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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韬略2

男频江湖
男频江湖: 三国 » 文化


  踏雪无痕:深浅论

  韬略的酝酿、制定、实施、完成,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以深密为运行的法则,这是三国韬略家们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得出的共识。

  早在战国时代,就有过“事以密成,语以泄败”(《韩非子·说难》)、“谋泄者,事无功。”(《战国策·齐策三》)的规箴,但三国时代的智囊谋士,则将古人的警语编织到深浅韬略的理论框架之中。

  从这一理论框架的纵向而言,有两条思维射线:逆行为深根,顺走为深远,要求韬略的标杆立在深思熟虑、深谋远虑的品极上。

  逆向思维要求将思维定势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关注已经过去的年代中的事,使韬略的设计能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社会属于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格局,战争与动乱,对农业的破坏、对农民的伤害是极其巨大的,如果一个决策者对这些历史情况熟视无睹,那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这些问题将始终困扰着他们,使他们一刻也不得安宁。曹操的后来居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青州黄巾军的改编、对屯田政策的贯彻到底,这使他在日后的中原争霸中有了雄厚的资本。而这两项决策,就是深根原则的典型例子。古代中国,是个君主专制的社会,无论这种体制的弊病有多大,皇权至上的观念,却已深入每个人的灵魂之中,在被毒害的心灵尚未得到清洗之前,对皇权的否定就会导致失去民众,群起而攻之的被动、不利局面。三国韬略家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各派政治势力均在抢夺控制东汉朝廷、摆布末代皇帝的机会,只是识力有深浅,目光有长短,力量有悬殊,结果是一些综合条件好的势力抢先一步,曹操集团就是这种综合条件好的势力。董卓因浅识而丢掉这一控制权,袁绍因缓识而错过这一良机,刘备因深识而打着振兴汉室的旗帜,袁术因无识而迫不及待地取而代之…… 各种势力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了解到传统的力量,只是措施不同,后果大异。

  顺向思维要求将思维之箭射向极限,这就使得谋划过程、决策关头顾及深远悠长的视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常人与韬略家的区别,也正在于谋划的深浅。 诸葛亮的《隆中对》,荀彧、郭嘉的袁曹优劣论,曹操袁绍的形势论,孙权抗曹与否中的主战论,……无一不是深谋远虑的典范。这些实践,翻开三国的历史,俯拾皆是。

  深浅理论的横向坐标,也有两条思维射线;一是深交、深结,二是深藏、深密,要求韬略的标杆插向深情厚谊与深藏若虚的峰峦中。

  在刘备的阵营中,君臣关系、将帅关系之融洽,是中外历史上少见的。早至刘备访诸葛亮,有如鱼得水之感;晚到白帝城托孤,有死而无憾之叹。刘备集团是三国所有争霸势力中内部团结得最紧密的一个集团,这一集团之所以由无到有,由弱至强,与深交原则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结果,实质上与刘备善于运用深浅韬 略的素养有关。刘备与庞统等率军进军益州,庞统提供了三大对策,刘备取其中策,就是基于深浅韬略。尽管刘备的选择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却能反映他本人的决策思想,得人心之浅而行动目的之深是相矛盾的,有风险的。刘备的退出襄樊,进兵江陵过程,也反映了这一思想基调。至于董卓之用吕布,曹操之逼荀彧,孙 权之责陆逊;袁术之待孙策,刘表之遇刘备……则表现了很大的失误,当然,造成后果也是严重的。

  三国韬略家吸收了古人的深密、深藏思想,保障了重大决策的胜利前提。荀彧的奇策密谋,贾诩的藏而不露,邴原的隐夺君意,周鲂的密不透风以及无数类似的史实,具体地、多方面地继承、丰富了古人的深藏思想。深藏原则的运用在三国时代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堵绝了间谍之路,赢得了变化的主动,弥补了己方的缺陷,营造了虚张的声势。以弱胜强,以小击大,以寡敌众的胜利,无一能离开深密原则的执行。

  深浅韬略在实践上的运用程式是,以深击浅,以深对深,变幻深浅,深入浅出。

  孙坚大败董卓、曹操入主兖州、周鲂击获彭绮、司马师扑杀李丰、魏平诸葛诞等事件,胜利的一方无不运用以深击浅的深浅韬略原则。

  每当有关双方都能发挥智囊决策之时,都能正确运用深浅韬略之际,一方改变另一方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深对深。韬略家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属于这一类型,这是内部双方的一种以深对深。至于外部,刘备从曹操、袁绍阵营中脱离,诸葛亮动员孙权主战,即是成功的例子。

  至于深浅变幻,在高明的韬略家手中,更是运用自如。贾诩的人生经历,择主态度;荀彧、许攸的弃暗投明,改弦更张;张松、法正的易帜;曹操、司马懿的密谋……都表现了深浅形迹与手法的变幻。

  而深入浅出则表现了韬略家的从容和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天下大事成于细,天下难事成于易,细与易是向着大与难的方向,浅是为了完成和实现深层的计划。曹、刘、孙三大集团的发展过程,即是深入浅出,由浅致深的过程。

  三国时期,深浅韬略也充分体现在韬略家的个人素养上,其中深沉如曹操、司马懿,深思如诸葛亮、荀彧,深邃如高堂隆、谯周,深奥如程昱、贾诩、郭嘉…… 他们对于历史、典籍、现实、未来的那种深入思考和深切体察,表明深浅韬略作为行动的准则,已化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灵魂深处之中。

  流水无形而无不形:常变论

  三国时期,韬略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往往两个对抗的集团,均有高层次、高水平的韬略家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这样一来,使用常规的韬略便不容易取得明显的效果。韬略家们在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创立了许许多多的韬略变体。正是这一点,构成三国时期韬略理论上的特点。

  远在三国以前,中国的历史已积累了大量的韬略原则。韬略运用中忌讳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照搬照抄、生吞活剥,讲究灵活机动,随机应变的思想,早已形成。至于如此自然贴切、广泛普遍、频繁不断地被运用于政治、军事、外交上,则是三国时代的特色。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无不精通机变;曹操用兵,仿佛孙吴,富于机变。田丰、沮授因机设策,灵活多变。荀彧善于以正御敌,以变取胜。贾诩随时应变,料事如神。何夔因时制宜,程昱因敌制胜,郭嘉临敌制变,董昭通权达变,刘放临机决断,贾逵因利制权。任峻、苏则、张辽、张邰、徐晃、李典、杜袭、赵俨、高柔、孙礼、辛毗、高堂隆、田豫、牵招、王基、邓艾、诸葛亮、李恢、孙权、陆逊、陆抗、周鲂······都曾成功地运用韬略中的变化原则,营造有利条件,夺取胜利。

  无论是使用常法抑或变法,均不是目的,决定常变手段的是实际情况,“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周易·系辞》)“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能够因敌变化而取得胜利,就可以说是达到神妙的境界。人们将良将用兵比作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如果病变而药不变,则无法治愈疾病。

  三国时代人们运用韬略,打破常规,从理论上概括,其变化方式大致有如下数种:

  一是识机制变,即依靠所具有的真知灼见,洞察事物、事态。制定对策,变换方针,这类蹈略原则有因机制变、因机而起、伺机而发、随机应变、因机立胜。变化的依据是机,是—种对谋方行动极其有利的机会。黄巾起义的爆发,大赦党人的策略,曹操孤军击董卓,群雄无视汉王朝的存在而竞相割据。献帝东归,曹操集团对付袁绍二子之策,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孙、刘决定联兵抗魏,发动赤壁之战,诸葛亮在猇亭之战后恢复吴蜀友好关系,谯周对蜀汉政治出路的设计,羊祜、杜预灭吴计划的改向等等,均是反常为变,取得大功。能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识机见势,随之而动,变换策略,变换主客,变换敌我,变换利弊,就能营造大的前途和命运。也正因为如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以其才识的高超而受到各大集团的欢迎。

  二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即根据形势、条件、环境、情况而制定方针、变换对策。运用此类变化方式的范例,在三国时代俯拾皆是。

  三是根据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等综合运用韬略,产生令人高深莫测的变化。贾诩劝张绣与刘表连和,受到曹操的攻击。曹操退兵后,贾诩警告张 “不可追也。追必败。”张绣不听,果如贾诩所言,大败而还。此时贾诩认为,“促更追之,更战必胜”,张绣不解,贾诩指出“兵势有变,亟往必利。”(《三国·贾诩传》)结果取胜。实际上,这里贾诩之所以料事如神,在于根据曹军处境合性地使用韬略。曹军退兵时,曹操料知将有追兵,故自率精兵断后,贾诩不同意张绣袭击,是因为坚持避实击虚韬略。第二次进击,则本着击其不备,以强击弱韬略。至于重大战役,取胜的一方无不从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出发、综合性地使用韬略。如官渡之战,曹军使用的韬略就有:以正御敌,以奇制胜,争地必取,牵引制约,扩大同盟,争取中立,巩固后方,拔除隐患,声东击西,分散切割,诱之以利,以逸待劳,釜底抽薪,招降纳叛,攻其不备等韬略。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使用的韬略有:取长补短,以长击短,以逸待劳,示形作伪,扩大联盟,以少胜多,知己知彼,以战止战等等。孙子说过:“五形无常胜”,“四时无常位”(《虚实篇》),而“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 “五味之变,不可胜尝”,“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势篇》),因变制变,因变制胜。三国韬略理论对于变的综合运用,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三国时代改变了秦汉以来两大集团对抗的格局,使形势走向三极竞争,这本身也是综合运用韬略的结果。

  常变之间,有一个制约的关系,如前所述,韬略变体是在不离开、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才能奏效的。吴、蜀末年,最高统治者昏庸无识,倒行逆施,自毁长城,自相残杀,严重违反蹈略常规,等待他们的结果也只有自食恶果,自取败亡。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三国韬略家们正是以此古训为最高境界,在实践中形成了常变韬略理论的丰富内涵。

  制人而不制于人:先后论

  先后韬略的运用,往往与能否迅速达到目标直接相连。正因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三国韬略家们均将其作为重要的致胜手段而加以使用。

  三国韬略家注重在三个层次上使用先后韬略。

  首先,是运用于对时机的认识。先见为明,后识为暗。先知为哲,后觉为凡。在这一层次上,先为贵,后为贱。著名的韬略家,无不具备远见卓识。董卓之乱后,荀彧弃官归家,对父老乡亲们讲:“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而乡人怀土,犹豫不决,只有荀彧率领宗族到冀州。后来,董卓派遣李傕等将领出兵关东,所过之地,多所虏略,直到颍川、陈留,荀彧乡人当时被杀死的很多。此外,荀彧预见董卓必败,指出:“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无能为也。”作这一断语之际正值董卓威临天下,不可一世之时,此后,果如荀彧所言,董卓身败名裂。荀彧单身见郭贡,分析曹袁优劣的“四胜”之论,寝曹操九州之议,无不识于机先。荀攸发奸吏,和袁谭,贾诩力劝张绣降曹操,刘备识民心,诸葛亮测形势,孙权知虚实,陆逊料兵势……先见致胜、致福、致成之例,不胜枚举。决策者、韬略家思想认识的深度、广度,决定了个人或集团的前途、命运。先识者部署在先,行动在前,往往轻而易举地击败后识者。曹操击袁绍之子,而敢于不顾刘表的釜底抽薪,击刘备而敢于不顾袁绍的长驱直入,刘备取益州而敢于从容部署等重大决策,都是建立在对手的后识、缓识、误识和无识基础上。

  其次,是运用于决策程序之中。“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吕氏春秋·先己》)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形篇》)三国时期,各大集团在决策程序中,使用先后韬略是极其频繁的。决策者大量搜求智囊,成为三国争霸的一大特征。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均在事先经过多次反复的谋划,而后付诸实施。相反,那些不善于运用先后韬略的决策者,往往临时断决,仓促应付,缺乏周密的磋商,其结果无不失利。即使有少数偶而成功的例子,也帮助不了他们取得最终的胜利。

  第三,是运用于行动过程之中。在一般情况下,先发制人原则往往收效更大。曹操、臧洪、郑泰、刘劭、胡质、钟会、张昭、周瑜、庞统等韬略家,在这方面均有成功的实践。先发制人,往往出人意料,夺人先机,争取主动,获得优势,在敌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已经制他们于被动,甚至于死地。决定先发,需要有第一、二阶段先后韬略的奠基,只有认识超前,谋划超前,才能保证行动上先发的成功,否则,先发之举就可能成为轻举妄动,盲目行事。而与先发制人的情况相反,后发制人则往往更具打击力,因为先发是基于认识与谋划的超前,是与对手抢夺时机等有利条件。后发则基于对敌方薄弱点的制约,更多的是对敌方已有优势或实力的反击。吕蒙、陆逊袭荆州、陆逊败刘备、司马懿制曹爽、司马昭防钟会等,均是很著名的后发制人范例。

  先后韬略的三个不同层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是综合、交叉、连续使用的,无论是哪个层次、阶段,这一韬略的核心和目的均在于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时机面前,“先即制人,后则为人制。”(《史记·项羽本纪》)在严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前,先思后行,万无一失。在具体的行动过程,先后随时,动静无咎。在三国韬略家眼中,可以采用先下手为强之法,又可用后来居上之计。群雄争霸,三国鼎立,谁也不会输给谁,其全过程,就有先后韬略的重大影响存在。董卓、袁绍先强后弱,曹操、孙权先小后大。刘彰先居益州之地,刘备后来占据其境,…… 先后韬略实际上起着转移空间、掉换主客、改变胜败的非凡作用,因而使得一切行动都能游刃有余。而不致于进入死角,受制于人。

  除了在认识、谋划、行动中使韬略主体具备全面的、整体的思维方式之外,三国韬略家还特别注重先后韬略的另外一大侧面,即其思维的内容。军事上,究竟是先攻后守,抑或先守后攻;先声夺人,抑或后发制人。先内后外,还是先虚后实。外交上是先合后分,抑或先交后离,政治上是治道为先,抑或征伐为先;立本为先还是以末为先……一旦将先后韬略的形式与内容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就能打出一个新天地,就能转危为安,起死回生,就能稳步、迅速地接近既定的目标。

  藏于九地之下:真伪论

  汉末、三国时代激烈竞争的形势,决定了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场合的真伪错位,或以假乱真,或以假乱假;或以真乱真,或以真乱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无智者顿入迷途,无识者难出泥潭。

  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军事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孙子在其所著《孙子兵法·计篇》中指出:“兵者,诡道也。”讲究诡秘,从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曹操注曰:“兵无常形,以诡计为道。”三国韬略家普遍认为,战无其诈,难以胜敌。而先秦两汉的不少智士认为,“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吕氏春秋·义赏》)欺诈的作战方法,可以偶尔为之,绝不可长此以往,一用再用,因为这不是长远能用的方法。这表示了与孙子相反的意见,至少是不一致的意见。这种不同的说法,到三国时代,就没有人再坚持了。人们不是反对这一军事定律,而是积极设法识破欺诈之术,在自身识见上下功夫。

  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运用十分广泛,大类有诱、迷、骄、误、挑、动、疲、间等法。孙权将领周鲂以兵不厌诈,利之诱之的韬略,大破魏曹休之军。曹操西征,攻打马超,曹军以肥牛健马引诱敌军,使其缓于追击,最后曹军全师渡过黄河,未受损害。此为诱敌。贾诩在危急关头冒充名将段颎外孙,威吓手操生杀大权的叛乱氏人。此外还有赵云空城计等,为迷敌。官渡之战中,曹操解白马之围,至延津南设下埋伏,解鞍放马,丢弃辎重,致使袁军中计,大将文丑被杀,此为示弱骄敌。郑泰阻止董卓征兵,张松、法正劝刘璋迎刘备,孙权致书曹操称帝,陆逊代吕蒙为统帅……均为误敌。三国末期,诸葛诞反魏,司马昭利用敌方矛盾,加以挑动,最后攻下寿春,杀了诸葛诞,用的是挑敌韬略。公元231年,吴将孙布向魏扬州刺史诈降,佯动欺敌,是为动敌。猇亭之战中,陆逊利用刘备求战心切的弱点,与其相持,疲劳蜀军,在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中,使蜀军的挑战、求战阴谋落空。当蜀军被拖得精疲力尽时,陆逊寻隙而攻,将蜀军打得落花流水,此为疲敌韬略。王允说动吕布谋杀董卓,杜预设法破坏东吴君臣关系,为间敌。真伪韬略在军事上的使用极为普遍。

  政治上,董卓入京,关东联军起兵反对董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懿辅魏……都是出于某个集团的需要,实施真伪韬略的结果。

  外交上,刘备对袁绍、曹操、刘表的加盟,吴蜀联盟的建立,东吴向曹魏的称臣,刘备与刘彰的友好,曹操对西部势力的宽容……都是采用真伪韬略,因时制宜的结果。

  “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频繁的战争,使政治、外交乃至日常生活都带上了军事的烙印,充满着险恶。何进被宦官杀害,丁原被义子吕布杀死,黄巾军起义前夕唐周告密,刘虞被害,张温被杀,张邈谋叛曹操,祢衡被害,杨彪被诬下狱,杜畿稳定河东,吕蒙夺取荆州,费祎遇刺,钟会、邓艾之死……世人如在刀锋上行走,稍有不慎,便命归黄泉。真伪韬略经三国时代刺激,发育得更为成熟。兵诡必疑,虑疑必败。用兵打仗也好,政治、外交也好,日常活动也好,在充满欺诈的环境下,必有值得可疑之处。当然毫无根据的怀疑,一定会导致失败。

  韬略家们必须炼就“火眼金睛”,明识真伪,才能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客观现实的需要,三国韬略家们积极从事真伪韬略的探索,总结了一系列的实践,在理论上形成明确的认识。

  首先,真伪韬略运用的成功,必须营造真正的真,因为只有真实,那怕是表面上的真实,才会给人以信心,力量和行动的决心,最后使对方在信以为真的基础上行动,谋方才会受益。曹操离间叔父与自己父亲的关系;董卓虚张声势,设法让他人感觉大批西凉军队进入洛阳城;赵云设空城之计;孙策诱刘勋进攻上缭;东吴数次诱曹军深入腹地,加以打击……都是以真动人,以真打人。

  第二,真伪韬略适应于智囊对非智囊,高水平的智囊对较低水平的智囊,适应于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决策者,适用于智囊不起重大作用的军事、政治集团。如果双方智力相当,则双方的争夺会演变为综合实力的竞争,真伪韬略就没有用武之地。诸葛亮的南征北伐,东吴的北攻西拒……均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真伪韬略不能创造永久性的价值,而只能带来暂时的利益。曹魏的建立,蜀汉的历程、东吴的盛衰,均清楚地表明,一个集团、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于更深刻的原因,而不能靠真伪韬略。

  第四,真伪韬略的使用会腐蚀韬略家本人,会腐蚀整个社会,曹操虽然霸业辉煌,但在三国时代,“奸雄”、“汉贼”之骂声不绝于书,他的文化形象因其惯于使用真伪韬略,因其“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极端私心而受到严重影响。三国社会,险象环生,真伪难分,流风所及,民无诚信,虚伪、阴险、狡诈,残忍的阴暗人格滋生,极大地腐蚀了民族肌体和社会组织。

  由于真伪韬略在对敌斗争中发挥的有效性和普遍应用性,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应用面,导致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复杂性,增加了社会的磨擦力,增强了各种力量之间斗争的尖锐化,客观上,也使得韬略家们身价百倍,因为他们的真知灼见,是真伪韧略的有力克星。

  向虎豹借取胆魄:勇怯论

  两军交战,如何使怯者不得独退,勇者不得独进,发挥整体优势,取得最大效益,是三国韬略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使怯懦者有刚猛胆魄,勇猛者有文韬武略,更是三国韬略家改造形势,扭转敌我力量对比的难题。

  何进握有重权,面对宦官专政局面,却束手无策,怯懦如鼠,以至调动京城之外的军队,加以镇压。结果纷纷扬扬,走漏消息,被宦官设计,斩于宫闱之中。造成董卓进京,引狼入室,废黜少帝,改立献帝,京都大乱。在此之前,曹操听说何进的对策,大加耻笑,以为:

  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以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而袁绍诛杀宦官的情形是:

  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犹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千余人。

  何进之策,为怯者所为;曹操之论,为智者所言;袁绍之行,为外勇内怯者之举。决策者的气度品性,雄勇怯弱之异,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依曹操之智,何进擒宦官“一狱吏足矣”,袁绍制宦官“不当假(通‘借’)以权宠”即可,根本不必兴师动众或大张杀伐。而曹操之智的价值所在,是启发人们作这样的思考:智谋韬略可以赋于人极大的勇气,也可以节制鲁莽刚暴之勇。换言之,在韬略家手中,勇怯的情状可以逆转。利用这一逆转,即可创造勇怯韬略。

  韬略家们认为造成勇怯的区别,除了人的自然禀性之外,还在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外部形势的认识与否。曹操深知董卓无道,不顾兵力单薄,西进荥阳汴水,虽败于董卓将领徐荣,但豪气冲天,表现了非凡的勇敢。相反,关东联军十万之众屯兵酸枣,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不敢进兵,其统帅对形势的认识浅薄,决定了行动上的畏惧怯懦。荀彧之所以在官渡之战曹军兵力为袁军的十分之一,被围缺粮,岌岌可危之时,连曹操都要打算退兵之际,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关键在于他认识到“先退者势屈”之理,曹军扼袁军之喉使其不能前进之势,袁曹双方已对峙半年,袁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之机和出奇制胜之时。

  赤壁之战前夕,孙权接到曹操的一封书信,上称:

  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东吴上下震恐,胆破心惊,议者都认为: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指孙权)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三国志·周瑜传》)

  东吴大臣如张昭、秦松等人慑于曹操的强大威势,纷纷认为双方实力悬殊,主张投降曹操,表现了怯懦的心理。而诸葛亮、鲁肃、周瑜等深入分析双方,不被表象所蒙蔽,认为曹操南下,利少弊多,双方交战,取胜可能性极大,因而生出无限胆略,力主抗战。正是因为诸葛亮等韬略家的真知灼见,高瞻远瞩,才带来抗战的百倍勇气。勇怯之别,受认识的影响,由此更可察见。

  魏吴合肥之战,也是能阐述勇怯之别受智略影响的深刻道理。曹操征伐汉中的张鲁,留七千人屯守合肥,孙权率领十万之众,将合肥团团围住,张辽、乐进、李典遵曹操之计,奋力抵抗。张辽表现尤为出色,披甲执戟,冲锋陷阵,叱孙权于万军之中,拔部众于重围之内,勇猛如虎,使得吴人夺气丧胆,合肥城十余日保守完好。张辽固然为魏勇将,但更因为他是智将,所以敢于信心百倍,以寡击众。战前,张辽有一个思想认识:

  公(指曹操)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 (《三国志·张辽传》)

  三国韬略家们还认识到,勇怯之别,在于外部压力的大小与否。于是,勇怯韬略的使用,便讲究营造各种压力,使勇者为怯,怯者为勇。曹操反击刘表、张绣联军,运用步骑夹击,大获全胜。荀彧询问原因,曹操指出:“虏(指刘、张联军)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三国志·武帝纪》)原本曹操前后受敌,形势十分不利,然而曹军为返国之兵,士气奋发,又陷入死地,不力战则无路可走。外部的高压,激发了士兵的潜在能力,人人浴血奋战,终于变怯为勇,击败敌手。曹仁励众胜敌,于千军万马中救出部将牛金。赵云面对强敌,急中生智,设空城计破敌。三国时期,在强敌面前,危急之中,使怯者为勇之例,是相当多的。至于虚张声势,声东击西,示形作伪,设为疑兵,迫使强敌退兵,勇者丧胆之例,亦不胜枚举。

  三国勇怯韬略的使用,还讲究互变之术:大勇若怯,大怯若勇,勇生于怯,怯生于勇。大勇若怯旨在使对手解除思想上的武装,不以为意,然后猝起,予以致命的打击。陆逊反击刘备,司马懿谋除曹爽,吕蒙、陆逊对待关羽等,均属此类。大怯若勇,是营造虚势,恫吓敌方,以便撤退。陆逊从襄阳退兵,孙坚击海盗胡王,于鲁阳城收兵等,均为典型。而勇怯之变,则由势而成。

  三国争霸,离不开力的拼搏、智的较量,力搏以智为本,智斗以力为用。而力斗中勇怯异势,则胜败有别。由于三国韬略家们创设的勇怯韬略能改变争斗双方的原有力量对比,使勇者丧魄,怯者壮胆,因而被广泛运用。而那些影响历史发展、形势格局变化的重大设计,则是高明的韬略家的杰作,非一般人士所能效法。

  成败祸福的原点:动静论

  三国时代是个动乱的年代,这种动乱,忽如暴风骤雨,使人难以行动;忽如万马奔腾,使人不可抵挡;忽如洪水猛兽,使人落荒而逃;忽如惊雷闪电。使人猝不及防。个人、集团、乃至一个政权,如何在这种难以逆料的动乱中保持正确态势,就成为—个十分现实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成了三国韬略家和统帅们的最高使命。作为选择的基本型式,动静理论便成为引人关注的课题。

  三国时期的动静理论,最大限度地吸取了传统的成果。从态势的营造上,不动如山、动如雷震。从价值观念上,非利不动,合于利而动。从目标的确立上,动而不迷,动而胜人。从运用的灵活上,悬权而动,动于九天之上。此为善动的标志和原则。从动与静的内在原理上,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反过来 将这一原理运用在实践中,便产生形形色色的从静、动、止、行出发而去达到安、危、方、圆的目的。

  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新的发展,重点表现在互补性、隐秘性和制约性上。

  无论三国时期的军事、政治或外交、一动一静均意味着决策的效益趋向,发展过程中往往也同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力量制约。因此,动静韬略的使用,一般都以决策者的眼光见识来作为选择的前提。察而后动,谋而后动,见机而动,视利而动等原则,几乎成为这一时代韬略家们的规箴。

  动静韬略中的互补性原则,被三国时期的韬略家们所充分认识。互补性原则的具体内容是:一动一静,一静一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整体动而局部静、整体静而局部动;外动内静,外静内动;先动后静,先静后动等等。官渡之战期间,曹军正面动而侧面静,对西部割据势力采用稳定、妥协的办法,以免背腹受敌。前方静而后方动,根据袁绍个性,敢于出兵,击败刘备。正面牵制袁军,出奇兵捣毁袁军后方基地。一动一静、—静一动的动静韬略使曹军化不利为有利,有力地发挥了原有的实力。孙权在对魏蜀的外交策略上,基本型式为联蜀抗魏,但也有时联魏抗蜀,其韬略手法,也不出一动一静和一静一动,避免多方受敌,难以应付。诸葛亮受命于动乱危难之际。运用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较好地处理了东西线的关系、内外关系、军事与政治关系。

  与互补性原则密切相关的是隐秘性原则。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得有隐秘性原则作掩护,方能奏效。隐秘性原则的具体内涵为,阴动阳静,阳动阴静。刘备投奔袁绍、曹操,庞统袭夺益州之策,诸葛亮游说孙权抗击曹操,吕蒙向关羽攻击,吕蒙计败郝普,诸葛亮北伐退兵,陆逊撤围退兵,吴杀诸葛恪……无一不用阴动阳静的韬略。而诸葛亮进兵南中,孙吴解决賨越问题,都是阳动阴静韬略的成功典范。动静韬略的制约性原则,主要指以静制动。孙坚静退董卓围攻。张辽静定军中之乱,荀彧反对曹操围击张绣,赵云空城计。诸葛亮在刘备死后的治国方略,司马昭制服钟会,羊祜、杜预的对吴策略……极大限度地发挥了以静制动韬略的作用。田丰、沮授、贾诩、傅干、张范、田畴、崔琰、华歆、司马朗、杜畿、张辽、傅嘏、桓阶、崔林、郭淮、王基、诸葛亮、王平、孙坚、吕蒙、陆逊等韬略家,均是运用以静制动韬略的高手。他们在实践中创设了十分巧妙的计策,将以静制动的动静韬略原则推进到—个新的台阶。

  由于三国时期玄学的兴起,《老子》、《庄子》、《周易》思想广为流传,这使以静制动的韬略原则、动静韬略中静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很大的发挥。面对动乱的形势,曹操视之若闲,以为御之以道,则能化乱为治。诸葛亮则满怀信心。宁静以致远,指点江山,规划鼎足之势。在曹操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周瑜神闲气定,部署有方,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表现了宽阔的胸怀和气度。乱世之中,却有无数镇静之士,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形成与时代形势的鲜明反差。所有这些,均表明了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发展。韬略家们坚信暴雨不终朝,乱去治必来的规律,镇静自若,因势利导,从事物发展的内在趋势、世界演变的长远轨迹出发,谨慎地进行选择,大胆地从事行动,努力从事物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因素双方考察,决定动静。使事物的发展沿着既定路线进行,从而取得预期的良好后果

  营造绝对优势:虚实论

  社会形势,倏忽变化。窥其内幕,常与决策者运用虚实韬略密切相关。

  汉末黄巾起义的初期阶段之所以发展迅速,惊天动地,关键在于起义领袖选准时机,乘虚而起。东汉王朝的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人民反抗情绪的与日俱增……都构成王权的削弱,统治板块内部出现裂痕。所有这些,都是虚的表现。起义者经过长期的酝酿,以严密的组织,选准突破口,终于掀动大潮,初战告捷。

  公元200年,刘备利用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对峙、曹操势力无力他顾之机,在曹操腹地汝、颖一带展开攻势,这一乘虚而入的战略,使曹操深为担忧。只是刘备实力尚未强大,根基不稳,才被曹仁击败。否则,官渡局势将更加严重,曹操败亡就不可避免。

  三国时期,精于乘虚而入之道的稻略家为数不少,他们抓准时机,果断行动,无不效果显著。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指明的争夺荆州、益州,鲁肃、周瑜建议经营江东,极长江而据,与曹操争锋,都是运用虚实韬略,争雄图霸的大计。吴蜀都是乘曹操在中原扫荡群雄,无力他顾的总趋势下,跳出中原激战的游涡,经营南方,虚处立足,增强实力,北上争锋。其中所贯彻的避实击虚、先虚后实的韬略指导原则,是十分清楚的。

  虚是空虚,空隙,虚弱;实是坚实,强固,实在。乘虚而起、乘虚而入,乘虚蹈隙在实质上就是利用敌方的危难之机、空虚地带、矛盾冲突、薄弱环节,发挥己方的实力优势,予以打击、拓展。曹操之兴,是利用群雄在政治上的缺乏远见,经济上的缺少基础,争取主动。刘备、孙权则是利用地理环境,立住根基。

  《孙子兵法》道出了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的一大奥秘:“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虚实篇》)乘虚而进,如入于无人之境。敌人之所以无法抵挡,是因为攻击之处正好是敌人防备的空虚之地。《孙子兵法》总结了用兵作战中虚实原理的重大作用与价值。孙子说:“兵之所加,如以碫击卵者,虚实是也。”(《势篇》)意思是军队向敌方发动攻击,好像以石击卵那样无所不破,关键就在于掌握了虚实这一战略战术,运用了以实击虚的原理。孙子明确地指出:“兵之胜,避实而击虚。”(《虚实篇》)战争的胜利,总是避开敌人的坚固之处,攻击敌人的空虚薄弱之处。吴蜀猇亭之战,年轻的吴国将领陆逊火烧蜀营,大败刘备,采用的就是避实击虚韬略。孙策取会稽,吕蒙夺荆州,邓艾灭蜀汉都是运用避实击虚、批亢捣虚韬略的成功范例。

  三国韬略家在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中,发展了虚实思想,使得虚实的运用范围扩大,虚实原理的外延拓展,虚与实两者关系的互换变化,从而将虚实原理的运用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刘备与曹操的周旋,杜畿稳定河东、司马懿与曹爽的争斗,采用的是深藏若虚、虚与委蛇的韬略。董卓拥兵入京,手下只有步骑三干,为了营造优势,慑服远近,他每隔四五天,就于夜里派兵离开洛阳,驻于城外,第二天早上,再整军入城,大张旗鼓,惑人耳目。洛阳内外以为凉州援军又至,却不知董卓在使用虚张声势的韬略。

  此外,孙坚遇盗,神闲气定,单刀直入,假装指挥部众,部署围剿,使盗贼溃散逃走。陈登在寡不敌众的严峻形势下,于城外十里之地设立军营,遍置干柴,至夜间放火,若援兵突临之势,使孙策的进攻部队惊惧溃逃。陈登跟踪追击,大获全胜。程昱夺回东阿县城,蒋济解除合肥之围……无不使用虚张声势的韬略,智退敌兵。

  三国时期,韬略家们受虚实思想启发进行了虚实互变的稻略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类实践中最精采的范例,要数赵云的空城计。

  公元219年农历三月,曹操统率大军从长安出发,经斜谷到达汉中,刘备采取凭险固守、不战疲敌的策略,不与曹操交锋。曹军运粮至北山下,蜀将黄忠率兵前去劫粮,久未返回。赵云带领数十骑兵出营巡视,与曹操大队人马相遇。赵云临敌制变,以攻为守。曹军追至赵云军营之前,赵云退入军营,洞开营门,偃旗息鼓。曹军怀疑内有伏兵,随即后撤。此时,赵云下令擂起战鼓,并用强弓劲弩在后面猛射曹军,却不追赶。曹军见状大惊,纷纷夺路逃窜,结果自相践踏,很多人落入汉水而死。第二天,刘备来到赵云营中观看阵地,感叹子龙(赵云之字)浑身是胆。

  虚而虚之的韬略是指本来虚空弱小,却又故意以虚弱示敌,使敌人产生疑惑,以为以弱相诱,以掩其实,而不敢轻举妄动。

  实而虚之,虚而实之,实而实之,虚而虚之,先虚后实,先实后虚,外虚内实,外实内虚,虚虚实实,虚实相乱……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实韬略的灵活运用。虚实原理的要害在于营造优势,避实击虚。使敌方之实因我方之避而变为虚,形同废物;使我方之虚因敌方无备而变为实,反客为主。

  法不过攻守,术不出奇正,势不离虚实。识虚实之势,则无往而不利。因为避实击虚,于势为易。通虚实之变,则无往而不胜,因为争取主动,有备无患。

  虚实两者,必相辅相成,相生相存,方能奏效,若一味主虚,必成无烛之光,无水之气、一经识破,必遭灭顶之灾。而无虚之实,则呆板笨拙,不能发挥其固有的潜力。

  从认识虚与实的现象,进而运用虚实原理,最后到发展成为虚实互变的思想,三国时代,经历了一条漫长而艰苦的探索。三国稻略家们的斗争实践,丰富了虚实理论的内涵,他们的贡献,正如后人在《草庐经略·卷六·虚实》中所总结:“善兵者,必使我常实而不虚,然后以我之实,击彼之虚,如破竹压卵,无不摧矣。虚实在敌,必审知之,然后能避实而击虚。虚实在我,贵我能误敌,或虚示之以实,或实而示之以虚,或虚而虚之,使敌转疑我为实,或实而实之,使敌转疑我为虚。”所谓虚实在敌,即指营造虚实态势的主动权在敌方,在客体;而虚实在我,则指营造虚实态势的主动权在我方,在主体。

  类似的议论,还见于《投笔肤谈·兵机第八》:“故敌之实,我虚之;我之实,敌不可得而虚也。敌之虚,我乘之;我之虚,敌不可得而虚也。我实其实,将以从敌也。我虚其虚,将以疑敌也。我实其虚,将以违敌也;我虚其实,将以致敌也。虚实之机,变生于敌,渊微之妙,鬼神莫知,然后能狃敌而成功。”这里强调运用虚实的关键,在于根据敌情而作出相应的变化。只有把握虚实之变的深奥精微之妙,达到神鬼不知之境,才能麻痹敌方而夺取胜利。正是这样的胜利,改变了敌我友的形势与格局,使之朝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

  地狱之门就在脚下:进退论

  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是古人追求的行动境界。三国时代,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对立双方有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进退维艰,左牵右挂。如果决策者们稍有不慎,陷入绝境,则难以自拔。进退之际,实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狱之门就在脚下,熊熊烈火尾随身后。

  三国韬略家运用进退韬略,除了遵循“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左传·昭公十五年》)等原则外,还作了大量发挥和积极的探索。

  首先,在进与退的取向上,总结了不少有益的原则。决定进的根据是利、机、虚、需。见利而进,已成为当时十分明确的共识。东汉王朝的崩溃已成定局之际,各路英雄豪杰见有利可图,奋起而进。东吴在曹操大军逼近的情况下,大臣求和.君主狐疑,孙权经智囊们点悟,终于明白事理,见利而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至于袁绍不乘曹操东袭刘备之际发兵南下,刘表拥兵自重,不乘曹袁官渡之时北上,对于大利视而不见,等到对方腾出手来,则被动挨打,悔之已晚。见机而进,见虚而进,见需而进等原则,都是对以往见可而进的具体推衍。与进的根据—样,决定退的根据是害、实、强、劲。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知难而退,适可而止,避实就虚,避锐击惰等均为退的原则。

  第二,深入挖掘进与退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发挥退的积极性,以退为进,保持主动。曹操赢得官渡之战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统领数千人马逃奔公孙康。公孙康担心曹操攻击辽东,怕自己难以抵抗,便收留了袁氏弟兄。后来曹操征服乌丸,逼近辽东。有人建议急攻辽东,以便铲除隐患,而曹操以退为进,使公孙康杀掉袁氏弟兄。曹操深知“急之则合,缓之则离”的韬略原理,利用征服乌桓的神威和公孙康担心袁氏兄弟将危及自己地位的心理,发挥退的特殊作用,消除对公孙康的压力,以增加、突出袁氏兄弟久居辽东,鹊巢鸩占的矛盾,移花接木,借刀杀人。如果遇到必须要退的情况,韬略家们并不简单地作出退却的决定,而是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主动退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曹真率兵相拒,诸葛亮因粮草短缺,主动退兵。其二是以进为退。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孙权北征,派遣陆逊与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让亲信韩扁带着信件送给孙权,建议退兵。韩扁在返回途中被捕,诸葛瑾担心泄露军事机密,急催陆逊退兵,而陆逊则不动如山,安闲如常,认为受命防守战略要地,不能示退,装出进军姿势,然后退兵,表现了高度的韬略素养。

  第三,在运动中改变进退的态势,使敌方猝不及防,陷入被动挨打的状态。诸如声东击西、先纵后擒、欲战姑和、回马枪、撒手锏、拖刀计、流星锤……都是以突然的定势中断,改变进退,取得奇效的。

  第四,将进退韬略运用到政治、外交、人生等各个领域,大大强化了进退韬略的使用价值。

  第五,将进退韬略纳入总体目标的轨道,赋于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总体意义。进与退的决策,不再被视为孤立的一项指令或措施,而是全局中的局部,整体中的个体。曹操西进,攻击董卓的倡议,政治上收“兵以义动”、“以顺诛逆”的美名;军事上,“全制其险”,“示天下形势”,占据主动地位;外交上,联络关东联军;经济上,一决而胜,减少军事费用。只因各派势力目的不同,曹操的方案未能施行。刘备西进,政治上打着恢复汉王室的旗号,军事上能占据一方基地。孙权、周瑜的全据长江计划,西进荆、益方案,亦为全局中之关键性一步。至于退的情况,从前述的史实,自可见其总体上的意义了。

  三国时代,那些未能遵循进退韬略的原理,妄进盲退,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例子也是大量的。决定进或退,是走向成败的关键。进有进的轨道,退有退的航程,而一旦进退到轨道与航程中,就不能完全受决策主体的控制了。这些轨道与航程都有其自身固有的运行规律,人们很难加以扭转,因此,高明的韬略家之所以动静得宜,进退自如,就在于对这些轨道与航程的了如指掌。贾诩建议张绣进退,与曹操周旋,前败后胜,张绣困惑,经贾诩指点,才豁然明白。诸葛亮隆中路线经关羽失荆州的挫折,蜀汉的国运,终不能昌盛。只有认清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向,把握事理、物理、哲理、心理,才能真正把握进退韬略。

  三国时期那些成功的决策者,总是从长远的眼光出发,制定进退,进退的最终效果往往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何进、董卓、吕布、袁绍、公孙瓒、刘璋、刘表、袁术、李傕、郭汜、袁谭、袁尚、袁熙、公孙康、曹爽、孟达、诸葛恪、孙皓等许许多多将帅君臣,或因军事识略、或因政治目光、或因外交手腕等方面的缺陷、短视,进退失措,折戟沉舟,身败名裂,遗笑万年。相反,那些伟大的韬略家,识力超群,目光如炬,—进一退,往往与整个时代形势、社会趋向相结合,所以,由弱而强,由寡而众,由小而大,步步发展,一路辉煌。他们在进退之际,能绕过误区,避开盲点,将地狱之门留给对手,将熊熊烈焰烧向敌方。

  与潮流俱起伏:顺逆论

  顺逆韬略是三国时代的一大发明。人们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了解、接触到宇宙中蕴藏的巨大力量:沧海桑田的变迁,山呼海啸的风雷,燎原烈火的野焚,滔天白浪的冲击……构成种种不可逆转、无法阻挡的力量。中央王朝的失控,战乱烽火的延漫,人心向背的走向。社会组织的解体……汇成强大的时代潮流,使人们无可适从,飘游不定。自然与社会,存在着运行的内在机制,并通过种种形迹、表象,反映着一种铁的规则。自然风云的激荡,社会形势的剧变,更使人们有机会体察其中的规则,总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真理。三国顺逆韬略的创造与运用,即基于上述思想与认识背景。

  顺逆韬略首先是一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决策者在认识不清社会潮流的走向之际,一切所作所为,都是盲目的,徒劳无功的,甚至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董卓、吕布、公孙瓒、袁尚兄弟、王凌、毋丘俭、诸葛诞、唐咨、曹爽孙皓等人,虽都有机会在当时能够开辟一个好的局面,但终因不认识时代潮流,举措失宜,甚至倒行逆施,葬送了大好时机,最后被时代潮流冲刷得无影无踪。

  顺逆韬略是行动选择的指南。通过考察三国时期韬略家的走向,可以测出其内在的思想动机。投入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等军阀阵营的智囊人数就远远少于投入曹操、孙权、刘备集团的人数,而前者在一定时期的实力还很强大。韬略家们之所以选择后者,与其说是后者个人的吸引力,不如说是后者所代表的政治前途和时代潮流被自己所认同。

  三国韬略家们将顺逆韬略的内容概括为以顺击逆,逆取顺守,顺水推舟、逆风行船。

  所谓顺和逆的内涵,具体说来,有自然型与社会型两种类型。自然型的顺指天时、地利等各种有利条件,而逆则相反。占据关山要塞、有利地形,凭借风雨雷电、冷热寒暑,富有物产资源、广袤领土者为顺,反之为逆。社会型的顺,指遵循、符合传统的那些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思想观念…… 而与之相反、相违者为逆。

  以顺击逆,事半功倍。三国时代的高明韬略家总是不失一切时机地运用顺逆韬略,夺取大面积的胜利。曹操首战董卓,兵以义动,以顺诛逆,虽然在军事上遭到挫折,但在政治上、个人形象上却取得意想不到的潜在成功。待到迎汉献帝之后,政治上就处于绝对的顺势。刘备对待附属、民众,让人有仁至义尽之感,打着汉王朝的复兴旗帜,很能吸引大众,他所注重的是对社会舆论的顺向追求。曹、刘的壮大,与其实施顺逆韬略有很大关系。曹魏灭蜀汉,东晋灭东吴,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根本原因即在于以顺击逆。

  逆取顺守的韬略原则,由庞统在策划夺取益州的战略方案中点破。《三国志》所引《九州春秋》一书记载这样一段史实:

  (庞)统说(刘)备日:“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

  所谓逆取,指违背社会传统规范,以武力夺取。而顺守则按照社会规范,予以善后处置。逆取均为暂时之行,权宜之计,靠顺守加以弥补其本身的缺陷。三国韬略家的逆取顺守韬略应用得均十分巧妙,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刘备入益州,孙权据江东,无不运用这一韬略原则。

  至于顺水推舟的韬略原则,运用的广泛程度就更大了。仲长统著《昌言》,已阐明顺势者昌的深刻道理,从理论上总结了顺逆韬略的重要原则。在实践上,小到曹操杀弥衡、司马昭害嵇康,大到曹丕称帝、司马炎登极,均使用这一原则。

  逆风行船的韬略原则,不是普通人所能使用。冀州刺史王芬谋废灵帝,为逆时而动、逆风行舟,结果身败名裂。毋丘俭、诸葛诞等反魏,亦属此列,无不一一败亡。但韬略家们几乎无不使用逆风行船原则,并且有取得成功的大量实例,原因在于所逆之风不是时代的旋风、主流,而是个别的困难、厄境。其中最突出的,要数猇亭之战后,诸葛亮对东吴外交关系的恢复。蜀汉国主刘备白帝城之死,系被陆逊战败所致,国人之愤,将帅之怒,可以想见。但诸葛亮从全局出发,忍痛复交,承担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诸葛亮坚持隆中路线、蜀汉国策,逆风行船,坚定不摇,从而力挽狂澜,改善关系,使蜀政由乱到治,蜀国由弱转强。

  实施顺逆韬略,要求决策者本人的素质达到很高的标准。他们必须目光远大,洞若观火。心胸开阔,包容万象,敢于同陈腐之见、个人感情相决裂,敢于开时代的先河和风气。因为顺逆韬略的成功运用,必须有同时代共俯仰、与潮流俱起伏的真知灼见和胆识气度。

  春风化雨:情理论

  由于韬略家们的超前意识和深邃见解距离眼前的问题较远、较深、较晦,一般人难以立刻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韬略家们从情感与道理两个方面出发,阐幽释微,打动对方,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计策。三国时代的韬略理论体系中,情理韬略占有较大的比重,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利器。

  情理韬略的核心定理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主观体验,情感是各种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对人的思想和行动起着带有决定意义的指导作用。三国韬略家们发现了这一通道,就从中输送各种信息,改变对方的初衷,使其能按照谋方的意图办事。

  情感之所以具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实质上蕴含一个深刻的原因,就是情感一旦表达人类的共同要求、愿望、心理和认识等等,便能够发出强而有力的冲击波,引起对方的共振。正是这一共振所形成的震撼力,唤醒人们的良知,从而改变其思想和行动。

  韬略家们在动之以情之际,往往随即晓之以理。这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理,具有无限力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迷者不知,胡作非为,轻举妄动。一旦揭明,则从之如流,迎之若宾。

  韬略家们运用情与理结合的力量,能挽狂澜于既倒,解生命于倒悬;能化险境为坦途,变艰难为平易。从三国时代运用情理韬略的实践中进行分析,即可探知这一韬略的份量:

  ——张范之子张陵和张范弟弟之子张戬被盗贼逮住后,张范径直入贼营请求放还二人,盗贼将张范之子释放。可是张范却说,你们释放我的儿子,这份好意是很重了。人之情虽爱其子,但我可怜张戬年龄更小,请恩准我用张陵换回张戬。盗贼闻言,觉得张范义重如山,最后将张戬和张陵一并释放。袁涣拒绝吕布要求写信辱骂刘备的命令,田畴哭刘虞之墓险遭公孙瓒的杀害。司马芝避乱途中遇盗,同行之人均抛弃老弱逃亡了,而司马芝则独自坐着守卫母亲,盗贼以刃相临,司马芝叩头说。母亲已老,我死之后,只有拜托各位了。盗贼们说,此人是孝子,杀之不义。于是司马芝母子得以免除被害。韬略家们以至情感人,至理动人,迫使对手放下屠刀,改弦更张。情理韬略在这里成了生命的保护伞,反击的杀手锏。

  ——刘晔对吴杀死关羽之后,蜀国动静形势的分析,对吴派使节到魏国称臣内幕的洞察,对魏文帝伐吴之举的评价。杜袭对曹操攻杀许攸想法的劝谏,诸葛瑾对于关羽死后,刘备东伐吴国的劝告……无一不是从情与理的角度得出中肯的,也是极有力的结论,使得论说对象有所感悟。情和理的分析、探讨,也是韬略家们棋高一筹的奥秘所在,这些分析,使得他们能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情与理是相对立的,由于人的素养不同,对立的程度也很不一致,为了夺取天下,必先夺取人才,特别是智囊型人才。但这些人中,有一大批与自己的政治主张、立场、观点不相一致,而且有时候是截然相反的,如何克制私忿,按理行事,以情殉理,则成了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决策者们运用情理韬略,成功与失败,这是一个试金石。三国时期,袁绍、袁术、刘表、董卓、吕布、刘彰等人的失败,从根本上说,就败在不能成功地运用情理韬略。他们周围原本是智士如云,猛将如织,可最后的成功者却是起于微末的曹操,走投无路的刘备,寄人篱下的孙策……

  三国时代的情理韬略不仅只是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而且也是达到真知灼见的一个手段。懂得人的情感,进而影响、打动、牵引、控制这一情感的走向,就能使对方自觉步入事先设定的轨道。在孙权面对曹操大军压境,是降是战的关键时候,诸葛亮、鲁肃以强化刺激,引发认识。诸葛亮以激将法唤醒孙权对利害的认识,使其作出正确的决策。贾诩回答曹操立储的问题、诸葛亮指点刘琦避祸的办法,都是强化事件对于情感的刺激,使对方猛然醒悟,选择正确的解决办法,三国时期大量以弱击强,以寡击众的战争,都受环境刺激的影响,投之死地后生,置之绝境而不亡,就是强化环境刺激,使战斗者调动全部情感,从而获得解救。打开情感的通道之后,必须以理随之。事理、物理、哲理、伦理、情理……本身都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指示着通往成功之门的途径。一旦认清其理,便具不凡见识,解决问题的办法、手段也就随之而生。

  三国韬略家运用情理韬略调整意识,控制情感,根据环境、需要、目标制定对策、渡过难关,营造优势:

  ——诸葛亮强忍刘备身亡白帝的巨大隐痛,从蜀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控制、调整蜀国将领的情绪,与吴国恢复外交关系,这是基于对事理的认识,调整情感。

  ——刘备败于吕布,依附曹操,运用韬晦之计,以示胸无大志,等待时机,与曹操分庭抗礼。司马懿在不利形势下,韬光晦迹,装疯卖傻,蒙蔽曹爽。而一旦机会降临,则突然反击,一举成功。这是压抑情感,以符合身处危急时不引人注目,从而被打击的道理。

  ——刘备百折不挠,杜畿深藏不露,张昭犯颜直谏,都是以理想、信仰、志向、目标去控制情感,使之合于理。

  总而言之,三国情理韬略的运用范围,从对人而扩大到对事、对己。从一般的劝说价值,上升到对于识见的有力帮助。从普通韬略原则,提高到事关前途、命运的总体对策。从个别的对象处理,演化为对历史发展、形势格局的洞察预示。

  突破精神防线:心力论

  击垮敌方有两大途径:一是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二是从精神上将其摧毁。前者为力取,后者为心攻。三国韬略中的心力韬略,有着崭新的时代内容,是中国韬略理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三国时期的心力韬略沿着《孙子兵法·军争篇》“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的思想,继续向纵深发展,韬略家们提出: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九·董刘马陈董吕传》注引《襄阳记》)

  此论经诸葛亮征南中时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实践,而得到了高度评价,攻心思想也因此被吸收为心力韬略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受到后人的重视。

  三国攻心原则是作为力取原则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而被运用的,据《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诸葛)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并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通“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七擒孟获之事不见于陈寿所著《三国志》,司马光《资治通鉴》则予以采用。根据诸葛亮自《隆中对》以来一贯主张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政策,南征中采用马谡“攻心为上”的计策和孟获后任蜀汉御史中丞的事实,七擒七纵孟获,攻心服人之举不至于是捕风捉影之谈。诸葛亮对孟获展开的心理攻势,是以有利的政治、军事、外交环境作为后盾的。而强大的力攻已经给对方造成了心理压力,使之产生心理动摇,陷于心理崩溃状态。诸葛亮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使得南征顺利结束。诸葛亮以心力韬略,取各族强壮者为兵,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取各族贡赋,弥补蜀汉物资的不足。稳定南中,“夷汉初安”,为日后北伐奠定了较好的后方基础。

  郑浑广开降路击破梁兴,钟会先声夺人、攻心为上等战例,均属心力韬略的巧妙运用。

  三国心力韬略除了心攻力取双轨齐下,互补互用的原则之外,就是单独发挥攻心、心战的作用,去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伟大胜利。同是攻心韬略,形式则多种多样。

  攻心韬略的第一种形式是发挥传统力量。传统之力,足以撼动人心,激发群情。董卓听说关东起兵,迁天子定都长安,自留洛阳,并烧毁宫室。对此行径,曹操一针见血地说:

  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国志·武帝纪》)

  董卓原本可以利用汉代皇帝的巨大号召力,使关东联军之举在舆论上成为叛逆行为,从而赢得全国民心,至少是暂时地赢得,立住脚跟,以图进取。结果却坐失良机,反而使自己被推到舆论的对立面,极大地失去人心。相反,曹操有此认识,机会一旦出现,就及时抓住不放,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大批智囊人物远来相附,也使中原民心投向己方。

  攻心韬略的第二种形式是深入敌人的内部,实施分化瓦解,破坏对立阵营的心理结构,使事态朝有利于我方的趋势发展。三国韬略家们大都能够设法了解对手的性格、气质、特点和弱点等心理因素,对症下药。刘备争取张松、法正、孟达等刘彰部属之心,吕蒙、陆逊计袭荆州,曹操间离韩遂、马超,王允分化董卓、吕布,曹操退兵激化公孙康、袁尚矛盾……无不深入敌人之心,不露破绽,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走向预先设计好的圈套,完成攻心大计。

  此外,通过交往、语言、事理、外力、形势等各种形式,收取攻心奇效。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三国政权,鼎立而存,实为天下人心归属分流所致。

  三国心力蹈略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充分发挥智与谋在其中的作用。“上兵伐谋” 之谋,包括谋取人心。王肃治民以信,贾逵得道多助,刘备得人死力,张鲁以教治国,田畴保民而王,曹操招降纳叛,孙权征少数民族为兵,都充分表现了智与谋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兵强于心,不强于力。攻心之法,必以智为本,以谋为用,方能奏效。解剖每一个集团,其最初的凝聚,后来的发展,经历的衰盛,最后的成败,无不可以心的聚散为标志、以人心的归属为尺度加以衡量,作出结论。

  冲突双方的最大也是最后的防线,是精神筑就的防线,无论武力也好,舆论也好,无不对准这一点而发。各个集团的任何韬略,也无不是为了加强或冲击这一防线。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三国心力韬略的价值、意义,以及变幻莫测的三国形势、人生百态,无疑会有横扫风云,廓清天宇,洞若观火,豁然开朗的畅透明快之感。

  化解千钧之力:刚柔论

  三国以前,人们对刚柔的认识已形成一些重要的观点。《老子》上说:“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淮南子·兵略训》指出:“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三略·上略》)以柔克刚,成为弱小集团或势力寻求的有力武器。

  三国时代,群雄争霸,更多的是以刚克刚,实力碰撞,但那些掌握刚柔韬略的势力,则发展迅速,所向无敌。一旦敌对的双方旗鼓相当,不相上下,那么刚柔韬略的运用则更为重要。因为刚强而无柔韧,部队的战斗力势必丧失殆尽。当然,纯柔纯弱,则其势必削。只有能柔能刚,不柔不刚,刚不可折。柔不可卷,才 能真正达到以弱制强,以柔制刚。

  三国韬略家对于刚柔韬略的理论贡献有三个方面:

  一、刚柔相济,优势互补。曹操迎接汉献帝,进而以此为政治资本,是刚中带柔,柔中藏刚。网罗群英,任其所长,不为个人喜怒为断,是藏刚露柔;而赏罚分明,御之以道,是柔中寓刚。诸葛亮说服孙权抗击曹操,言辞中刚柔相杂,促使孙权下定决心主战。南征孟获,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刚柔并重,实效显著。孙权对曹魏的政策,内强则刚,内弱则柔,作为调节器,用于同蜀汉的外交斗争。司马懿对付曹爽集团,外柔内刚,先柔后刚,刚以柔为用,柔以刚为体,终于取得权力斗争的胜利。

  二、以柔克刚,取胜之道。三国韬略家所辅佐的集团,大都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寡到众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往往面对极其险恶的形势、强大的对手、难以逾越的障碍。从而,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就成了当务之急。严峻的形势,促使了对刚柔韬略的研究,促进了对以柔克刚原则的探索。以柔克刚最先为老子韬略思想的精华和核心。老子从自然界的大量现象观察到了这些结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老子·七十六章》)“物壮则老, 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三十章》)“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坚强处下, 柔弱处上。”(《老子。七十六章》)只是“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三国韬略家们积极寻求军事实力以外的途径,发展自己,并逐步将其转化为实力,从而将以柔克刚的原理转化为可操作性的法则。克刚之柔的内涵,被三国韬略家们诠释为传统观念,如王权至高无上的思想,仁义道德的理想等。柔的内涵被赋于新的政治模式,如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政治纲领。柔的内涵被理解为软性的、妥协的、和平的方式,如联盟的思想、统一战线的思想。柔的内涵被确认为一种文化内核,如以汉族文化吸引周边少数民族的思想等等。从形式上观察,与军事抗衡相对的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活动的频繁开展,也可以认为是对柔的内涵的一种拓展,总之,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以其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将古代难以实际运用的以柔克刚韬略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取之以刚,守之以柔。韬略家们认为,攻城掠地、克敌制胜,无不以刚为主,以柔为辅。而一旦结束激烈的争夺,则刚退柔进,柔主刚副。董卓以刚继刚,刘彰柔而又柔,袁绍刚柔错位,刘表刚柔无适……最后均遭失败,不能成就霸业。曹魏篡汉,司马氏代魏,均取之以刚、守之以柔。民众并不呼啸反对,社会并不因此而乱,关键即在于其所制定的政策、方针不是以暴代暴,而是以柔克刚。孙权的继承者们,尤其是孙皓,守之以刚,守之以暴,从而加速了灭亡。

  智囊锁钥:阴阳论

  三国以前的传统韬略均认为,“谋之于阴、成之于阳”,“难知如阴”,“阴以图之”。事实上。古今中外的任何计策,为使其实施成功,必然要求处于阴的状态。阴的状态,即绝密状态。竞争激烈的时代,争夺的双方中。若有一方的行动方案、行动计划被泄露,无异使自己成为别人的刀下肉、俎上鱼。任人宰割,无力反抗。密谋、阴谋的原始意义,即是如此。至于对这种阴的贬斥意义,则为时代的伦理道德观念所使然。这种意义上的阴阳韬略在三国时代仍然被遵循。违背之,或谋泄而败,或机露而亡;成功者,总是讳莫若深,密不示人。

  三国时期阴阳韬略的发展,并不停留在上述方面,而是将阴阳韬略提到智囊锁钥的高度进行认识,加以总结。

  韬略家们将阴阳视为事物的现象和本质,认作包括人类社会、世间事物在内的宇宙规则的消息,看成形势变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主流。因此,谁能把握阴阳,谁就能把握命运;谁能洞知阴阳,谁就能洞察—切,高瞻远瞩。从这种意义上说,阴阳韬略,实质上就是一种获得真知灼见的韬略。

  东汉王朝行将崩潰,军阀割据势力的形成,暴政必将被民众推翻,王权的巨大号召力,北方中原的战乱,三国鼎立的形成,魏、蜀、吴之间的既斗争又联合,回归统一的趋势……被不少韬略家所洞知。基于对形势发展的清醒认识,选择或创建各种组织。崛起—方,争夺天下。由于朝廷的失控,起兵割据便是最佳时机。由于军阀蜂起,武力夺取政权便成为最有效的道路。认识到暴政被民众所唾弃,新的政权必须改弦更张才能生存。深知王权的潜在力量,就不因皇帝蒙尘而不予迎请。中原战乱,难解难分,就会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另辟蹊径,另谋高明之策。面对种种社会现象的发生,若能从深处寻找原因,就能把握本质,察知社会、历史、心理、情理、事理、物理等内在因素,就能超前思维,早作准备,提前动作。胜于无形。

  阴阳韬略重在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把握。重在对事物本质变化的测度。因此,所有其他韬略,都是以上述前题为起点,进行创设。一旦离开这一前提,许许多多的具体韬略,在实施过程中就会被对方识破,从而无法奏效。

  三国韬略家们为了打开智囊的宝藏,首先在掌握阴阳韬略上下苦功夫。他们大都博览群书,吸取精华;体察玄理,直契道要;深入社会,洞知细微;反复比较,权衡轻重。从而对事理、情理、物理、哲理获得超乎常人的独到认识。他们深知事物的矛盾、动力、变化、定势不在其外,而在其内;阴不在阳外,阳不在阴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于是注重从内部认识问题,为解决问题找到了捷径。

  三国时期阴阳韬略注重对社会问题的全面把握,对历史的深入了解,对宇宙的独到体察。所用的方法、除了理性的分析、综合、归纳、推理之外,还运用直觉体悟,整合事物本质所暴露的蛛丝马迹、碎片残块,以获得真知。并根据这一从事物对象所得出的准确认知,作出相应的对策。

  三国时代一流水平的韬略家及其韬略实践,均清楚地表明了阴阳韬略与其他韬略的关系和区别,阴阳韬略对于一个大韬略家的重要性。试想。一个能直楔韬略堂奥的哲人智士,与不知大道阴阳的江湖术士,他们所分别设计的具体韬略之间,该是具有何等不同的差异。

  阴阳韬略帮助了韬略家获得总体认识,荀彧、贾诩、诸葛亮、鲁肃等人的选择,正表明了他们精通时势的变化,表明了阴阳韬略在他们手中的成功运用。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发挥各自的才智,为所在的集团设计了霸业蓝图,或走出困境,或走向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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