不是棒打薄情郎，而是把那个女人揪过来打个鼻青脸肿。事情当下变成两个女人的战争，男人反像个没事人一样溜之大吉。她痛骂那个女人是“狐狸精”、“烂货”，好像从没想过自己的男人品德有问题，自己选择对象的眼光也大有问题。

《人间四月天》一剧大受欢迎后，我看了张幼仪侄孙女写的《小脚与西服》一书，发现一个很奇妙的憎恨情结：张幼仪并不怨恨背叛婚姻、抛妻弃子的徐志摩，她终身最恨的是她几乎没有碰过面的林徽因。她一直认为，如果不是林徽因抢走徐志摩的爱，他不会离开。

女人间的施压，有时甚至是无孔不入的。有个日本一线女明星结了婚，没几天，邻居太太就告诉记者，这个女明星不是好妻子，因为她看见女明星衣服晾得不够整齐；铃木保奈美在上次婚姻也遇到同样的困扰，邻居看见她老公常常到便利店买面包，就指责她没有尽到太太的责任———这些女明星一旦落入婚姻中，立刻被其他女人拉入一个评审标准中：如果她没做到女人应该做到的，那她就一定不是好女人———不相关的女人比女明星的老公更会为“女人的义务”伸张正义。

女人一边责怪家庭给她太多的传统责任，一边却不自觉地用传统标准来评判其他女人。女人还是习惯于用“事业做得太好的女人，私生活一定不幸福”来安慰自己；用“她现在还没有结婚，一定有问题”来否定一个女人的正常性。“女强人”一词，在台湾数十年来都被当成负面形容词。女人常把男人给她的压力视为理所当然，而对另一个女人带来的压力则忍无可忍。

例如身材上的彼此施压，随处可见。看到别人穿露背装，常不自觉地取笑别人“反正她只有背后可以露”，或者说“她皮肤很好，可惜胸部是飞机场”。我们不喜欢男人用“大男人沙文主义”来为我们的身材评分，却不自觉地采用了比男人更苛刻的标准。

女人若想真正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