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初，内蒙古科右前旗郡王乌泰公开响应外蒙，宣布独立，并且组织队伍进行大规模武装叛乱。民国政府断然组织军队进行平叛，山东籍将军吴俊升是这次平叛战役的主力。这次成功平叛被誉为“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的第一件体面之事”。

过继的郡王

在中国的版图上，位于内蒙古地区境内有一片美丽富饶的草原——科尔沁大草原。这里面积辽阔，沃野千里，水草丰富，牛羊肥壮。清朝时，科尔沁地区属哲里木盟(今内蒙古通辽市)，乌泰便是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右前旗的郡王，在科尔沁草原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在1636年，皇太极就封科右前旗的封建主达布齐为郡王，并且可以世袭。1870年，第十世郡王病逝。因十世郡王身后无子，旗内王公贵族将第七世郡王的后人根敦占散过继为嗣，继承王位。可惜第十一世郡王根敦占散命薄福浅，在位数年也一命呜呼，而且又是身后无子。于是，旗内王公贵族为王位继承之事发生激烈争斗。第十世郡王之妻、太福晋格根珠拉坚持要指定将十一世郡王根敦占散的长兄乌泰过继给第十世郡王，承袭郡王的封号。

反对这一主张的王族人士认为首先这不合封袭的惯例，其次，乌泰已出家为僧多年，为袭王位还俗不妥，坚决主张另举他人。但太福晋格根珠拉坚持己见，1881年，21岁的乌泰一步登天，由一个终日与佛经、孤灯相伴的喇嘛，还俗袭爵，出任科右前旗的第十二世郡王兼哲里木盟副盟长。

乌泰之前的几代郡王都因生活奢侈、经营不善而负债累累。而乌泰依然要维持郡王的气派，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那么钱从何而来？拆东墙补西墙究竟不是长久之计，乌泰所能想到的法子便是卖地放荒。

所谓卖地放荒，就是将无人垦种放牧的荒地草场卖给外来流民，任其自由开垦。本来按清朝理藩院的规定，凡蒙古人不得越旗迁居。因此，一般蒙古人都把流浪的外旗人视为逃亡的歹人，不予容留。限制虽严，但依然不断有因各种原因逃亡而来的外旗人，而且科右前旗土地辽阔肥沃，是难民们逃亡的理想之地。乌泰于是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大肆卖地放荒，使该旗外来定居移民短期内骤然增至550余户。

开始，乌泰征收开荒农户的地租每户二三十两银子，后来竟增至每户两个元宝，而当时每个元宝的价值约合白银五十两。这些银子滚滚流入了乌泰的个人钱袋。

乌泰的卖地放荒政策，首先遭到了旗内贵族的强烈反对。但乌泰不听劝阻，一意孤行，而且继续招垦，使垦户增至1260多户。该旗贵族遂以“敛财虐众，不恤旗艰”的罪名，向清廷理藩院提出控告。按清朝《理藩院则例》和《户部则例》等有关条款的规定，在蒙地实行封禁政策，未经朝廷允准，任何人不得私自出放土地，否则依法治罪。1900年，清廷正式下旨，革去乌泰的哲里木盟副盟长的职务。

10余年飘摇起伏的郡王生涯，10余年梦魇般的诉讼纠缠，不仅使乌泰的经济几乎破产，也使他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关系恶化起来。而此时，早已对中国满蒙地区垂涎三尺、急欲为其扩张侵略寻找代理人的沙俄，向乌泰投去了“甜蜜”的诱饵。

投向沙俄的怀抱

1900年，沙皇俄国借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之机，以保护东清铁路为由，派兵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其中一部分骑兵160余人，就驻扎在科右前旗的王爷庙(今乌兰哈达)等地。因此，驻东北的俄军就不断有人借“游历”之名，深入科右前旗各地刺探军情，寻找各种可利用的人物和时机。1901年，一个名叫格罗莫夫的神秘人物走进了乌泰的王府。因被撤销副盟长之职而懊恼沮丧的乌泰仿佛抓到了救命的稻草，一头扑进了沙俄的怀抱。

1901年的冬天，为寻求俄军进一步的“庇护”，乌泰私自携带郡王印信，先后偷偷赴齐齐哈尔和哈尔滨，拜见俄国外交官索克凝和伯力总督哥罗德阔夫。俄国方面以上宾之礼相待，并赠快枪12杆，乌泰受宠若惊。俄国人对他负债累累的困境深表同情，并表示可以设法由俄国银行予以资助，这更让他感激涕零。

吴俊升成功平叛

吴俊升，字兴权，1863年生，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人。幼年随父落户奉天(今沈阳)郑家屯。后投身军界，官至奉天巡防营后路统领，驻防郑家屯。乌泰将叛军进攻的重点放在洮南府和镇东县城，因为这两个地方不仅位居要冲，而且是当地的政治经济中心。赵尔巽将平叛的重任压在了吴俊升的肩上。8月20日乌泰公开叛乱以后，吴俊升本来想带领他的马炮各队从靖安出发西行，直攻叛军的要地葛根庙。但就在他率军离开洮南之后，叛军却首先攻占了镇东县城。吴军若继续孤军深入，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洮南知府欧阳朝华飞请吴俊升星夜回洮，以救燃眉之急。

吴俊升认为，不先夺回镇东，难免有后顾之忧，且不足以挫叛军锐气，遂“于22日督队驰援，历战数时，枪毙蒙兵23名夺获快枪5杆……当将镇东克复”。就在吴俊升克复镇东县之时，洮南府已危在旦夕。

乌泰叛军的中路统领锡勒图喇嘛甩掉黄帽，以黑布裹头，号称刀枪不入，率一部叛军直抵洮南城北。洮南知府眼见大军远出，城内空虚，急中生智，命仅有的200名城防队员每天夜里悄悄出城，白天大张旗鼓，列队进城，而且每天都改换军服的颜色和进城的方向，以为疑兵之计。

叛军果然中计，攻城计划一再推迟。但是，知府惟恐计策被叛军识破，最后又不得不主动弃城而走。孰料知府刚刚弃城，叛军尚未进攻，吴俊升的巡防队便于23日晚赶回了洮南。

随后，双方在洮儿河南北两岸展开激战。每遇战斗，吴军先用大炮轰击，炮弹接二连三地在叛军队伍中爆炸，令叛军大为惶恐，吴俊升随即亲率骑兵冲入叛军队伍。乌泰的叛军大都是未受过正规训练的乌合之众，所用的只是些小炮和猎枪。相比之下，吴俊升的军队不仅训练有素，富有战斗经验，而且枪炮精良。

经过数天的战斗，乌泰叛军伤亡修重，渐渐力不能支，开始后退。吴俊升边战边追，先后激战10余次，攻克被叛军占领的嘎喜喇嘛庙、白虎店、靖安、瓦房等城镇。到9月12日，叛军全部龟缩到葛根庙。

乌泰发动叛乱之时，还大肆驱逐汉民出境，引起两族人民的相互残杀和抢掠，吴俊升虽以“期抚兼施，先战后和”为宗旨，并“严戒兵弃，其蒙人非骑马持枪与我敌对者，妄杀一人，以军法论”。

9月12日傍晚，吴俊升率所部5营追至葛根庙。葛根庙是科右前旗地位最高的喇嘛葛根的本庙，不仅墙垣高厚，而且集中了叛军精锐，防守坚固。吴俊升部虽历战数日，但勇气百倍，愈战愈勇。他们在附近山顶上架起大炮，向庙内轰击。炮火将庙中大殿的西南角轰塌，殿上的铜顶也被打落，管带曹俊奋不顾身，率先登上高墙。乌泰等只得趁夜半时分突围，向北面丛山中的乌泰王府逃去，吴俊升继续率部追击。

吴俊升部一直追到归流河南岸，叛军在北岸依险布防，双方隔河对峙。与此同时，吉林、黑龙江等其他各部平叛军队也都取得胜利。黑龙江省还派出一支生力军，前赴王府夹击乌泰。乌泰见事已至此，不仅沙俄的军队未曾露面，就是外蒙古的军队也未见一兵一卒前来支援，不由得心灰意冷。畏于政府军的威力，乌泰决定放弃王府，逃往索伦山中。

乌泰不久被俄国人从索伦山中救出并逃往外蒙的首府库伦，后任库伦政府的“刑部副大臣”。但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1915年，中俄蒙两国三方签订条约，外蒙取消独立，实行自治。民国政府宣布对以前宣布独立及举兵叛乱者“既往不咎”。

1915年10月28日，乌泰和他的儿子一起到达北京，表示“悔过”，受到袁世凯的接见，后来被聘为总统府的二等军事顾问，并被赐予官邸一座。1920年4月，乌泰在北京病逝。

吴俊升由于平叛有功，办成了“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的第一件体面之事”而名声大噪,备受重用，由一个巡防队统领迅速升到黑龙江省都督的位子。1928年6月，吴俊升和张作霖坐火车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

奉系名将吴俊升：替北洋荡平蒙古，为张作霖陪葬       

1904年4月和6月，乌泰从华俄道胜银行分两次共获得20万卢布的贷款，条件是以该旗土地、矿产和牲畜为抵押。对俄国人的“投之以桃”，乌泰无不“报之以李”。1904年俄国与日本为争夺在华权益爆发日俄战争，乌泰竟积极为俄军筹集了大量牛羊，为此深得俄国方面的赞赏。

1906年10月，乌泰又以“旗界山林作抵”，从俄国东清铁路公司秘密借得一年期贷款9万卢布。借款到期后，乌泰无法偿还，只好提出以该旗的牲畜作抵押，但东清铁路公司拒绝接受，并向清政府提出交涉。于是，乌泰向外国借款的秘密暴露，成为中俄两国之间的外交事件。

清政府派员调查，乌泰不得不将两次贷款的经过全盘托出，请求官方救助。据统计，乌泰此时共欠俄国的债务折合白银38万两。清政府为巩固国家主权，决定由国家替乌泰垫还外债，以根绝俄国人的阴谋诡计。清廷官员与俄方代表交涉了两个多月，乌泰也向俄方表示，所欠的是私债，而抵押的土地、山林均是国家疆土及全旗公共财产，政府如果不承认，一切印据均无效，如不同意由政府代偿，此债将永无还清之日。俄方最后只得同意。

随后，乌泰与清政府的大清银行签订了为期10年的40万两(后改为30万两)借款合同，用以偿还清政府代为偿还的俄债等借款，清政府还下令免去乌泰所欠北京各钱庄的债务。但此后，科右前旗地局的收租权、采矿权和出卖荒地的价款，均为大清银行提留还债。乌泰本人及王府上下，每年除乌泰的1500两的俸银外，另给2000两白银作为日用。乌泰虽然表面上承认这样的条件，“为敝王计，至优极渥，实深钦佩……异常感激”，实际却对财政权力被剥夺，以及因此产生的经济拮据，内心充满怨恨。

响应外蒙公开叛乱

就在乌泰对清政府积怨日深，本旗财政面临完全破产又无以为计之际，中原大地发生了一场从未有的变革——辛亥革命。就在南北对峙、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相互较量之际，在沙俄的指使策动下，以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为首的民族分裂分子，乘国内政局动荡之机，悍然宣布独立，成立“蒙古国”，并向内蒙古各旗宣示，号召归顺。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王朝，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内蒙古的封建王公面对国内政局的变动和外蒙独立的形势，无不心怀忐忑。身处困境的乌泰认为这正是摆脱逆境千载难逢的时机。1912年初，他决定响应外蒙的呼唤，宣布独立，公开叛乱。乌泰一方面派人潜赴外蒙联络，请求外蒙和沙俄的支持援助，一方面在本旗及周围各旗煽动蛊惑，挑唆民族仇恨，号召蒙民起事，驱逐汉人。为号召更多不明真相的百姓，他还特别唆使本旗地位最高的活佛葛根，号召全旗的喇嘛响应起事并鼓动百姓参加。

乌泰的阴谋活动很快被洮南知府得知，报告了奉天(今辽宁沈阳)都督赵尔巽，并派官员赴王府劝说。乌泰见事已败露，遂决定立即发动叛乱，企图“险中求胜”。

从1912年8月8日到20日，乌泰接连发布文告，宣告“本旗二十万人结为一体，毫无退志，共愿趋向库伦”；并命令“各户良马快枪赶速备齐”，“驱逐本旗府县民官，保固疆土”。8月20日，乌泰在葛根庙正式宣布科右前旗独立，发布《东蒙古独立宣言》：“……共和实有害于蒙古，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并由俄国供给武器弹药，兹宣告独立，与中国永绝。”

乌泰将欺骗胁迫而来的3000多人分为三路：中路命锡勒图喇嘛为元帅，由王府出发，直取洮南(今吉林洮南)；左路命葛根喇嘛为元帅，从葛根庙今科右前旗草根庙镇境内陶赖图山脚下出发，进攻靖安(白城子，今毛乌素沙漠的边缘，古匈奴人建的国都)；右路以嘎钦喇嘛为统领，攻取突泉并夹攻洮南。

北京民国政府接到有关乌泰叛乱活动的报告十分震惊，担心稍一处置不当，会因此酿成整个内蒙古的大乱，所以最初的处理极为谨慎。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初，袁世凯对蒙古王公采取的是安抚的政策，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一系列优待蒙旗王公的条例，加封晋级了很多王公。乌泰公开叛乱以后，北京政府认为“若再隐忍，势必牵涉全盟，即(东)三省亦无宁日”，命令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都督派员到各旗劝导，如不听劝导，“可以兵力剿办”。

在乌泰蠢蠢欲动之时，奉天省都督赵尔巽就及时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奉天(沈阳)设军事统帅部，命驻辽源(郑家屯)的奉天后路巡防队统领吴俊升速率所部驰赴洮南前线。同时，黑龙江都督宋小赚率兵警戒嫩江沿岸并进击科右后旗；吉林都督陈昭常从伯都出兵截击沙俄可能派出的援军。此外，还从新民屯附近驻军抽调步炮兵4个营与第21镇的骑兵旅配合，警戒辽河地区，并向郑家屯前进待命。