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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韬略1

男频江湖
男频江湖: 三国 » 文化
 

  通常都说兵家韬略,似乎韬略只限于诸子百家中兵家的学术,属于兵书,是军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单纯属于军事的战争,战争无非是政治以暴力形式的延续,军事服从于政治,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除了以武力拼搏外,还有经济战、外交战、心理战、宣传战等,不仅现代,古已有之。战争是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总体战,各种韬略往往在其中同时并用,或交互使用。总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政权、集团在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计谋、政策、手段等等,都可称之为韬略,或者说广义的韬略。

  中国的韬略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实为传统文化之瑰宝,历史遗产之精华。发源于先秦的韬略之学,在秦汉时期得到广泛的运用,到三国时代,更是发展规律迅速,硕果累累。中国历史上韬略人物之层出不穷,韬略理论之独特精辟,韬略范例之丰富多彩,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探索与研究历史上的文韬武略,不仅可以增长知识、才干,启迪思想、智慧,而且于竞争激烈的时代,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均有着不可低估的参考价值。从韬略的角度研究历史,可以使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洞开一面,从而窥视到历史演化的某些轨迹,获得对于历史真实的一些认识。

  韬略犹如双刃古剑。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若藏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愿学者得其精髓,重其所用,发扬古道,利国利民。

  动于九天之上:奇正论

  三国时期,韬略家们创造性地运用古兵法中的奇正思想,以小击大,以寡敌众,以弱胜强,以轻取重,从而扭转形势,打破定局,改变命运,赢得胜利。

  历史发展所呈现的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现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几个关键时刻,而这些关键时刻,无一不受韧略思想、水平、艺术的制约。奇正思想是韬略武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把利刃,是改变现状,走出困境、击败对手、夺取主动的重要工具。

  三国时期不少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都是运用奇正思想的杰作。

  公元192年,黄巾起义已发展到拥有百万大军的罕见规模。起义军骁勇精悍,势不可挡,转战南北,如火如荼。东汉王朝经黄巾起义的打击,已摇摇欲坠,岌岌可危。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乘机而起,军阀割据局面逐步形成。黄巾军之败,根本原因在于其统帅者的韬略水平大不如敌手。皇甫嵩、朱儁、曹操等人精通韬略,善用奇正,以夜袭、火攻等法,反败为胜,终于扑灭了起义的燎原烈火。

  公元196年,孙策发兵攻取会稽,会稽太守王朗据守固陵,顽强对抗,孙策数次渡水作战,均未能奏效。孙策叔父孙静建议转移突破口,从其后方杀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使得王朗兵败投降。孙策此战解决了江南的后顾之忧,为北上与曹操争雄创造了条件。

  公元200年,袁绍、曹操两大集团在官渡展开决战。曹军在正面战场坚壁固守,扼敌咽喉,同时,利用时机,变换奇正,曹操亲率轻骑五千,以奇兵夜袭乌巢,火烧袁军屯粮。当袁军因粮草被焚,军心动摇之际,曹军在正面战场全线出击,歼灭袁军主力,最后使得袁绍落荒而逃,余部七万多人投降。曹操先正后奇,以奇击虚,奇正相生,击奇制胜的高明蹈略,是官渡之战获胜的关键。

  曹操集团平定乌丸的战争,同样也是活用奇正蹈略的成功范例。曹操长驱直入,轻兵突袭,出其不意,兵如天降,使得乌丸猝不及防,兵败仓促。

  公元226年,吴交趾士徽起兵,吴交州刺史吕岱出其不意,掩其不备,迅速平定了士徽的反叛,稳定了吴国心腹地区。

  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曹魏,与魏将司马懿战于上邽。蜀军因粮尽退兵,司马懿派遣张郃追击。此前,张邰建议奇正互用,克敌制胜,而司马懿未能接受。诸葛亮面对追兵,在木门选择险要地形,出奇匿伏。当张邰追兵进入伏击地,蜀军居高临下,万箭齐发,魏名将张邰中箭而亡。魏追兵受阻,蜀军安然而退。

  公元263年,魏分三路大军进攻蜀国。蜀将姜维集中兵力退守剑阁,使得魏军受阻,魏将邓艾西出剑阁,偷越阴平,从七百里无人之境直插蜀国腹心,飞兵抵达成都,迫使蜀国后主刘禅出降,而置姜维大军于无用之地。魏军奇正相生,正面钳制,侧翼进攻,以正御敌,以奇击虚,取得大胜。

  早在老子《道德经》中,就有过对于奇正思想的阐述。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道德经·五十七章》)。所谓正,是指社会所公认的正道,包括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针、路线、思想、政策、原则、措施。当然各家之正,分野极大。老子之正,也寓有其所主张的清静之意。而奇则是巧妙,诡秘,临机制断,随机应变,没有固定的程式。老子用两个不同的字归纳、总结治国与用兵这两个不同领域的特点,应该说是十分精辟的。

  对奇正思想内涵作进一步揭示与阐发的是孙子,《孙子兵法》用极为精练的文字,表述了奇正原理。

  首先,孙子将奇正作为战略战术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孙子说:“三军之众,可使毕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势篇》)。全部军队一旦遭到敌人的进攻,而保持不败,关键在于真正掌握奇正之法的神髓。

  孙子所说的奇正,经后人的揭示,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正面迎敌为正,机动配合为奇;明为正,暗为奇;静为正,动为奇;进为正,退为奇;先出为正,后出为奇……总之,—般的、常规的、普通的战略、战术为正,特殊的、变化的、罕见的战略、战术为奇。

  掌握奇正原理,是使军队面对敌人的进攻,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奇正原理是用兵作战的灵魂。

  第二,孙子揭示了用兵的根本之道在于“以正合,以奇胜”(《势篇》),即以正面交战,以奇变取胜。用兵必有奇正,无奇正而胜,属于侥幸之胜。三军无奇兵,是不可与敌人争夺利益的。两军对阵,有正面战场的直接厮杀、搏斗,但必有奇兵捣其旁,击其后,才能有胜利可言。孙子的这一层思想,被后人概括为出奇制胜,先正后奇,以正御敌,以奇击虚,正面钳制,侧后进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奇匿伏,因势用奇等韬略原则。

  第三,奇正变化。孙子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势篇》)。战术无非奇正两途,然而由奇正而推演、产生的奇谋妙策,则无穷无尽。“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天地变化无穷,深不可测;江河没有竭尽,波澜叠起。奇正变化,纷坛浑沌,效法自然。可至化境。

  最后,孙子阐述了奇正范畴的内在联系:“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势篇》)。奇与正不可分割,而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如同圆环旋转,无始无终。孙子的这一思想,在实质上,是指奇可变为正,正可变为奇。变奇为正,化正为奇,临敌运变,循环不穷。

  三国时代,谋士智将对孙子奇正原理作了深入的开掘与灵活的运用,使其大展神威,大放异彩。

  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比较成功地运用了孙子的奇正原理,几乎所有取胜的战争,无不奇正并重。正意味着强大的实力,意味着正面的进攻。曹操对抗黄巾军、乌丸、袁绍,孙策对抗王朗,吕岱对抗士徽,诸葛亮对抗张邰,邓艾对抗姜维等,无一不是力与力的碰撞与较量。若忽视正,奇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纸上谈兵,不堪一击。从对抗集团的双方分析,实力强的一方反而失败,这就表明,不含有奇的正,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原有的实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出奇制胜是韬略家们普遍追求的最高目标,其中原因,也是众所周知,因为出奇招可以从阻力最小、效益最大的途径达到目的,从军事角度而言,出奇制胜为用兵之铃键,制胜之枢机。用奇的核心,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根据敌情,灵活运用,不泥常法,出人意外。极而言之,奇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它既要充分利用对方的思维弱点,侦破、捕获对方的思想空隙,大胆突破思维的框框、常规,又要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有根有据,避免失去基础,走入绝境。

  因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总是精通奇正的依存、转化、相易、相生,积极营造优势,打击对手。而绝不固守一途,偏执一方。

  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败于对手因间设奇的稻略;气势汹汹的袁绍大军,挫于曹操以奇击虚的韬略;惨淡经营的蜀汉政权,毁于曹魏诸将的奇正相生韬略。历史在这些转折点上拐弯,对抗的集团也从而或分崩离析、或发展壮大;或一败涂地、或东山再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国时代的历史,向人们昭示这样一个真理,适应时代潮流的政策、方针能够使一个集团由小变大,由弱转强。魏、蜀、吴的局部统一及其所实施的政策,使得这些政权能够在复杂的形势下,岿然屹立,不动如山。三国实力的取得,概由正所至,由奇而成,这种正与奇的意义,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多方面,而非限于一域。三国韬略家各运匠心,善用奇正,横扫群雄,统治一方,建立了赫赫之功,三国之战,实为智囊之战。而各国异势,盛衰殊途,也由于蹈略有无,水平高低。奇正为韬略的重要原理,其价值作用也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蜀汉之败,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历史教训。

  生死存亡的分水岭:利害论

  东汉王朝失去对于全国的有效控制之后,群雄竞起,逐鹿中原,最后归结为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的鼎足而立,长期对峙。三国的决策者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如何趋利避害,壮大自己,削弱对方,夺取胜利,成了智囊们密切关心的问题。

  可以说,三国时代韬略家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利害二字进行。“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吴子兵法·图国第一》)无利不谋,一切权谋活动,实质上都是谋取利益的活动。文韬武略,是谋求利益的重要手段。在生死存亡、成败祸福等重大利害关系上,韬略的巨大价值便被凸现出来,严峻的政治、军事、外交斗 争转化、上升为韬略水准高下、韬略人才多寡、韬略艺术优劣的斗争。而韬略家们的一切努力,也始终不离利害问题。他们对利害问题的认识、运用以及为利害转化所作出的种种方案,经过握有实权的各派人物采纳之后。对社会现实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在纷纭复杂的三国时代,能够高瞻远瞩、洞若观火、认识利害、权衡利弊,对于本集团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孙子兵法》讲:“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通于……利者,知用兵矣。”(《九变篇》)

  利有大小之分.害有轻重之别。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与一般人相比,他们更多地注重于集团利益、潜在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而后者则关心个人利益、现实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敌对的集团为了争取最大的利益,避免任何损失,就加大韬略对抗的力度与强度,将力的拼搏转化为智的较量,因为智的较量 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利益的损耗和患害的产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三国时代的韬略家才找到了用武之地,得到各大集团统治者的赏识和器重。这一特点,同时也使三国的形势变得奇谲险恶,变幻莫测。

  在认识利害的层面,三国韬略家们大都具备卓越的目光。

  早在东汉朝廷派遣张温统帅大军西征时,孙坚即已发现董卓的桀傲不驯,违抗皇命,建议立即诛杀,以免养虎遗患。张温缺乏见识,优柔寡断,迁就董卓,不予处理。这是公元185年发生的事。结果到了公元191年,董卓早已大权在握,以张温与袁术秘密联合为借口,将张温在闹市中用乱棒打死。张温不识害,故有祸 患。

  公元219年,魏讽阴谋袭击邺城,但因组织不严密,未充分认识到事态的困难程度,结果被同伙告密,而遭诛灭。蜀大将军费祎遇刺,吴诸葛恪回师被杀,姜维轻动兵革,急功近利等等,均疏于防范,而防范的目的正在于防害、防祸。举三国韬略凡衷倩外露、轻信别人、结怨树敌、功高震主、得意忘形、自以为是……都容易造成祸害,带来灾难,费祎遇刺之前,张嶷写信指出问题,劝戒他加强戒备,费祎不听,祸殃及身。诸葛恪危难关头不听腾胤之谏,轻敌无识,成了孙峻的刀下之鬼。姜维出征不止,谯周作《仇国论》加以讥刺讽谏。只是智囊的意见未被主事者采纳,以致灾难立至,身败名裂。

  相反,主事者与韬略之士的认识一致,就能趋利避害,前途光明。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行屯田以积军粮,均是采纳谋士之计,夺得了大利,取得了主动。诸葛亮劝刘备注重荆州、益州之地,为蜀国奠下了大基。孙权防患于未然,及时平定东南暴动……都因深知其利,而受其益。

  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指陈祸福,权衡利弊,往往作为三国韬略家的重大使命。因为这在实质是保证决策的最优效益。决策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寻找决策机会,二是发现可行方案,三是选择最优方案。选优是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韬略家们以其深邃的见解,从利害的两极比较出发,打动决策者,使决策者根据趋利原则行动,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公元227年,魏明帝大兴土木,修建宫室。王朗以“民充兵强,戎寇宾服”为理由,劝谏魏明帝不要在民众贫困之际进行,以免出现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与魏明帝相反,吴主于公元247年修缮建业宫时,能注意到百姓疾苦,采用拆运武昌宫砖瓦木材的作法,不加重民众负担。视民利弊,加以决策。河内郡太守王匡起兵讨伐董卓,为了增加自己的威严,实施严刑重罚,常林以为和是胜利的保障,不讲恩德,亡将立至,何有大功,正是这种利害相较,使得王匡改弦更张,有所收敛。牵招奉命出使乌丸,以利害大义晓喻峭王,争取他在曹操征讨袁谭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三国时代,韬略家们经常运用利害关系,取得对敌斗争的主动和胜利。他们依据利益原则,采用以利相诱韬略,使敌人落入圈套,加以打击。孙策以卑辞重礼说动称雄于江淮之间的庐江太守刘勋率兵攻打上缭,以上缭富庶相诱,引虎离山。刘晔识破孙策之谋,力阻刘勋。只因刘勋利欲熏心,执迷不悟,终于使孙策得逞,迫使刘勋败奔曹操。吴将孙布、周鲂前后以诈降败魏王凌、曹休。曹操、傅于、张既、贾逵等均曾以利诱利,因利制权,取得成功、达到目的。诸葛恪采用诱之以利、慑之以害的策略,较好地处理了齐王拒迁问题……都充分体现、灵活运用孙子“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孙子兵法·虚实篇》)的韧略精神。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动等古训,已成为三国时代韬略家行动的共识。吴出兵合肥,挠魏不止。满宠择利而动,谋拒吴兵。吴视利而动,攻晋夏口。杜预因利间斗,分裂吴国君臣团结。王肃、王基、薛综采取军事行动的依据是兵以利动。利益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三国韬略的复杂性。对利益目标的追求,形成了三国韬略运用的广泛性。三国集团之间,集团内部的关系经常变化,或好或坏,或战或和,或敌或友,但制约的力量始终是利益关系、利害关系。这种情形,直如西方世界所阐述的真理: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如何以患为利,转祸为福,成了衡量韬略家的水平高下的一大标志。《孙子兵法》上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则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九变篇》)这是说,明智的将帅谋士考虑问题,必同时兼顾到利益与危害两个方面。充分考虑到有利条件,事业就可得到发展;充分考虑到有害因素,祸患就可以消除。因此,要以危害来使敌国屈服,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要以诸事来使敌国繁劳,使其不得安宁;要以利益来引诱敌国,使其奔走不息。灵活运用利害关系,积极改变利害关系,就成了三国韬略家们殚思竭虑、想方设法的攻关课题。

  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对峙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曹军兵力相对薄弱,士卒疲惫,后方暴露,根基不稳,在袁绍大军压境面前,处境困难,准备退兵。苟彧等谋士在关键时刻,指陈祸福,力主对抗,建议出奇制胜,转患为利。曹操采纳智囊们的见解,加强正面防守,乘隙而进,火烧乌巢屯粮,打乱袁军阵脚,使其军心动摇。然后曹操乘势而动,发起全线反击,击败袁军。此外,杜袭劝阻曹操征讨许攸,认为曹操击许攸是“豺狼当路而狐狸是先”,本末倒置,“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动,万石之钟不以莛撞起音”(《三国志·杜袭传》),使曹操回心转意,采用以德报怨之策,厚抚许他,化害为利。公元278年,北方发生水灾。杜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化险为夷,转祸为福。三国韬略家们的聪明才智不仅表现在对敌斗争,也充分表现在与天、与大自然搏斗中。

  认识利害,运用利害,逆转利害,是三国韬略实践的三个层次,也是三国韬略理论上的三种努力,三国时代的个人与集团、三国时代曹、刘、孙三大对抗政权的兴衰盛败,无一不与韬略实践的三大层次息息相关,无一不与韬略理论的三大努力紧密相连。

  寻找捷径:曲直论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很难直达目标,一步登天。个人或集团,在其奋斗的过程中,往往历尽艰险,最后或有所成。他们始终向着既定目标,坚定不移地一直走到底,然而在实际行动中,则采用迂曲路线。三国时代,各大集团大都有着同一的最高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形成了强大的阻力,使双方均无法轻易越过,于是,直接的、正面的抗衡,就常常转化为间接的、侧面的、迂回的斗争。曲直韬略在军事、政治、外交领域内也就应运而生,并且其内蕴被不断开拓、充实,成为斗争中的重要工具。

  曲直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发展主要侧重在四个方面:一是继承发展古已有之的以迂为直思想,在实践斗争中,变换手法。多样化的战略战术,是这个时代对以迂为直思想的贡献。二是屈伸自如,灵活应变。三是以直为主,以曲为辅。四是曲直互用,晦隐莫测。与以往不同的是,曲直的含义在三国时代有了多层次的内蕴,曲指迂回,曲折,收缩,侧面,谦退,隐晦。直指直达,平易,拓展,正面,突进,公开。我们也正是在上述义项的界定内,讨论三国时期的曲直韬略。

  以迂为直的韬略思想,为人们所习知,而在韬略实践中,由于韬略家的高超手法,以致常人难以识破。以迂为直的实质,是为达到直接目的,而走间接路线。由于间接路线的隐蔽性,曲折性,故在实施过程中,能避开对象的视野,使对象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受到打击,因而受到严重的损失。这种损失在开始阶段是不知不觉的,到有所觉察时,失败与危亡的局势将无法挽回。

  以迂为直的思想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哲理。老子《道德经》中讲到:“将欲歙 (收缩)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换言之,希望达到直接目的,而采用间接手法,间接的、曲折的现象如何与直接的本质相联系,既能检验人们的认识水平,同时反过来又可以为目的而设置常人难以辨认的假象。这两个方面,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均有独到的体察和实验。为了推翻腐朽的东汉王朝,张角花了十年之力,先从思想影响入手,组织民众,而不是立即倡导暴动,走的是一条十分巧妙的以迂为直路线。东汉朝廷大赦党人,调动统治阶级内部的重要力量,同样是走间接路线。改刺史为州牧,表面上是制度的改变,其实是权力割让。刘备示人以仁信,最终目的是为了使更多的民众拥护自己。曹操不称帝,是为了子孙的帝王基业更加牢固。此外,诸如曹操处置祢衡,邓芝出使东吴,刘备、孙权在中原以外创建霸王基业,魏、蜀、吴三国对待少数民族的方针,诸葛亮北伐,司马懿保持沉默……都不能以表面现象为实质。识者洞若观火,早作设备;愚者就事论事,缺乏远见。间接多路线使对象不清楚敌方的真实意图。三国时期以迂为直的大量韬略实践成功地打破了施谋客体内在的平衡与稳定,达到预定的目的,其多样性与复杂性,是以往任何时代难以比拟的。

  曲直韬略在三国时代的一个新发展就是突出曲的作用,收放由心,屈伸自如,灵活机动,善于应变。当然,曲是为了直,屈是为了伸。曹操在政治上常处曲势,对汉献帝的外表尊祟只表明时机未到,以屈求伸。刘备在个人势力弱小之时,四处投奔,委屈求全。此外,孙权、诸葛亮、司马懿等人,均是善用曲术的高手。

  三国毕竟是一个激烈动荡的社会,开辟前途,发展霸业离不开强大的实力,离不开武力的对抗,这就使得曲直韬略中曲与直的地位轻重有了明显的区分。以直为主,以曲为辅是当时使用曲直韬略的总体特征。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曲直互用,难辨真伪,晦隐莫测,扑朔迷离。如贾诩对董卓部将的指点,对曹操立储的点拨。曹操对西部军阀的态度,荀彧对曹操的辅助,枣祇、任峻的屯田之策,杜畿对河东的对策,赵俨对韩、马旧部的处置,司马昭对邓艾、钟会的使用……其中都有着常人难以觉察的深刻目的。当然。内中秘密为达者所识,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一种结局是前功尽弃,一种结局是身败名裂。

  时代风云的诡谲多变,使得个人与集团的目的无法直接实现。而曲直韬略的频繁应用,也使得情况复杂严峻,动辄有咎。整个三国时代,是战乱、裂变的天下,但又无不趋向一种从局部到整体,从地区到全国的兼并、统一。这是时代和社会发展中曲与直的变化。三国时代中曲直韬略的成功运用,实际上也反映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事物运动的辩证法向人们启示着一种客观世界的真理,人们一旦认识和掌握了这一真理,并运用于实践,就会总结出一种新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打破了以往平铺直叙的模式,换来了实际行动中的成功。

  使敌手无力相搏:劳逸论

  冷兵器时代,冲突双方在决战中,总是以力相搏,强者为胜。一旦双方旗鼓相当,就会出现艰苦的相持拉锯状态。如何削弱敌人的原有力量,以使其在决战时刻发挥不出优势,就成了三国韬略家们亟需攻克的难题。

  先秦兵家著作,曾有过一部分关于劳逸的论述。孙武指出:“佚而劳之” (《孙子兵法·计篇》),“以佚待劳”(《军争篇》),“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虚实篇》)上述文字中的“佚”通“逸”。孙膑指出:“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孙膑兵法·威王问》)这些思想,无疑都构成三国劳逸韬略中的主要骨架。许多韬略实践都是在这些思想种子里结出的智谋之果。

  三国韬略家们并未停留在前人的思想领域内原地不动,踏步不前,而是开展对劳逸韬略的探索,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第一,沿着孙子的思想轨道,继续向前延伸,将“以佚待劳”的观点拓展为击劳的原则。“待”有被动、消极的一面,而“击”则变得主动、积极。这一原则的提炼,与三国时代的激烈争夺,形势有密切关系,因为冲突的双方总是希望以最短的时间赢得战争的胜利。赤壁之战,刘、孙双方处于以逸待劳的优势地位,如果曹军发动攻势,即可加以有力的回击。但刘、孙双方的智囊们不停留在这一保守的状态,而是积极设法发动攻击,迫使曹操退兵。陆逊抗击刘备的猇亭之战(也称夷陵之战),蜀攻吴守,东吴处于以逸待劳的一面,但陆逊在找准对方的弱点时,大胆进攻,变被动为主动,使敌方在反击时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

  第二,在“佚而劳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出“劳而攻之”的韬略原则。佚而劳之的宗旨是不让敌人有任何安宁、休整的机会,实质上是破坏敌人的战斗力,使其削弱,使其失去最大的战斗能量,而劳而攻之的韬略原则,是不放弃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机会。与以逸击劳原则的不同之处是,劳而攻之中的进攻者一方,并不一定具备整体上的安闲静处优势。官渡之战中,曹操被袁绍包围,后来军粮已尽,给荀彧写信,准备撤军,荀彧不同意,指出:

  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指曹操)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三国志·荀彧传》)

  曹操听取荀彧之见,实施敌疲我打,乘劳而攻战略,出奇兵袭击袁绍部队,最后取得了胜利。曹操以弱敌强,但这并不妨碍他运用劳而攻之的韬略,而袁军在情势上的疲惫,正是曹军走向胜利的契机和转机。

  劳而攻之的另一个著名战役是司马昭困死诸葛诞。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诸葛诞攻杀扬州刺史乐綝,调集淮南和淮北屯田口十余万官兵及扬州新附的四、五万兵力,备足一年粮草,在寿春闭城而守,反叛魏国。与此同时,诸葛诞派遣手下长史吴纲带着小儿子诸葛靓到东吴求援。东吴派将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兵三万余人,暗中与文钦一道来援助诸葛诞。援军中的唐咨于黄初(公元220—226年)年间叛魏,败逃东吴,文钦于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和毋丘俭一起反叛于准南,兵败后逃到东吴。三大叛将汇合近二十万兵力的叛变行动,使得魏国朝野震惊。六月,魏车驾东征,大将军司马昭率二十六万兵力,前往讨伐。在整个反击过程中,司马昭率否定谋臣将士的急攻方案,对叛军围而不打,待惫而歼。最后,诸葛诞单骑逃窜,被魏军杀死。原本一场杀伤力极大的攻城战,由于司马昭劳而攻之的出色韬略,比较轻易地赢得了胜利。

  第三,将己方的不劳、无劳、难劳建立在除军事之外的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上。《孙子兵法》讲行于无人之地,攻人不备,可使己方不致疲劳,储备足够的战斗力,用以对付敌人。三国韬略家们针对形势和客观情况,将孙子思想的外延作了大幅度的扩展。成功的政治、外交、经济措施,可以营造宽松、缓和的环境,化干戈为玉帛,避免多方作战,背腹受敌,前后夹击,里应外合,是部队不受疲劳的一个重要因素。三国决策人物和智囊们在实践中均已注意到了这一点,积极争取机会,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安逸、平和、静养、休整的良好状态。

  劳逸韬略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整个韬略的实质,这就是尽一切可能使竞争双方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赛跑。由此为出发点,劳逸韬略旨在要么削弱敌方的力量,要么加强自身的力量,造成搏斗双方在力量天平上的倾斜,从而在决战之前,就稳操胜券。

  劳逸韬略是兼具破坏性与创造性功能为一体的韬略。为了赢得决战的胜利,冲突的双方往往将决战转化为间接的破坏与反破坏、创造与反创造的斗争。赤壁之战后,曹操看重孙权和刘备手下文武人才的出类拔萃,对方一旦继续成功地合作下去,南部的中国,决非自己所能有。于是,拆散孙、刘联盟已成为曹操的当务之急。曹操密遣蒋干以个人名义游说周瑜,劝周瑜叛孙归曹,分别给孙权、刘备写信,以图分裂其关系,但均未得手。不过,此后在大的利害冲突方面,终于挑拨孙、刘反目,荆州被袭,关羽被杀,即是十分严重的后果。孙、刘的对立,以致曹魏坐收渔利。敌之劳,即我之逸。曹魏在刘、孙之战中,坐山观虎斗。刘孙任何一方的胜利与失败,都使南中国的北界出现可乘之机。这使得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与魏抗衡的蜀汉、东吴,削弱了相搏的力量。与袁绍不同,曹魏的最高决策从总体上是采纳智囊们对蜀汉、东吴的战略方案的,以逸待劳、以逸击劳、逸而劳之、劳而攻之等劳逸韬略原则,从效益上来讲,原本是强者对弱者的杀手锏。弱者对强者实施劳逸韬略,也只能用于局部,否则,必无成效。

  划向黑洞的闪电:明暗论

  根据三国时代明暗韬略的实践,在理论上可以作三个方面的分类和总结。

  首先,明暗韬略中的明,属于公开的、显而易见的活动;暗属于秘密的、隐藏不露的活动。韬略家们运用明暗的原始状态,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这种意义上的明暗韬略,是以明暗的原始状态去服务于军事、政治、外交。三国以前,人们就已总结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明升暗降,明助暗损等原则。三国时期,这些原则被使用得更加广泛、频繁和巧妙。东汉末年,张角发动大规模的反朝廷起义,以太平道来作为掩护,在合法的状态下从事“非法”活动,就是利用明暗韬略的一个绝好范例。统治者以为张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谁知张角使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韬略,瞒天过海,“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张角一声令下,“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资治通鉴·卷五十八》)刘备、庞统率军进入益州。明处是替刘璋解决北部边防的危机,而暗处则运筹帷幄,夺人地盘。陆逊袭关羽,明处卑躬屈膝、暗地里磨刀擦枪,准备大动干戈。曹操明尊献帝,暗除枝叶,以清君侧,展开颠覆活动。钟会、邓艾攻灭蜀汉后,矛盾尖锐化,司马昭明处派兵协助钟会,暗中却以此军箝制钟会……明暗如同形影相随,声音相和,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对立者稍一不慎,就会有覆舟灭顶之灾。

  三国时期,明暗韬略的第二个类型是对于智力的评判。明代表了智慧所达到的—定高度,表现着对于哲理、事理、物理、情理的正确、深入的认识;而暗则相反,昧于道理,拙于见机,反映了识见的平庸,目光的短浅,智力的低下。在这种意义上,以明击暗,百战百胜。三国时代明暗韬略的实施,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不是以一人之明,一己之智来克敌制胜,而是重在智囊决策和营造智囊团。

  实际上,东汉末至三国,各大政治、军事集团周围均云集着一批高层次的智囊,由于各集团中核心决策者的素质不同,使得这些智囊人才发生聚合分散的变化。这些人才的走向,形成了各派势力的消长变化。原先,董卓控制了朝政,因其无道,使得智囊人才星散,关东联军势力壮大,董卓集团由明转暗,终于变得众叛亲离,身败名裂。袁绍在起初阶段实力雄厚,大可作为,只是他奋一己之智,埋群贤之明,终于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曹操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智,网罗群英,广蓄智囊,以明击暗,势力大盛。然终以未至大明,或失智囊于交臂,或泄私愤逼杀智囊,明中之暗,使其霸业受到了限制。刘备、孙权等人,莫不是得智囊投明弃暗,使霸王之业蒸蒸日上。

  三国时期明暗韬略的第三种类型或内涵是,明表示一种表面的、暂时的、虚假的状态,而暗则反映一种深层的、长久的、真实的意向。这种内涵,可概括成韬光养晦、和光混俗等原则。刘备在曹操面前的掩饰、司马懿在曹爽阵营中的伪装,均是运用这一类型的明暗韬略,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明与暗的关系,有着多种不同的形态。可以是对立的、对抗的关系,如以明击暗,弃明投暗。也可以是互动的、依存的关系,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可以是相互渗透的关系,如明升暗降,明助暗损。也可以是相互转化的关系,如以明为暗,以暗为明,装聋作哑,韬光养晦。

  三国形势的变化,历史发展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抗集团决策者对于明暗韬略的认识和作用。明者以天下人之听为听,以天下人之视为视,兼听则明,虚心则明,故能由弱转强,反败为胜,而暗者则刚愎自用,固执已见。

  明暗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发展,在于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明察秋毫,洞若观火,才能积极创造条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找到接近目标的捷径,夺取胜利。而暗弱无能,纵有铁打江山,也必败无疑。

  山外之山,天外之天:强弱论

  自《孙子兵法》提出“以弱击强”的韬略名言后,历代智士竞相探索,到三国时代,已成就斐然。

  三国时代,以弱击强几乎成了韬略家必须要完成的使命和履行的职责,否则,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事实上,韬略家们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以及许许多多的军事、政治、外交事件,强与弱的逆转、变化是令人震惊不已的。解剖三国韬略家手中的特殊武器——强弱韬略,将使我们能洞悉有关质与量的优劣多少之间的奇妙转变。

  事物的由弱至强,有其自身的一套规律,例如: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逐步演化等等。同理,一个集团、一派势力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内外条件与时间空间。一旦各自独立发展的两种力量发生冲突时,其实力的比较,就会有强弱之分、大小之别。在一般情形下,弱肉强食。但每当双方冲突时,弱方有高明的韬略家参与决策,结果就不会那么简单,而是出乎常人所料,发生以弱胜强的奇迹。

  三国韬略家们敢于以弱击强的第一个途径是找准敌方的致命弱点。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元缺,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天衣无缝。汉末黄巾起义烟炎蔽天、如火如荼,波才黄巾军围皇甫嵩于长社,皇甫嵩兵力单薄,与黄巾军强弱异势。全军震恐,危亡在即。但此时皇甫嵩发现波才军的致命弱点:依草结营,适逢大风。于是命令士兵各备束苇登城,命勇士乘间突围,在外纵火大呼,城上士兵也一齐举火相应,在这—突然事变中,皇甫嵩率军队从城中呐喊而出,直奔波才军,波才军惊乱逃奔。后逢曹操率军救援,并与朱儁军联合,同波才军拼搏,波才军大败,被杀数万人。强弱逆转,只在波才军的要害被皇甫嵩发现。董卓被杀、吕布被擒、孙策被刺、关羽被破、诸葛恪被暗算、曹爽被诛灭……无一不是其自身的致命弱点被敌手发现,结果显赫声势,灰飞烟灭;惨淡经营,溃于一旦。

  以弱击强的第二个途径是集中己方的整体优势,攻击敌方的局部劣势。敌我双方强弱之势判然若揭时,不等于胜负结局的明白无误。敌方的整体之强不等于没有局部之弱。官渡之战,就是曹操以整体优势攻击袁军的局势劣势,取得胜利后,逐步扩大战果,以致全面影响整个战局。刘备率军进入益州,也是以整体优势攻击刘璋的局部劣势,先消灭葭萌守军,然后挥师南下。贾诩建议张绣袭击曹军、吕蒙取荆州、司马懿袭孟达、魏在合肥抗吴的反击战……均属这一类。

  以弱击强的第三个途径是借天之力,反击强敌。韬略家们深知,最强大的人力也敌不过自然之力,如何使强大的敌方之力与自然之力相碰撞,而我方兵不血刃,即可安国定邦,平息敌军的威胁,已成头等重要的大事。其中,人们首先想是天险,魏之广、蜀之险、吴之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三国鼎立的重要因素。其次,在以弱击强的过程中,或以水淹,或以火攻,借自然界的不可抗拒之力攻敌军,一举而胜。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弱方均采用火攻,赢得成功。公孙瓒破青州黄巾、关羽水淹于禁七军、赤壁之战等,均运用水攻,助成声威,乘势而进,夺取胜利。《孙子兵法·火攻篇》上讲:“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不仅水火,风沙雷电、寒暑冷热等自然现象、宇宙之力,无不被三国韬略家们所借用,成为手中打击强敌的最佳武器。

  以弱击强的第四个途径是联合弱小,击败强敌。关东联军共同抗击董卓,张绣、刘表联合对付曹操,刘备、孙权一致抵御曹操等,都属于弱小势力联合,相对地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尤其刘、孙两弱相连,克敌制胜,成为以弱胜强的典范。这一典范表明了韬略史上盟军作战、统一战线形式具有巨大的反击能力。

  以弱击强的第五个途径是分化瓦解敌人的阵营,使对手不攻自破。王允计间董卓、吕布,刘备招纳张松、法正,曹操在赤壁战后破坏孙刘联盟,陆逊因隙使间,迫使魏江夏太守途式免职。解除一大对手。

  总而言之,以弱击强的根本途径在于智谋韬略。敌强则用智,敌弱则用势,即以智谋韬略攻击强敌,以武力形势威慑弱者,“庙胜之策,不在强弱。”(《后汉书· 袁绍传》)诸葛亮《隆中对》中的一段文字,可以作为以智敌强的典型结论:

  自董卓已(通“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所谓“人谋”,即人的智谋韬略。

  以上所论,均为强弱定格后,以弱击强的情况。至于强弱韬略的其余内容,如“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六韬·武韬·三疑》)强敌不可怒,弱敌不可侮。“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管子·治国》)“兵不强,不可以摧敌。” (《商君书》)得士者强,失士则亡。以强示弱,以弱示强。兵无强弱,而将有能否。兵强者,攻其将……三国时代均有大量的案例可寻。

  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是由弱而强,以弱击强的历史。三国时代的强弱韬略有着十分深刻的辩证思想,内涵极为丰富,这一韬略理论的总结和实践的经验,是三国时代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份智慧贡品,因为强弱韬略不仅规定了可供操作性的原则,而且更可贵的还在于替弱小的、新兴的力量为战胜强暴提供了武器,使人们感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使大众懂得了如何发挥自己的力量。

  拨云见日:谋决论

  三国时代,是斗智斗谋的时代;三国的历史,是韬略家左右命运的历史。

  韬略家们服务于各大集团,他们与所在集团最高统帅者的关系,是谋与决的关系。三国时期各大集团的发展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关系。

  谋决理论在三国时期发展的侧重点是实用性、创造性、灵活性、久远性和渗透性。

  谋与决的价值,早被人们所认识,《尉缭子·兵教下》记载:“伤气败军,曲谋败国。”军队中士气低落、沮丧,必然失败;而谋略错误,就会危及国家。《左传》曾总结过决断的重要,“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在斗争激烈的战乱年代,谋与决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个人、集团、国家的生死存亡、成败祸福,因而人们对谋与决的重视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三国时代,谋决理论十分重视自身的实用价值,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迫切感和使命感,而较少虚幻色彩。三国时代,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实践表明,成败的双方,实际上是重视谋决与忽视谋决,谋决水平的高与低,谋决结合的好与差等因素造成的。何进、董卓、吕布、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刘彰、刘禅、孙皓等,均为无谋而败,误决而亡。相反,曹操、刘备、孙权等则因有谋而胜,善决而存。谋决理论中的实用性原则促使运用者去建立庞大的智囊团,韬略家们正是在这个组织机构中发挥其才干。

  实施谋决的最大难点即在于创造性,因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在这一问题上狠下功夫,并作出了突破。首先,注重设法网罗智囊。曹魏的智囊团人员多达八十余人,水平之高,人才之众,阵容之强,作用之大,在争霸的集团中首屈一指,成就也最大。第二,积极发挥智囊的作用。蜀汉诸葛亮采用集思广益之法,发展霸业,·其中诸如以攻为守,心攻为上等战略,均通过集思广益的途径创发。三国时期各大集团均注意到“智不备于人,谋必参诸群士”的戒律和“谋之欲众,断之欲独”,“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的古训,走上胜利与成功之途。第三,运用逆向思维。孙策、孙权和刘备等人跳出中原激战的旋涡,向西南、东南发展,以图成功。曹操在群雄割据,视朝廷、皇帝如弃履的情况下,尊王攘夷,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并在军事上也进展顺利。刘备凡事与曹操对着干:曹以狭,刘以宽;曹以急,刘以缓;曹以残,刘以仁。由此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吸引更多的支持者。逆向思维的运用范围极广。成果也极为突出,对谋决理论效益的体现也很大。第四,谋决主体的紧密团结,使得谋决的创造性原则达到最佳状态。董卓与吕布谋丁原,王允与吕布谋董卓,曹操、荀彧、荀攸、郭嘉等谋袁绍,刘备与诸葛亮、庞统谋荆州、益州,孙权与吕蒙谋关羽,孙权与陆逊谋刘备 ……正是这种亲如鱼水的融洽性,使得谋决的创造性得以爆发出强大的能量,作出惊人的奇谋妙决。

  谋与决能否保持灵活性,是三国韬略家积极思考并付诸实践的重要问题;客观情况瞬息万变,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保持正确的状态,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三国韬略家对谋决理论中的灵活性原则,予以高度的重视,他们探索的结论表明,灵活性实为谋决的生命线。曹操对袁谭的联合,孙权对曹魏的称臣,诸葛亮对东吴的立场等重大政治、外交、军事事件,充分表明了三国韬略家们对灵活性原则的认识高度。

  “谋先事则昌”(《说苑·说丛》),事先谋划,就会成功,这表明谋划与决断相对于现实中的发生的事、计划要去实施的事存在着时间上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若从谋决角度而言,则存在久远性。俗语说,深谋远虑,当机立断。一旦浅谋、则临时无策;人无远虑,则有近忧。谋与决的久远性,是任何一个韬略家所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这在实际上,是具体的谋与决的指导方针。曹操听取一批智囊之论,放眼社会历史发展大势,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策略,谋深虑远,坚定不移,从而击败强手,统一北方。刘备听从诸葛亮隆中对策,百折不挠,终于在西南部中国称霸,成为鼎立之足。诸葛亮南中政策的制定,孙权联刘计划的敲定,吕蒙袭夺关羽荆州的思想,曹魏统治集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策略……无一不是谋决久远性原则的体现。三国时代的韬略之士对于谋决久远性原则的理论贡献在于:精通历史大势,洞察社会现实,掌握多种思想工具,把握问题的实质,他们对于物理、哲理、事理、情理的深入了解,对于体制、传统、形势、环境的准确把握,保证了谋划的深远性,一旦决策者采纳这些方案,就会显示巨大的威力。三国时代那些高水平的韬略家中,都具备高瞻远瞩的素质,原因即在于此。正是这种谋决理论中的久远性原则在三国时代得到高度重视,从而使既定的割据形势能长期地维持下去,直到这一原则在决策者手中废弃。

  渗透性原则是谋决理论付诸实践、走向成功的关键。所谓渗透性,是指谋决主体、谋决双方的高度协调。正是由于这种渗透性,才使谋划和决策得到不断的修正、调整,从而发挥其最大的效能。渗透性原则使谋与决能适应形势,作出最快的反应;使谋决双方能承担最大的压力,发挥内在力量的极限。曹操集团中智囊云集,这与曹操奉行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同智囊的理想、目标存在着一致性有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决定了智囊为曹操霸业献计献策,不遗余力。刘备与张飞、关羽、诸葛亮、庞统、法正等韬略家的关系,也充分表明谋决双方存在着高度的渗透性。这种渗透性的状况再进一步发展,即转化为融合性、一致性,从而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否则,诸如沮授、田丰等一流水平的韬略家,在袁绍阵营中却一筹莫展,因为谋决双方的渗透性程度极差,甚至到了阻断不通的地步。不过,谋决过程中渗透性原则被践踏,也就根本无法指望决策的正确与行动的顺利。

  先谋后事者逸,先事后谋者失。然谋而不决,多谋少决,优柔寡断,好谋无决,则枉费心力,徒劳无功。三国韬略家们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谋决的分寸,改变了命运,也改变了前途。他们十分丰富的谋决实践,为谋决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

  无敌之敌:内外论

  董卓气焰嚣张,结果,部下吕布被王允吸引,两人联合攻杀了董卓。袁绍 “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而杀田丰,黜沮授,官渡败后,二子争强,惨淡经营,毁于自家。曹操南征北战,创立曹魏基业,数代之后,被司马氏取代。刘备集团经营蜀汉,不遗余力,诸葛亮竭尽智谋,死而后已,铁打江山。毁于刘禅,蜀汉霸业,二世而亡。东吴孙氏,盛时能抵御曹操数十万南下大军,衰时杀戮良将大臣,自毁长城……三国时代,那些富有战斗力的集团,不是被敌对势力所兼并、消灭,就是被自己或者自己培养的势力所葬送。而那些曾几何时无敌于天下的势力,无一不是首先被自己所击垮,然后被敌对势力所击败。当事者的困惑,旁观者的不解,成为韬略家下大力气去探索、解决的课题。而内外韬略的提出,就使这些困惑烟消云散,使不解之谜迎刃而解。

  内外韬略将攻击的爆破点选在敌方内部,使其内部震荡,然后以外力摧之。皇甫嵩遣突击队冲出重围,在波才黄巾军包围圈内放火,造成震动,然后率兵冲击,取得胜利。官渡之战中,曹操接受前来投奔的袁绍谋士许攸之计,率领精骑五千,深入袁军后方乌巢,烧毁袁军屯粮。乌巢粮谷被烧的消息传到官渡,袁军上下军心浮动,张郃、高览等率部投降曹操,袁军其他将士不听从袁绍指挥节度,夺路逃命,袁绍、袁谭父子率领仅存的八百骑兵匆忙渡过黄河,逃回到冀州。曹操为了稳定河东,派杜畿插入内部。赤壁之战中,黄盖诈降,取得曹操信任后,以蒙冲斗舰装置干荻枯柴,灌以油膏,乘风而进,发动火攻,突入曹营,打开缺口。刘备夺益州,有张松、法正等在刘彰内部潜伏。赵俨稳定韩遂、马超旧部,以分而治之之计.在其内部釜底抽薪。曹操篡位,在汉朝廷中另立魏国,夷灭密谋搞垮曹操的董承等人,杀了董贵人、伏皇后、皇子及汉室百官,架空汉王室,以便取而代之。诸葛亮北伐之际,东吴乘魏西进而北上。司马懿发动旨在攻灭曹爽的政变,是乘曹爽与魏少帝往谒明帝高平陵,使郭太后下诏关闭城门,以腹心之地的占领为优势。举凡祸起萧墙、釜底抽薪、里应外合、取乱侮亡等计策,均可属于内外韬略。

  内外韬略将信息的触角伸向敌方内部,使其任何变化,均能及时反馈回来,从而迅速设计应付的策略。其中具体事例遍于史书,此不赘述。

  三国内外韬略十分重视内部的建设。各大集团的决策者及其智囊,在其开初的发展阶段,均极其注意加强内部的凝聚力。扩大智囊规模。增强人才的素质,荀彧脱离袁绍阵营,归依曹操。曹操大悦曰:“吾之子房(即张良)也。”曹操得荀攸,接谈之后,大悦,对荀彧、钟繇说:“公达(荀攸之字),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曹操召见郭嘉,谈论天下大事后,曹操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曹操集团的智囊是三国各大集团中阵容最强大的。曹操刻意追求内部建设,是其精通内外韬略的突出反映。刘备三顾草庐,得诸葛亮出山相助。当关羽、张飞对诸葛亮表现出一些不服心态时,刘备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东吴孙权同样精于内外韬略,延览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一时间人才鼎盛,蒸蒸日上。三国早期的最高决策者还致力于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外交的建设,努力发展、壮大自身。而后期的最高决策者则与开国者相差悬远,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或昏庸无能,或柔弱寡识,或目光短浅。或刚愎自用,以致山河日败、形势日危,最终被强敌消灭。而强敌之敌,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日趋腐败的他们自己。

  三国时代,内外韬略在对待内与外的关系上,是侧重于内的。诸葛亮的大策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改理。”陈寿评其为“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四大原则中,有三点是针对内部问题而提出的。曹操与袁绍共同起兵讨伐董卓之时,就前途问题,曾作过对话,袁绍以为:“吾南据河(黄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侧重外在因素。而曹操则认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侧重内在因素。曹胜袁败,不由战定,二人对内外韬略的识力即可判明。孙策临终之时,对其弟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氏对内外韬略的认识深度,由此可见。而孙策重外,孙权重内。因孙策早死,东吴政权的重外一线,进展缓慢。而因孙权执政,重内之举,则较孙策时大有突破。

  内外韬略十分讲究内与外的配合一致,无所偏废。蜀国由于关羽之败,包围魏国的战略形势非但不能形成,国内也受到来自东吴的压力。加上刘备失策,猇亭之战遭到惨败,元气大伤,内部再怎么发展,也难展鸿图。曹操由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过份追求内的一面,将相当一部份精力用于争权夺利的斗争,发动赤壁之战,以求—战而胜,企图在统一全国之时实现篡汉愿望,结果促使孙、刘结盟。形势向三国鼎立的格局发展。三国时期,各国相对重内的政策导向,也强化了三国鼎立的形势。

  三国内外韬略属于规划型韬略,实践证明,这—韬略的成功运用,即能成为无敌者之敌。

  前程从此辉煌:有无论

  有与无是三国时代韬略理论中的重要范畴。运用有无理论,就可以从根本上改造当前所处的境况,创造辉煌、灿烂的前程。

  综合三国时代的韬略类型,有对抗性与非对抗性韬略,有战略性与战术性韬略,有思维性与实践性韬略,有对外性与对内性韬略,有创造性与工具性韬略,而有无理论即属于创造性韬略。

  与玄学中的有无理论不同,韬略中的有无理论不注重对世界本体的探讨,而是将重点放在实现既定目标、营造有利格局、改变敌我关系、走向霸业峰巅上。

  三国韬略中的有无思想,内蕴十分丰富、深刻。撷其要者,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化有为无,实现本集团的根本利益。二是从无到有,创建新型政权与实力。三是有无对抗,发挥己方优势。四是有无相依,作为对策的两手。

  自从黄巾起义动摇东汉统治的根基之后,英雄豪杰纷纷崛起,他们借重东汉政府的封号,发展自己的实力,条件成熟时,就完全脱离与朝廷的关系,斩断各种对朝廷的义务之索。化有为无,实质上是清除了外在力量对自己的束缚,摆脱了敌对势力对自己的控制。由于新的力量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不暂时依附旧的力量,同时,新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可能不脱离旧的力量,化有为无韬略的运用,就成为十分必要和重要了。东汉末年朝廷中的一些政治势力既依靠宦官,又打击宦官。各政治派别既把皇帝抓到手里,又千方百计削弱皇权,各路豪杰反击董卓,却又不敢真拼实打。各大军事集团都利用少数民族的军事实力,却又不断对其加以分化瓦解。刘备到处投奔,寄人篱下,却始终借助外力又限制外力,最后发展自己的实力。魏、蜀、吴三国在外交关系中的立场变化,也频繁地采用化有为无韬略,或粉碎对方的企图,或转嫁矛盾、压力,或在双方斗争中,寻求利益。曹操从丞相到魏公、魏王,步步扩大个人势力,置东汉朝廷于虚设。司马懿如法炮制,安插亲信、党羽,从曹魏手中夺取政权。钟会在灭蜀后寻求个人势力的发展,企图在蜀地建立新的独立王国。无论是大的集团,抑或是小的派别、无不寻求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化有为无的韬略原则被运用得十分广泛。实践证明,这是扫清前途障碍,从内部取而代之,从外部削而弱之的有效手段。

  三国韬略中有无理7的另一个原则是从无到有。各派在创建新的政权、扩大实力之前,都在运用从无到有的韬略原则。至于那些未能自觉运用者,不是被别的势力所吞并,就是被击败。魏、蜀、吴三国的创立者,在敌手如虎、强者如林的动乱时代,之所以能自立一国,关键在于他们有一套切实可行的、从无到有的发展规划。曹操取天下,有一套独特的韬略,其从无到有原则,着重体现在“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思想中。曹操收揽天下的杰出人才,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终于赢得旁人难以比拟的胜利,比起曹操来,袁绍就显得大为不如,袁绍看不到人的力量,以为“南据河(指黄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在有无理论的修善上不及曹操,最后优势转变为劣势,终于败北。刘备取天下,历尽坎坷,后遇诸葛亮,终于认清形势,从无立锥之地,到有巴蜀之险,成为鼎足之国。孙策、孙权避实击虚,营建江左,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靠的也是无中生有的韬略思想。 三国时代有无理论中还有一个原则是有无对抗:以己之有,抗敌之无;以己之无,对敌之有。从而注意发挥自己一方的优势,取得主动。曹操迎汉献帝,在政治上以皇帝的名义号令各方,得天独厚。而与其抗衡的各派势力,在这一方面往往被动,失去很多发展的机会,这就是三国时代最典型的有无对抗韬略。刘备利用曹操的残忍暴戾,缺信寡义,事事与之相反,以其无,营已有,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在斗争中取得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从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吴、蜀的灭亡,若从有与无的韬略视角分析,则一方有德、有识、有智、有力,另一方无德、无识、无智、无力。有与无的悬殊,会形成双方实力的消长,也就最后决定了双方的前途和命运。

  有无理论中的第四个原则是有无相依,互补互用。无论曹操集团,抑或刘备、孙权集团,在各自草创阶段,大都是有智谋而无实力,有实力而无地盘。在群雄逐鹿,激烈争战中,他们广泛地运用有无相依、互补原则,既联合,又斗争;既斗争,又联合。依时而变,不一而论。军事上,无论是大的战役,还是小的战斗,都十分讲究有无相依、互补原则。赤壁之战,刘备、孙权任何单方面的力量,都不能抵抗曹操大军的凌厉攻势,而刘孙联合,以长击短,使孙权有刘备这一前线屏障,刘备得孙权水军支持,形成战术优势。政治上,从曹操改编青州黄巾军,到接纳张鲁、张绣、袁谭等敌对势力,从刘孙联盟的破坏到诸葛亮派遣下属出使东吴,恢复外交关系,均以有无互补思想作指导,奠定新的格局,绝无僵化不变、固守一途的愚顽。正是有无相依、互补原则,使得三国时代的各派势力分化、组合,日新月异,也使得当时的形势扑溯迷离,不可逆料。

  三国韬略中有无理论、原则的蓬勃发展、普遍使用,是与当时的严峻形势以及社会思潮密不可分的。动荡的社会,迷悯的前途,多变的形势,复杂的斗争,促使人们去思考。许许多多政治蓝图,在严酷的现实中,逐步从无到有,从虚到实,从局部实现到全面实现,其中所依靠的,正是这种创造性韬略。作为创造性韬略,有无理论在三国时代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整个三国鼎立的时代,就是在这种韬略的宏观指导下产生的。

  三国韬略家们敢想敢为,富有创造精神。新的势力的形成,新的格局的确立,新的胜利的取得,都离不开有无理论的指导。而创造性是这一理论的灵魂,灵活性是这一理论的生命,利害性是这一理论的价值。

  变换速度魔方:缓疾论

  三国韬略中的缓疾理论经过大量的实践检验,被一致认定为具有很高价值的思想武器。缓疾韬略旨在通过改变行动速度,达到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效益这一人们求之不得的结果。

  很难从表面上判定缓与疾的好坏,决定采用缓疾韬略的制约因素是很多的。三国时代,韬略家对于缓疾韬略的理论贡献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其中,突出缓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外力为催化剂,用速度争时机,视缓疾为有质感的打击力等论点,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兵贵神速”,“其疾如风”,“疾战则存”,“兵之情主速”,“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诸多古训表明了行动疾速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这是考虑了军事战争的特性,总结大量的战争实践而得出的结论,无疑都是正确的。三国时代的许多战役或战斗,都是以疾速取得主动,赢得胜利的。曹军征讨三郡乌丸,长驱直入,轻装疾进,兵如天降,使敌人猝不及防。曹军攻打刘备,精骑日行三百里,夺取江陵,取得主动。司马懿进攻孟达,兵临城下之日,孟达如梦初醒,感叹何以如此神速。

  与此同时,三国韬略家还发现缓的巨大作用。田丰、沮援为袁绍设计的伐曹方略,就以缓为主,以缓对疾,以久待速。《三国志·袁绍传》中记载了田丰针对袁绍南下而创设的用缓、持久韬略:

  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指袁绍)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指黄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末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坐可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

  可惜由于袁绍无识,刚愎自用,不听忠告,终于身败名裂,遗笑方家。

  曹操平定乌丸之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逃奔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早先不服曹操管辖,至此,有人建议曹操乘胜攻打公孙康,袁尚兄弟亦可一并擒获。曹操不听,说是让公孙康去斩杀袁尚兄弟,接着便引兵撤退。不久,公孙康果然杀了袁尚兄弟,传首而至。诸将大惑不解,曹操解释说,公孙康平时也畏惧袁尚兄弟,我军急攻,双方则齐心合力对付我们;而我们缓和一下,双方就会自相残杀。这是所谓势之所然。曹操兵不血刃,营造缓和之势,促使对方矛盾,从而借刀杀人,坐收渔利。

  关羽率军攻打曹仁,曹操派遣于禁前往援助,时值大雨,汉水泛滥,于禁所统七军全部覆没,关羽威震华夏,急得曹操要迁徒许都以避其锋芒。司马懿、蒋济认为关羽得势,孙权必不乐意,于是设计化急为缓,转移矛盾。同意割长江之南给孙权。关、孙争战,关羽败北,樊城自解。

  在行动中根据情况,采用缓疾韬略,最大的目的,还在于保存自己的实力。两点之间以直线的距离为最近,两军对垒,以速决战取胜为最大效益。但为了获得这一效益,有时就以缓代疾,等待时机,营造时机,不费一兵一卒,不费吹灰之力,取得期望之值。

  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体味到缓疾韬略的内蕴在于控制事物进展的速度,以此作为外力,促使对象改变状态,朝着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以外力为催化剂、助产婆,迫使对方改变心愿。沿着—定的渠道行动,是实施缓疾韬略的一大奥妙。袁绍借公孙瓒之外力,不急攻冀州,而是派说客游说,以缓取胜。贾诩劝张绣对付曹军,前后异策。诸葛亮进兵南中,武缓文疾,效果显著。此外,韬略家们变换缓疾,或外缓内疾,内缓外疾;或前缓后疾,后缓前疾;或军缓政疾,政缓军疾; 或实缓虚疾,虚缓实疾……变换速度,转动魔方,使对方感到压力沉重,失去原来所有的反击力量,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

  缓疾韬略在三国时代被开掘的另一个内涵是,以速度争时机。俗话说,时不可失,机不再来。然而,缓疾韬略的使用,可以使行动合着时机的节拍。时未至,缓之;时已过,疾之,从而将对时机的把握,转化为对速度的控制;对玄虚之物的认识,转化为对实际之事的操作。

  董卓已裹胁汉献帝西归,控制了号令天下的正统天子,只是认识不足,倒行逆施,失去统一天下的大好机会。袁绍原本可以先将汉献帝抓到手中,但左顾右盼,顾虑重重,优柔寡断。这些,对于后起的曹操来说,本已没有什么机会,但就在时机的缝隙之中,曹操下决心听取谋士之策,设计迎取献帝,从而一跃而上 成为政治上的强手,缓疾韬略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失去的时机,可以以疾取回。 等到效益明显时,袁绍则悔之晚矣。

  中原的统治权已被曹操控制之后,统一天下的机会,多在曹操之手;然而孙策、孙权占据江东,从外围攻入腹心,也仍然存在着统一天下的机会;刘备后来居上,运用缓疾韬略,先借荆州,后夺益州,关羽之军,声威显赫,同时存在着统一全国的可能的时机可以等待,必以有识为前提;时机更可以营造,必以缓疾韬略为手段。

  在三国韬略家的心目中,缓疾韬略不只是一种工具、手段,而且在某种意义已成为有质感的打击力。疾进的军队,快速的政治、外交反映、处置,会令人觉到一种时间、速度上的无形压力。往往兵未至而心已散、城已空,力未到而气已竭、谋已消。所谓虚张声势,先声夺人,就是缓疾韬略中疾的原则所发挥的。另一方面,缓兵之计、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等均是缓的原则的效应。我方的缓疾内容一旦公布于众,就形成一道力的辐射,敌方即会对此作出相应的部署。 如果抽换其中内容,造成速度的变档,就会使敌方措手不及,打乱整个防范系统。

  三国韬略家们在其命运选择的关头,也常常动用缓疾韬略。荀彧、许攸之投奔曹营,可谓疾速不停。贾诩游刃于群雄之间,缓疾从容。诸葛亮隐居隆中,缓缓不动······相反,世人违背缓疾韬略,往往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袁绍急于攻曹,袁术急于称帝,刘备急于报关羽之仇,姜维急于败魏,均一败涂地,损失惨重。而刘表缓于见机,刘备缓于决断,袁绍缓于行动,均错失良机,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只有时伏则缓,时至则疾,缓疾快慢,与时俯仰,则举无遗策,算无过失,赢得主动,赢得成功。

  烧向冰川的天火:分合论

  动乱的年代,各种势力起伏消长,错综复杂,分化组合,日新月异。韬略家们运用分合原理,改变形势,改造社会,在大量的实践活动中,丰富了分合思想,并进而提炼、总结出不少具体的法则。

  所谓分,即分解、分散、分化、瓦解、分裂、分离、切割、分割……实质上,是改变对手的实力、威力、结合力、凝聚力,达到削弱力量、瓦解人心、消磨意志、涣散精神的作用,取得改变性能与状态,兵不血刃,不战而胜的最终目的。

  三国韬略家们在运用分合原理时,更多地偏重于分的韬略,因为分是将整体分解为部分,这同三国时代竞争激烈,你死我活的特点密切有关。

  运用分的韬略,可从实施客体角度,分为三种类型:

  一、对待少数民族势力。三国时代的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仍然存在,有时表现得比较突出。曹操集团的主要对手是匈奴与鲜卑,采用的主要办法是以夷制夷、分裂切割、亲而离之,众而分之。

  公元216年,曹操借机扣留南单于呼厨泉,将南匈奴分为五部,每部设立一名统帅,并派汉人作司马,加以监督。五部分立,互不统属,分而治之,以弱其势,有效地遇制了南匈奴不断壮大的势力。

  曹丕执政初期,北方的少数民族十分强盛,经常进犯边境,曹魏政权派遣田豫出任护乌丸校尉一职,牵招、解儁同时任护鲜卑校尉。当时鲜卑族有几十个部落,田豫设计离间,以挫败、控制、兼并等手法使各个部落互相攻击,成为仇敌,从而减弱了来自北部少数民族的压力。

  公元277年,卫瓘用亲而离之的韬略,破坏鲜卑各部的联盟,使日渐强大的鲜卑力量一蹶不振,减轻了对中原王朝的威胁。

  刘备死后的蜀汉政权在诸葛亮的主持下,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在南征中,杀掉叛乱的首恶,而不问胁从,采用攻心之法,分化敌人的意志。最后稳定南中,北上与曹魏争锋。

  东吴对山越采用分化瓦解的韬略,既平定了叛乱,又征集了兵员,增强了实力,可谓一举两得。

  二、对待敌对势力。三国时代的图强争霸充满了腥风血雨,为了有效打击敌手,必然要运用分的韬略以削弱对方,这使得分的韬略得到广泛的使用和长足的发展。

  朱儁以围师必阙手法,分散被围的黄巾军斗志,将其击破。王允敏锐地捕获信息,利用董卓属将吕布的不满情绪,实施分化瓦解之术,使吕布杀死董卓,为东汉朝廷除去一大祸害。吕布以步骑不足四千的兵力,承受袁术数万大军的进击,吕布采纳陈珪之计,对袁术联军实行分离切割之术,致使韩暹、杨奉部下同时倒戈,袁术大将张勋败逃,所率大军几乎全部覆灭。曹操运用各个击破的策略,攻灭袁谭、袁尚。郑浑、夏侯渊采用以敌制敌之策,斩杀马超部将梁云。羊祜死后,杜预对吴国君臣实施离间计,因利间斗,使其自相矛盾,以便取乱侮亡。

  三、对待异己势力。由于形势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异己力量不得不让其存在下去,但这种存在不是永久性的,一旦机会成熟,必定彻底铲除。如何利用异己势力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同时又能加以控制,必要时加以消灭,就成为各个集团颇费心力的问题。对于异己势力,原则上,韬略家们仍然采用分的稻略。

  曹操对于异己力量的态度有两种:一是保留,因为这样做,利大于弊;二是铲除,因为任其发展,尾大不掉,终将形成危害自己的阻力。如攻克雍丘,张超自杀,翦除袁绍的同盟。孙权为了对付曹操,将荆州借给刘备,为敌树敌。尽管有人提出刘备今后必将为患,宜及早拔除,但孙权迫于当时形势,不敢轻举妄动,反而扶助刘备,保留异己力量的存在。

  当一派实力还不够强大,需要更多的力量予以支持时,决策者则采用合的韬略。

  所谓合,是指联合、组合、合并、合力,将部分组合为整体,使分散调整为集中,使离散转化为聚合,使弱小改变为强大。在三国时代,分多合少,即便为合,也是一种被迫的、不平等的,付出巨大代价的。被合者往往失去未合之前的权力、地位,没有生命保障,没有自主权。三国时代的合,是一种形势使然,决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的,这对于主动与被动的双方,均是如此。

  袁绍计夺冀州之时,采用的是远交近攻之术,这是一种合的韬略。袁绍联合公孙瓒,让他攻打冀州,对韩馥造成正面压力,然后率军压向冀州,使韩馥走投无路,同时派出说客进行游说,终于迫使韩馥拱手让出冀州,但袁绍并不因此感谢公孙瓒,而将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对准了公孙瓒。与公孙瓒合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一旦达到目的,便兵戎相向。后来,公孙瓒与袁绍打得难解难分时,以和亲方式,敌为友,不过这种合是十分短暂的,最后,公孙瓒是在袁绍强大的攻势下死去的。

  曹操精通合的韬略。张绣曾攻杀曹操爱子、猛将,陈琳曾作檄文痛骂曹操,许攸为袁绍谋臣,逃归曹操,张鲁为一方诸侯投降曹操,刘备为天下英雄,受屈时投靠曹操……曹操均能克制私忿,一概接纳,封以高官,许以重禄。这不是曹操的宽宏大量,而是曹操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塑造自身良好的形象所使然。一旦阴谋得逞,曹操就会原形毕露,赶尽杀绝,手段残忍,毫不留情。

  远交近攻、扩大同盟、化敌为友、网罗人才、与众相得、招降纳叛、笼络人心、裂土分疆……都是合的韬略所演化的具体原则,这些原则在三国时代,得到极广泛的运用,从而使得三国形势强弱时易,复杂多变,难以预料。

  分化瓦解,合纵连横,是早在三国时代以前即被运用的韬略。分合即捭阖, “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道之大化。”(《鬼谷子·捭阖第一》)纵横捭阖原为先秦时代纵横家韬略心法,且多用于外交,而三国时代,分合韬略的适用范围则无所不至。

  对于分合韬略的经典性论述,除了《鬼谷子》一书比较集中以外,接下来就数《孙子兵法》了。孙子强调“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军争篇》)其意是用兵作战要靠诡诈来取得胜利和成功,要根据有没有利益,或利益大小而采取行动。要运用兵力的分散和集中营造种种变化。孙子在《虚实篇》中讲到,要使我方集中兵力,“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只有这样,以十击一,以众击寡,才能稳操胜券,战而必胜。这是敌我势均力敌的状态下,战胜敌人的有力措施。

  三国时代成功的韬略家们都紧紧把握分合韬略的内在辩证关系,这种内在辩证关系表现为分合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面对黄巾军强大的攻势,东汉朝廷的有识之士建议解除党锢,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镇压黄巾起义。事实上,东汉统治层内部由分到合的转变,是农民起义所遇到的最大阻力,正是这一转变,使得整个统治阶级暂时将目标对准起义军,利用其文韬武略方面的优势,最后剿灭了这场大起义。

  在三国时代的各大集团中,曹操集团是运用分合韬略最成功的一个集团,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就是同最具潜在的、传统的、无形的、巨大的皇权势力联合的高明韬略,这使曹操在扫荡群雄,兼并北部中国各大势力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有力作用。相反,袁绍则对皇权势力采用分离的韬略,这种表面受益,实际受害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给自己带来了发展不利的因素。

  孙刘之合,有曹操赤壁之败,形势鼎足之分。孙刘之分。有蜀汉猇亭之败,刘备白帝之哀。吴蜀再合,有诸葛亮南中之征,北伐之举。曹魏南下攻掠,受制于这种联合;东吴江山之固,得益于这种联合。

  三国时代,分与合的决策,演化成和与战、强与弱的结局,其中的得失利弊,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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