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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中国佛教和佛学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格义,第二个阶段称为教门,第三个阶段称为宗门。

  一个人初学外国语的时候,必须先把一句外国语翻成一句本国话,然后才能理解。他学说外国语的时候,也必须把他要说的一句话,先用本国话想好,然后再翻成外国话。他的话是用外国话说的,可是他的思想是用本国话想的,所以必须经过这些翻译程序。

  一个国家的哲学,传到别国的时候,也要经过类似的程序。佛教初到中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人听到佛教的哲学,首先把它翻成中国哲学原有的术语,然后才觉得可以理解。宣扬佛教哲学的人也必须把佛教哲学的思想,用中国原有的哲学术语说出来,然后中国人才能理解。这种办法当时称为“连类”或“格义”。《高僧传》说,佛学大家慧远向听众讲佛学的“实相义”,费了很多的时间,听众越听越糊涂。慧远又用庄子的道理作解释,引“庄子义为连类”,听众就明白了。(《高僧传》卷六本传)

  《高僧传》又说,另一个大佛学家法雅,因为他的学生对中国原有的思想有一定的了解,而对于佛教哲学了解得很少,他就把佛教的哲学同中国原有的思想联系起来互相解释。这种办法,当时称为“格义”(《高僧传》卷四本传)。

  在当时的思想界中,一般都认为玄学和佛学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它们的概念可以互相通用,它们的语言可以互相翻译。

  随着对佛学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佛学和玄学逐渐划清了界限。就翻译这方面说,大翻译家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意译就不免有“格义”、“连类”之处,他的学生道生就简直用玄学的语言作文章了。以后的翻译逐渐改用直译,重要的概念术语都直接翻音,有名寺院的大宗派,大都各奉一部佛教经典作为教义。所谓“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他们都不怎么提了,这是佛教和佛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中国近代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严复是对于西方文化有比较真正的了解的人。他翻译了许多书,他的翻译方法就是“格义”。他翻译了一段原文,就写一段按语,用一些中国原有的思想加以说明,这就是“连类”。例如逻辑,他原来翻译为名学,这是和先秦的名学家相联系。后来做翻译工作的人,提出了另外几个译名。人们觉得都不合适,于是改为音译。逻辑这个名字就通行了。这标志中国人对西方哲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佛教和佛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宗门。这个宗就是禅宗。它不是和隋唐诸大宗派并行的,而是它们的对立面。它不是像其他宗派那样信奉一部佛经,信奉一部佛经作教条,对它做咬文嚼字的研究,而是不信奉一切佛经,打倒一切佛经。它认为一个人的心就是佛,从一个人的心中直接发出的声音,比任何经典都有权威。禅宗的和尚都不学习佛教的经典,认为那些东西都是糟粕。可是他们把禅宗祖师的话都记录下来成为语录,他们都学习这些语录,这是禅宗内部的一个矛盾。以上所说,就是佛教和佛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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